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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红色文化札记(三)

193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蒋、汪合流反共,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革命工农群众,大肆扑灭红色火焰。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进入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松江,既有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让地主老财闻风丧胆,又有敌人疯狂镇压农民运动血染乡土;更有被捕的共产党人、农运领袖忠贞不屈,彰显平时能看出来,困难时能站出来,危机时能豁出去的革命英雄本色;还有党的地下组织遭敌全面破坏,革命潮流起伏跌宕,前进道路曲曲折折,续写松江红色文化新篇章。

陈云塑像

三、从党领导松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看云间大地之红色革命道路艰难曲折。

(一)松江农民革命活动中心、枫泾暴动指挥所一一新浜大方庵。始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大方庵,坐落在松江区新浜镇西南约2公里的赵王村。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陈云回家乡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发展组织,部署秋收暴动,并选定大方庵为枫泾农民武装暴动指挥所。民国时期的枫泾,隶属江苏省松江县,新浜属枫泾区辖,为松江县枫泾区新方乡,解放后属枫泾区新文乡,1957年8月撤区并乡,由5个小乡合并组成新浜乡。1966年10月,枫泾、亭林2个镇,枫围、亭新、朱行、漕泾、山阳5个公社和张泽公社的2个大队由松江县划归金山县管辖。金山县泖港公社划归松江县。此外,1954年3月,新浜地区新石乡3个自然村和徐家浜村河东划归青浦县练塘区。重温这段地方归属和区划调整历史,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建立的地方党组织名称和农民武装暴动彼此关连的情况。

枫泾暴动指挥部旧址一一大方庵

至于枫泾农民武装暴动指挥所为何设在新浜大方庵的问题,推论起来,大致有以下缘由:一者,新浜位于松江、金山、青浦、嘉善四县交界处,大方庵地处枫泾与新浜之间的偏僻乡野,不仅敌人力量相对薄弱,而且活动区域纵深广阔,有利于在江浙两省边界开展农民武装斗争。二者,陈云是青浦练塘人,对家乡周边情况比较熟悉。况且,大方庵和尚同情支持农民协会。据相关史料记载,大方庵旁有五六棵大树,周围空旷,农会举行活动时,和尚曹泰等常会爬上树去,望风瞭望。三者,大方庵是座古寺,四方前来礼佛的香客人数众多,有利于掩护农会开展活动和农民革命军进行规模集结。四者,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下达《江苏省农民运动工作计划》中,把全省划为13个区,其中,松江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3县;同时要求以"有组织、有工作的地方作中心"。在蒋、汪反共合流、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枫泾独支和枫泾农民协会由枫泾积谷仓转移至大方庵一带活动。当地贫苦农民居多,翻身求解放愿望强烈。据调查,大方庵附近钱家草自然村,有贫下中农54户,其中48人当长工,25人当女佣,4人做丫头,5人讨饭,28户靠"吃手米"(借高利贷)度日。所以,穷苦农民群众与党领导下的农会组织实为命运与共的一家人。正是以上缘故,新浜大方庵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活动中心。由此联想到1927年8月9日,中央派湖南长沙湘潭县人毛泽东为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陈云返乡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均为同一时代背景下,上级党组织加强对各地举行秋收武装起义或武装暴动领导所釆取的重要组织措施。

俗话说:"兔子尾巴长不了"。枫泾暴动时间确定为1928年1月22日,这年是兔年;同时又是除夕,亦即农历丁卯年腊月三十。1927年11月,陈云任书记的中共青浦县委成立,12月改为中共松青县委。所以,发生在这一阶段的农会革命活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据"陈云与松江区农民暴动史料展"介绍,1927年10月初,陈云从上海绕道浙江嘉善西塘镇到达青浦小蒸,回乡后做了四件事:一是和同在青浦开展秘密活动的陆铨生、吴志喜、夏采曦、袁世钊、陆龙飞等取得联系。二是向农民进行抗租、抗债、抗税的演讲宣传。三是在小蒸、练塘地区几十个村子成立了农民协会,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立。四是加强松青地区党组织建设,壮大农民革命军,领导小蒸和枫泾暴动。当时,农民革命军有青浦、松江两支,分别由吴志喜和袁世钊、陆龙飞带领,中共青浦县委改建为中共松青县委后,合编为松江区农民革命军,吴志喜任总指挥,下辖陆龙飞任指挥的枫泾农民革命军和观音堂农民纠察队等。

在松江新浜大方庵这个具有红色革命传统的地方追忆风云往事,被陈云等革命前辈的事迹深深触动。陈云接受党的指派返回家乡前,曾对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说:“我要走了,此去我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陈云回到青浦后,利用农历十月初一、周边三四十个村庄农民都会来小蒸镇上赶庙会的机会,在迎神祭坛活动结束后,立即与吴志喜跑到庙后荒坟高地上,敞亮嗓子向群众演说道:"我们种田人为啥荒年借当头,熟年吃苦头,就是因为有租米、高利贷两块大石头,只有推翻这两块大石头,农民才能有出头";"众人齐心能移山,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办好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进行抗租斗争,才会有好曰子过。"陈云、吴志喜不失时机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语言亢腔有力,朴实生动,句句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参加农民革命军。由此可见,从实际出发,针对人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做群众的贴心人,说群众的贴心话,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红色传统。回望风雨兼程百里路,传统没有过时,当下尤需发扬光大。

陈云与松江区农民暴动史料展

走笔至此,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党的八七会议后,上级党组织因何指示有条件的地方择"秋收"前后举行红色暴动或武装起义?带着这个问题看小蒸、枫泾暴动时的当地社会情形,便会有所感悟。因为诸多地方史料客观反映一个基本史实,生活在旧社会的当地农民最怕两件事,一是天灾,二是地主逼债。且看旧时松江地区,不仅庙会盛行,而且龙王庙、土地庙等遍及乡村,反映出靠天吃饭的种田人,畏惧天灾无情,故有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的心愿。此外,农民最怕地主催租逼债,尤其是利滚利的高利贷。松江民谣《高利贷是软刀子》唱叹道:"高利贷是软刀子,卖田卖地卖房子;利上滚利还不了,再卖自己命一条"。有句口头禅说"国民党税多"。据1934年江苏省田赋统计显示,附加税达147种,其中有的超过正税25倍。另据民国36年(1947)统计,松江田赋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17倍。解放前,地主逼租逼债主要釆用租限、押租、开粮、放老人等形式进行,如其中的"开粮",是地方当局对无力交租者按照追租法规,由刑警限期追交的一种强制行为;又如"放老人",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逼租逼债方式。地主或高利贷者利用普善堂又称"老人堂"中的老人,作为催租逼债工具,佃户或债户对这些"老人"不敢怠慢,要供其食宿,如此非旦未减轻债务,反而受累不堪;有些赤贫者被逼无奈,悬梁自尽。再说解放前,松江乡下以种植水稻为主,一年一熟制。秋收前后,限期交租的催租者接二连三,登门催促。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秋收后却要继续过忍饥挨饿的苦日子。所以,农民盼秋收、盼过年,又怕秋收、怕年关,心生怨恨,天有不公,世道黑暗!此时对农民宣讲砸碎旧世界的革命道理,号召他们起来进行抗租斗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失为党组织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有利时机。

据松江地方志、党史资料等记载,1928年1月3日,陈云、吴志喜接到报告,青浦小蒸大地主汪倾千勾结国民党水警队,派出巡逻船下乡武装逼租。于是,一边发动农民为保卫秋收果实奋起示威,一边由吴志喜带领武装赶去拦击,由此拉开了青浦小蒸暴动序幕。1月5日晚,吴志喜带领一支农民革命军夜袭小蒸,包围了大地主汪倾千家,破门而入,当场击毙。1月9日,农民革命军在小蒸、枫泾周围重创6个团防局营地,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又于11日晚一路杀了恶霸地主、土豪7人。随后便有民谣流传开去:"共产党,扒平王;财主人,泪汪汪;一夜杀死七只狼"。1月12日,农民革命军到达枫泾时,陈云从上海赶到,听取暴动情况汇报,研究夺取枫泾计划。15日,陈云在松江新浜草长浜何明金茶馆宣讲革命道理,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恶霸斗争到底,为枫泾暴动进一步奠定思想基础。当时的农会会员以佩戴红五角星会徽为识别标志,400多人参加大会。会后,陈云与吴志喜、陆龙飞、顾桂龙等一起研究部署暴动计划,决定于农历除夕举行枫泾武装暴动。但因枫泾自卫团团长周清帆事先听到风声,电告嘉兴、松江求援。1月18日,嘉兴派出国民党军队3个连赶往枫泾,会同自卫团、水警队等于19日凌晨,向农民革命军驻地土地堂、草长浜、厍上、蒋家浜等地发动突然袭击。吴志喜、陆龙飞率众抵抗,弹尽被捕,陈云、袁世钊、王子琴、顾桂龙等20余人,被列入"枫泾巨案犯"通缉名单。枫泾暴动的红色革命火焰,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了下去,革命斗争进入更为艰难的岁月。

(二)革命先烈,坚定信仰,谱写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红色文化赞歌。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革命之艰难,信仰之坚定;正义手中握,人民在心中;笑对死亡,一颗红心献给党。这是关押在松江等地监狱中的革命先烈,经受信仰考问,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红色答卷,也是松江红色文化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在这份厚重的遗产面前,追怀先辈,他们虽然早已离去,却是云间历史星空永远闪亮的坐标;他们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穿越时空,始终是信仰殿堂通明的红色灯火。

枫泾暴动失败后,共产党人吴志喜、陆龙飞、顾桂龙等先后不幸被捕入狱。敌人对年仅17岁和21岁的吴志喜、陆龙飞施以酷刑,用钳子拔掉了吴志喜的十个指甲,把陆龙飞打得血肉模糊。陈云、夏釆曦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松江,设法营救。吴志喜、陆龙飞知悉后,在狱中托传递消息的人带信转告陈云、夏釆曦说:"我俩的命大概不能保了,牺牲我们是不要紧的,你们的工作是更重要的,你们赶快离开松江,这里危险不能住,我们已准备牺牲。"把生留给同志,把死留给自己,这便是共产党人高贵的"同志"情;革命到底,永不叛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便是红色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

因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恶劣等原因,陈云等人组织的营救活动未能成功。1928年1月26日下午3时,吴志喜被敌人枪杀于松江小校场。就义前,他向围观的群众大声说道:"共产党是工农贫民的党,我为共产党而死,死也甘心。"同日下午,陆龙飞被军警押上火车,从松江站驶往枫泾,行刑于枫泾东栅文昌阁旷地上。陆龙飞就义前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完的!""18年后,我陆龙飞还是个好汉!"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为纪念吴志喜、陆龙飞壮烈牺牲发表悼念文章说:"吴、陆二同志的死,震撼许多革命者心灵,而且使松江工农群众都同情于他们,决心要以继续努力革命,为他们复仇。他们的血将要鼓动革命潮流高涨,涨到像洪水般的横流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

此外,中共枫泾区委委员、新浜钱家草人顾桂龙,在敌人围剿枫泾暴动农民革命军时,听到吴志喜报警枪声后,与袁世钊带领部分农民军边打边撤,从厍浪向青浦小蒸方向突围出去,随后,组织上安排顾桂龙转移至上海并接来妻女,住北四川路日本侨民区。陈云、袁世钊常来顾桂龙家中商量革命工作。为了准确掌握时间,陈云还特地买了一只八音钟放在顾桂龙家里。1928年夏,顾桂龙回到枫泾,参与中共枫泾区委恢复和筹建中共淞浦特委工作,后任松浦特委委员。1930年夏,顾桂龙和原金山县委书记翁明哲一起去吴江盛泽镇与金山卫盐民领袖王根生秘密会面。由于在盛泽的枫泾人袁子芹告密,顾桂龙被捕,押解至枫泾。敌人对他滥施酷刑,要他说出袁世钊的下落,尽管十个指头被敌人用竹签戳烂,但他是条硬汉,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改换诱降花招,送来酒菜说:"你不识字,是上当。讲出共产党,不杀你,包你发大财",并以顾桂龙上海家里有妻子女儿,乡下有七八十岁老母相要挟,要他再好好想想。顾桂龙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几年前就想好了……大不了家破人亡。"1930年8月2日,34岁的顾桂龙,在松江玉皇阁(今红楼宾馆南向)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云间魂一松江英烈传记》上记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县、区级党组织领导人很多,如浦南共产党组织创建人李一谔、中共松金(金奉)县委负责人沈千祥、中共松江县委负责人袁世钊等;由袁世钊又想到他曾任区委书记时的中共枫泾区委一班人,委员陆龙飞、王子琴、顾桂龙等,都先后被捕入狱,坚定信念,坚守信仰,坚持斗争,个个铁骨铮铮,人人顽强不屈,英勇就义。回首起敬,壮美邂逅一个红色精神催人奋进的领导班子。

(三)红色花朵绽放,松江开出革命姐妹花。"有人认为革命的出发点是爱,而我则认为是恨。我恨旧社会的一切,要用革命来打它个落花流水,把它彻底摧毁。"这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松江姜辉麟(女)得知她所敬仰的侯绍裘和妇运领导人张应春被国民党杀害后含泪立下的誓言。当年30岁的姜辉麟,已是4个孩子的妈妈,其中最小的女儿才2岁。就是这位儿女绕膝长有一双"天足"的年轻母亲,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毅然决然地向姐姐姜辉麟说出了自己要继承先烈遗志,赴死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1927年秋冬之际,姜辉麟经李主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派姜辉麟到奉贤,在刘晓、李主一领导下任中共奉贤县委交通员,以曙光中学女生校监作掩护,与已在奉贤做中共地下交通的姐姐姜兆麟一起工作。同志们对松江姜家开出的两朵红色革命花感到十分亲切,习惯以"大姜"、"小姜"称呼她们。1928年夏至1932年期间,姜辉麟相继在中共淞浦特委机关和上海沪西区、沪东区、虹口区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1932年,姜辉麟奉调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从事交通和农运工作;是年冬,回上海的时候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逼其招供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情况,她至死也不曾透露半字。1933年春,姜辉麟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6岁。

姜辉麟

姜辉麟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享有松江秋瑾的美誉。当下,上海红色地图上标有松江烈士陵园,其中铭刻着姜辉麟的英名。在庆祝建党98周年的7月里,瞻仰英烈事迹的人流络驿不绝,红色的旗帜与一层层花的波浪告慰英魂。后人记住了陈云同志为姜辉麟烈士亲撰纪念碑文所说的话:姜辉麟烈士(1897年一1933年),女,上海海市松江县人,中国共产党员。"五卅"时期,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杀。在当时革命艰难时刻,辉麟同志毅然加入共产党,誓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辉麟烈士先后在中共奉贤县委、淞浦特委、上海、南京等地担任党的地下工作。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1932年,辉麟同志被反动派逮捕,她坚贞不屈,1933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辉麟烈士永垂不朽!

陈云为姜辉麟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

由此又想到了姜辉麟姐姐姜兆麟说来话长的故事。1929年12月中共松江中心县委成立,严朴任书记,县委机关设在松江城内中心弄19号姜兆麟的家中。姜兆麟既是严朴后来的妻子,也是陈云的战友。1957年五一劳动节,陈云邀姜兆麟去北京观礼。在北京见面的除了陈云外,还有吴仲超。吴仲超看到姜兆麟后,感叹旧时战友已寥若晨星,雁行折翼,姜家姊妹而今一人矣,颇为伤悲。事实上,1925年由张应春、姜长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姜兆麟,不仅比妹妹姜辉麟入党时间要早,而且姜辉麟的成长进步,除了在景贤女中受到侯绍裘革命思想影响并结识了女界知音张应春、范志超等人外,与姐姐姜兆麟有着血浓于水的关连。不过,后人淡忘了姜兆麟却深切记住了她的妹妹姜辉麟,不仅与姜辉麟为党出色工作最后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有关,而且与生存下来的姜兆麟,1934后与党组织较长时间失去联系的一段人生坎坷经历有关。

1925年姜兆麟入党后,受中共上海区委张应春指派,先回松江从事妇女工作,后赴奉贤担任党内交通兼做妇女工作。1928年秋,调中共松浦特委机关做交通员,陈云是她的直接领导。此后,中共松江中心县委机关以她家作掩护,她与中心县委书记严朴假扮夫妻,日久生情,结为革命伴侣,成了真夫妻。当时,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名叫严爱胡,后改名姜爱华,是严朴与第二个妻子胡翠的生养的女儿。胡翠1929年病逝。严朴到松江工作后,从无锡家中接来女儿严爱胡。无后的姜兆麟,对小爱胡的疼爱胜过亲生。严爱胡8岁那年,因严朴和姜兆麟要去江西瑞金,便将严爱胡寄养在松江的六舅家,改名姜爱华。解放后,姜爱华长期在五里塘小学教书,直到1979年在岳阳小学退休。

姜爱华旧居秀水浜

细说起来,严朴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之父,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姜爱华(严爱胡)身为严朴之女,一生默默无闻,一直坚守在小学老师这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又与她始终铭记陈云伯伯的敦敦教诲不无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征集党史资料需要,笔者曾去百岁坊51号姜老师家中拜访,她找出了1957年5月9日陈云伯伯托在北京参加五一观礼的姜兆麟带回的一封复信,信文内容饱含深情,真挚感人,闪烁红色文化温暖后人的熠熠光辉。陈云在复信中详细讲述了姜爱华父亲严朴和养母姜兆麟同志的革命经历,并语重心长地对姜爱华说:我希望你不要对"革命后代"这几个字抱着不适当的想法,在现社会中只能自己努力,自己奋斗。从革命后代方面得的优待对于一个自立的人来说,并不是好东西,"自力更生"这是最可靠的。

从陈云写给姜爱华的信件和相关史料应证中得知,1930年秋,严朴由中共松江中心县委书记调任中共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委,后又奉调江西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姜兆麟也去了江西苏区工作。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姜兆麟因患有较重的脑贫血病,组织上决定她留在苏区。红军走后不久,姜兆麟被捕,敌人审问她时,始终不改是来江西做生意的口供,关押5个月后释放。她拖着一双小脚,一路衣衫褴褛,沿途乞讨,回到上海亲戚家中。她曾登报寻找过党组织,但没有成功,直到1945年10月,她得知李克农到南京的消息后立即去信,并收到复信,指示她混入难民所做群众工作。1949年5月松江解放,松江城区设松江市,在中共松江市委副书记余克过问关心下,姜兆麟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可见革命道路之曲折,而行走在前进道路上的革命先辈,人生经历,几多坎坷!姜家姐妹的革命经历让我们看到,有了信仰作为基底的人性光芒,可以支撑艰难的岁月,使坎坷的经历芳华自立,并以"华年"的春晖为美丽的华亭增光添彩;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也阻止他不得。"

(四)发展壮大起来的松江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但红色星火不灭。党的八七会议后,松江地区的党组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1927年10月,隶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中共松江独立支部建立,有党员8名,负责人胡五根;同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青浦县委,陈云任书记,领导青、松地区党组织,县委所属中共枫泾独支也同时改建为中共枫泾(章练塘)区委,袁世钊为书记,委员有陆龙飞、王子琴、顾桂龙等;同年12月,陈云任中共松江区(松江、金山、青浦)负责人,中共青浦县委改建为中共松青县委,书记夏釆曦,常委吴志喜,委员袁世钊、丁剑青(又名丁星光);中共松江独支改建为松江(城厢)特支,夏釆曦兼任书记。1928年2月,管辖范围为金山县和松江浦南的中共金山独支改建为中共浦南区委,李一谔先后任书记;同月,中共松青县委改建为中共松金青联合县委,负责人袁世钊。陈云领导下的松江区"农民工作"被中共江苏省委列为全省6个"重要之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川沙、南汇、奉贤、嘉定、宝山等县。

位于新浜的松江农民运动旧址

1928年9月,管辖上海郊县的中共淞浦特委在松江新浜钱家草顾桂龙家成立,委员杭果人、陈云、严朴、顾桂龙等,书记杭果人。因江苏省委巡视员巡视枫泾、浦南后报告说:"松金青三县组织了联合县委有好处,也有坏处……可以分县组织,各组县委。"所以,中共淞浦特委建立后即把分县建立党的"指导机关"作为重要任务,同年冬,建立分县后的中共松江县委,负责人袁世钊。1929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加强对松金青等县党组织的领导,成立中共松江中心县委,严朴任书记,并兼任青浦县委书记。1931年2月,中共金奉县委并入中共松江中心县委后下辖松金青奉4县党组织。从1929年10月至1933年3月,中共松江中心县委,先后更迭6任书记,分别是严朴、徐强、胡秉苶、吴国治、钮振群、吴明东。

当党的组织在松江迅发展壮大、并在上海周边地图上成为日益显赫的红色坐标之时,白色恐怖再度袭来,1933年3月,中共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吴明东和委员张伯笙等被捕,中心县委机关告破;松江尚有8个党支部20余名党员活动至年底。以中共松江中心县委机关遭敌破坏为标志,松江党的各级组织活动处于中断,随后遭致全面破坏,组织瘫痪。但党的影响犹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继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并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在民族危机的新形势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发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谴责,一度被国民党镇压下去的抗日救亡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松江县城各中学纷纷响应,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夏,上海市百货业中共地下党员袁青伟(袁蔗华)来到松江,通过关系结识了金融业的20余名进步青年,一起组织成立抗日救亡歌咏团。同年10月19日,55岁的鲁迅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袁青伟于当月下旬从上海运来一大批鲁迅先生的著作,与进步青年蔡炳良、项志润、汤相伊等组织发起在松江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追悼会在县城公共体育场礼堂举行,松江金融界青年业余歌咏团演唱了《哀悼鲁迅先生》、《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宣传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激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社会各界人士,响应党的号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至松江,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坚决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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