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国民党武汉“剿共”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上决定以约60个团的兵力，对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进行一场地毯式的大围剿，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
作战计划在制定后，国军还针对之前情报屡屡泄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的保密处理，每支部队主官拿到手的作战计划，只是自己部队的行动，对总行动方案一无所知的。
这次围剿的总作战计划只印了几份，分别由“剿总”总司令部的几位最高级军官保存。这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历史上，算得上是空前严格的保密措施了。
结果，几天之后，这份总作战计划连带地图已经摆到了红25军军长徐海东面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许多曾经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同志长年隐名埋姓，在全国解放后，他们或继续默默无闻地奋战在隐蔽战线上，或转到其他岗位工作，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绝口不提自己当年的功绩。
只有在很特殊的场合下，才会有人提起他们的贡献。徐海东大将就曾经当面提到一名少将是自己和红25军的救命恩人，正是他弄到了敌人围剿红25军的情报，部队才得以突围成功，并最终胜利抵达陕北。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同志不但能搞到国民党的情报，就是侵华日军的情报，他也能弄到手，并成为了台儿庄大捷的功臣。他就是新中国的将军大使之一，海军少将谢甫生。
谢甫生同志在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1932年底，当时正在西安进行地下工作的谢甫生，突然接到上海的临时中央发来的密函，命令他把手头的工作，包括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地下党情报组织立即交给可信赖的同志负责，在完成交接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密函里没有提到是什么新任务，谢甫生一头雾水，只能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向同志交接了手续，随后马不停蹄赶往上海。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谢甫生见到了受周恩来同志委托来见他的南汉宸。南汉宸开门见山地告诉谢甫生，敌人正在调集大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搞到敌人的情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中央决定让他去武汉工作，利用他之前在旧军队的关系打入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以获取情报。谢甫生二话没说，立即点头答应。
南汉宸同志，他是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
谢甫生随后问南汉宸在敌人那里有什么关系可以利用时，南汉宸告诉他说，有个叫刘景武的人，就在敌人的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里担任上校参谋，同时兼敌参谋长曹浩森的机要秘书。曹浩森非常信任刘景武，很多机密文件都由他上传下达，而且命令也多由他起草。
1925年大革命的时候，谢甫生曾经在冯玉祥部的西北军校工作，当时这个刘景武就和谢甫生关系不错。所以，他从刘景武那里可以打开突破口。
但南汉宸接着提醒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谢甫生说，几个月前，曾经有另外一个同志受中央的委派去武汉找刘景武，和他拉关系，但刘景武非常小心。
这名同志多次试探也没有得手，最后刘景武还翻了脸，那个同志不得不迅速转移。所以此次谢甫生去武汉找刘景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做好必要的应变措施。
武汉的反动当局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群众
谢甫生随后和南汉宸谈到了当年自己和刘景武在军校时的情景。刘景武喜欢文艺，文笔和绘画功底都不错，经常创作革命题材的宣传作品，是一个典型的革命青年，自己当时与他关系不错。
刘景武为人比较正派，有正义感，还分别受过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思想也比较进步。
但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自己就和刘景武失去了联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六七年了，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南汉宸随即交待谢甫生，为了确保安全，中央要求他立即切断与其他同志和各级党组织的联系，一般情报写密信寄往上海，特别重要的情报则由谢甫生本人亲自送回上海。
谢甫生把这些事项一一记下，随后就和南汉宸分手，准备奔赴武汉。
1933年1月初，谢甫生乘船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来到武汉。此时的武汉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防止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对武汉进行渗透，敌人搞了所谓的“五户联保”，一家“通共”，五户全部坐牢乃至杀头。
大街小巷都有四处活动的军警宪特，随时随地盘查路人，动辄就抓人。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混进戒备森严的敌人司令部，就是想在武汉三镇立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湘鄂西苏区领导人贺龙同志
谢甫生抵达武汉后，他按照南汉宸给自己的地址，直奔一家距离刘景武家不太远的茶馆，要了一壶茶和两个茶碗，然后拨通了刘家的电话。
不一会，刘景武就穿着便衣匆匆地来到了茶馆。刘景武见了谢甫生还是非常热情，双方在握手相互致意后，就落座寒暄。刘景武开门见山地直接小声问谢甫生:“你现在是不是还干共产党？”
谢甫生没有否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这辈子干共产党是干定了！”刘景武立刻紧张起来，问谢甫生道：“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谢甫生直截了当地说，想请刘景武在总司令部帮自己谋一个差事。这可吓坏了刘景武，他赶紧说自己有老婆孩子，帮不了谢甫生的忙。
为了缓和气氛，不至于把刘景武逼得太紧，谢甫生转移了话题，说自己现在还没有住处，也没有吃饭，刘景武这才松了口气，便邀请谢甫生到自己家里住一阵子。
靠着刘景武的特殊身份，谢甫生暂时摆脱了没地方住的窘境，也便于开展对刘景武的思想工作。
他以亲戚的名义住在刘家，一面帮刘景武干点家务活，一面也尽量搞好和刘家人的关系。
时间一长，刘家上下都喜欢上了他。为了不给刘景武添麻烦，谢甫生就深居简出，尽量不外出，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当刘景武结束一天的公事回家后，谢甫生就会找时间在刘家人都入睡后和刘景武谈天，先从家长里短入手，慢慢地消除他的戒心。
在刘景武对革命这个话题没那么恐惧后，他就开始重提当年大革命时期大家一起高呼革命口号，打倒军阀和列强的往事，然后痛斥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葬送了革命的大好形势。
对此，刘景武点头称是，开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产生了反感。随后谢甫生又进一步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以及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形势，增强刘景武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他还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很快沦丧敌手的情况，以及分析蒋介石仍然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积极调兵遣将进攻苏区，这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果然使得刘景武陷入了沉思之中。
日本关东军逮捕和杀害中国平民
通过谢甫生不断地对刘景武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使得刘景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虽然他仍然考虑妻子和孩子的安全，不能丢下家庭为党工作，但是他同意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为谢甫生提供便利，帮他获取情报。
谢甫生代表党组织对他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庄严地向刘景武保证，如果自己一旦遭遇不幸，绝对不会把刘景武供出来，会极力确保他的安全。
刘景武了解谢甫生的为人的品格，知道他说话算话，办事光明磊落，同时他也对共产党员的节操是信任的。
具体在情报工作上，刘景武作为参谋长曹浩森的机要秘书，平时经常能接触到“剿共”总司令部的各种军事情报和“围剿”苏区的作战计划。
因为曹浩森是刘景武的同乡，两人的关系很密切。曹浩森每次受命制订“围剿”作战计划时，都会亲自指定刘景武负责起草，然后自己稍加改动，再送到亲任三省“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那里。
围剿苏区的白军在修筑碉堡
于是，在刘景武的协助下，有时作战计划还没到蒋介石的手里，谢甫生就已经先看过了。
就这样，在1933年年初到1934年年底这两年的时间里，谢甫生先后从刘景武出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
在敌人还在做“国剿”前期的准备工作，调兵遣将，囤积物资时，党中央就已经了解到敌人将投入“围剿”的兵力、部队番号、预定攻击发起位置、指挥官、兵力部署和具体行动方案等详细情况。
为此谢甫生曾经亲自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达二十多次。
1934年6月，国民党方面在武汉的“剿共”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蒋的高级智囊杨永泰和数十名军师长。
会议经过讨论，决心将在鄂豫皖地区分出6个所谓的“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以约60个团的兵力进行“驻剿”，以11个团组成几支追击部队，计划以“围追堵截”的战术对坚持斗争在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进行一场地毯式的大围剿，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
计划在制定后，敌人还针对之前情报屡屡泄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的保密处理，每支部队主官拿到手的作战计划只是自己部队的行动，而对总的行动方案和别的部队的行动是一无所知的。
这次围剿的总作战计划只印了几份，分别由“剿总”总司令部的几位最高级军官保存。这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历史上，算得上是空前严格的保密措施了。
但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曹浩森手里的副本在交给机要秘书刘景武保管后，谢甫生很快就看到了这个计划。
反映红军反围剿的油画
谢甫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苏区的生死存亡和红25军数千指战员的安危。他立即熬夜誊写了一份敌人的方案，甚至将计划附件的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也描了一份。
他一直忙碌到天色微明，才把所有的内容复制完毕。随后他匆匆向刘景武告辞，带着敌人的作战计划和地图出了门，直奔码头，准备乘船去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
到码头时，天已经大亮了。码头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当时经营武汉和上海间航线的轮船公司有三家，分别是招商局下属的轮船公司、日资的日清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太古恰和轮船公司。
这三家公司为了招揽客流，竞争非常激烈，每天都有班轮从武汉驶往上海，而且开船时间都差不多，抵达上海的时间也不相上下，这就给了谢甫生躲避敌特的检查和搜捕提供了有利条件。
行驶在长江上的英国客轮
谢甫生当天穿着一套西服，戴着白色的西式遮阳礼帽，手里拎着一只小皮箱，装出一副阔少爷的派头，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在汉口的江汉关码头登上英国的客轮。
上午7时30分，客轮准点发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驶上海。
谢甫生曾经多次往返于武汉和上海向中央传送秘密情报，对一路上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在船上装作悠闲的样子，一面抽烟，一面喝茶，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在看，时不时地再眺望一下江景。但私下里，他却非常警惕，不断地扫视着四周的情况，不敢有丝毫大意。
解放前的汉口江汉关码头
当船抵达九江时，谢甫生发现有便衣特务上船。虽然他努力使自己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狡猾的特务还是注意到了他。
这个特务坐在他附近的一张桌子边，不断地打量着他。谢甫生感到自己可能要采取应变措施甩掉敌人，于是他一面继续装作淡定的样子看报纸，一面计算着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
谢甫生知道英国的轮船有享有治外法权，所以国民党军警宪特是不能在船上抓人的，要等到船到码头，然后和船长交涉，才能上船抓人。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保护伞。
当船到南京码头时，跟踪他的特务匆匆下了船，谢甫生知道事情没完，他一面藏好机密文件，一面做好了万一不行就跳船的准备。
果然没过一会，特务就带着一群军警气势汹汹地向码头方向扑来。但晚到一步，英国轮船已经离港了，敌人气急败坏地在码头上徒呼奈何。
不过，谢甫生知道事情还没完，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肯定会提前坐汽车赶到下一站镇江码头堵自己，自己必须抢在敌人上船抓人之前脱身。
当轮船驶近镇江码头时，他远远看去，果然码头上军警林立，那个特务就在其中！他立即回舱换了一套西服，然后戴上墨镜，重新登上了甲板，准备脱身。
当时镇江码头和其他地区的码头的情况不太一样，船只是不直接停靠在岸边的码头上下客，而是停在江心，乘客必须坐小艇上下船。
谢甫生看到从英国轮船下船的乘客，在刚刚抵达岸边就被码头上的敌军警全部扣押，并且挨个检查，同时敌人军警也登上小船，准备上英国轮船进行搜查。
航行在上海至武汉航线的日清公司客轮
此时日清公司的客轮刚好也抵达镇江，而且就停在英国客轮的后面，谢甫生在后甲板招手让接运日本船乘客的小艇靠上来，他跳上小艇，顺利地上了日本客轮。
当日本客轮起航的时候，谢甫生微笑着在甲板上看着大批国民党军警乘坐小船登上英国客轮，在与英国籍的船长交涉后，开始徒劳无功地搜查全船，并检查旅客的行李。
而此时谢甫生乘坐的日本客轮早就向着上海驶去了！正是靠着谢甫生的警觉和机智，他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特务，化险为夷。
上海的中央在接到谢甫生送来的敌人要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的计划和地图后，立即派人将情报送到苏区的红25军领导处。
正是靠着这份准确的情报，徐海东和吴焕先等领导当机立断，从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点冲了出去，开始进行长征，并最终抵达陕北，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为党中央最终定下以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是在红25军突破平汉线，进入八百里的桐柏山区时，才知道自己的围剿计划全盘落空的。
他捶胸顿足地把下属大骂了一顿，斥责他们办事不力，太过大意，致使已经落入重围的“共军”竟然跑了！
直到此时他还不清楚，自己的作战计划早就被谢甫生搞到手了！谢甫生的功劳一直被徐海东同志惦记着，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徐海东当众称赞谢甫生是自己和红25军的救命恩人。
红25军军长徐海东
1935年，由于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先后北上，蒋介石也随之撤销了三省“剿总”总司令部。党中央决心将谢甫生这个牛人调往另外一个重要的岗位。
谢甫生告别了刘景武一家，先是回到上海，在那里他得知中央这次要调他到去天津，在北方局直属的天津联络局工作。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对关内虎视眈眈，华北地区的形势日益危急，中央希望谢甫生能在抗日这个新战场上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谢甫生没有让中央失望，他在天津很快就和驻扎在那里的29军里原西北军的熟人拉上了关系。
谢甫生有意识地通过他们，结识了日本驻天津驻屯军的一些外围人员。他忍辱负重，与这些堪称是汉奸的人往来密切，骗取了这些人对他的信任，暗中收集和刺探日军的情报。
天津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很快拉开了序幕。29军在平津地区的抵抗很快失利，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
谢甫生在沦陷区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尽可能地搜集有价值的日军情报，并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及时向上级通报。
1938年初，日军兵分两路，以在天津大沽口登陆的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而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则沿胶济路西进，企图合击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
由于第10师团是在天津登陆的，因此天津的日军担负了一部分向前线转运物资的任务。谢甫生因此有机会，从一个与日军关系密切的人那里获得了有关第10师团的人员编制、各级军官人员名单、武器装备及南下作战的详细情报，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日军装甲部队准备进攻中国军队
中央在收到这份情报后，经过研究决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指示谢甫生设法将该情报也送给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那里。
谢甫生通过天津沦陷后，在租界中秘密成立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中的国民党“CC派”代表何佩时，用国民党在天津的电台向第五战区发报。
李宗仁在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针对日军的行动采取了相应措施，及时调整兵力和兵器部署，在台儿庄地区阻止了第10师团的攻击。
随后，李宗仁严令汤恩伯的20军团从日军侧后出击，最终迫使第10师团的主力濑谷支队在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下，不得不丢弃大量重武器、辎重和伤员向北逃跑，取得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正面战场取的第一次大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期间，日军第5师团在临沂遭到张自忠部的顽强阻击，不得不停止前进
因此，在这场大捷的背后，也有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积极贡献和谢甫生情报的作用。
后来党组织考虑到谢甫生在敌占区活动太过危险，为了保护他，将他调回了根据地。
之后，他参加了冀东暴动，任八路军第4纵队参谋长，挺进军参谋主任，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科科长，本溪地区与南满军区参谋长兼第3纵队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九执行小组组长，辽东军区副参谋长，第三纵队参谋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海军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1955年，谢甫生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后来他还曾经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大使等职务。
参考资料
《孤胆英雄谢甫生》，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通志:人物志》，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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