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错误方针,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慨,各地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国民党营垒也进一步分化,抗日派与亲日派、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与各地实力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936年的两广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陈济棠,广西防城港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6月1日,两广实力派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要求出兵抗日。6月2日,又以上述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
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向全国发出“支电”,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同时,指挥大军,分别由粤汉铁路、湘桂边界北上。形势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后来,由于蒋介石一面调重兵欲予讨伐;一面用重金、官职大施反间计,分化瓦解两广实力派内部。到7月初,粤军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40余人,分驾十几架飞机北飞,投向南京政府。
7月13日,南京军委会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充任;7月19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就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四路军总司令。
陈济棠在内外夹攻之下,见大势已去,只好通电下野,一走了之。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又经数度明争暗斗,直到9月中旬,两广事变才宣告平息。
然而,在两广事变中,尚有迄今鲜为人知的一幕,这就是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等人所演出的幕后插曲。
两广事变在酝酿发动之际,两广方面曾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地方实力派,以共同反蒋抗日。
李品仙,广西苍梧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抗战时期桂系中的排名仅在李宗仁、白崇禧之下
刘仲容被派到西北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已有密使在穗;桂系的参谋长李品仙则奉命赴湘,游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便假道湖南,使两广部队北上讨蒋。
因为李品仙、何键同为唐生智旧部,二人私交又颇深,李品仙前去做说客自然很相宜。
加之湖南地处要冲,为大军北上必经之地,何键身为湖南军政首领,拥兵十几万,同两广实力派一样同为“杂牌”,与蒋介石的嫡系之间早就互有戒心,矛盾重重,如果何键能响应两广抗日反蒋之举,一致行动,则两广军队即可顺利过湘,直捣武汉,重演北伐战争期间宁汉对立的一幕。
倘若何键不允许,两广军队便会在湘粤、湘桂边界受阻,其事难成。因之,李品仙所负使命相当重要,何键倒向何方,事关重大。
李品仙到达长沙以后,何键便在“容园”设宴招待,邀请刘廷芳先生作陪,外加李品仙的秘书,只四人密谈。
席间,李品仙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得在后面推它。”
何键,湖南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仇视农民运动。
然后,又拐弯抹角地向何键提出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
因为事关重大,何键未敢明确表态,只是虚与委蛇,并向李品仙建议:“先去南京一趟,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再作决定。我敢断定,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
接着又问李品仙:“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李品仙无以对答。宴后,何键对李品仙道过辛苦,便送他回住处去了。
李品仙走后,何键内心很矛盾:若倒向两广一边,中央发动大军讨伐,湖南将首当其冲;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恐万一事败,自己将落个“犯上作乱”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
他思索再三,权衡利弊,决定不为两广所动。然后便找来刘廷芳商量对策。何键对刘廷芳说,据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过湘桂边界的黄沙河,拟开岳阳、羊楼洞,径趋武汉。
目前形势危急,为了避免动干戈,他已派湖南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前往南京,向中央报告。但七天过去了,未见消息,看来蒋介石不信任他,拒不见易书竹。
刘廷芳,浙江温州人,诗人,传教士。在美国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耶鲁大学神学学士
最后,何键说:“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向蒋报告这里的情势,请蒋制止两广兵变。蒋先生对你印象很深,了解你的为人,你的意见他容易接受。你是唯一能够见到蒋又能达到目的的人。看来,南京之行,非君莫属。”
刘廷芳当即表示,为消弭内战,不给人民带来痛苦,不使国家分裂,愿奉命前往南京直接去见蒋介石。
刘廷芳何许人也?为何能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信任呢?
刘廷芳,原籍湖南衡阳,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在湘办实业,颇有建树。在鲁涤平主政湖南时,主持过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后来办矿业,也较见实绩;在抗日战争期间,掌管全国能源。
抗战胜利后,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日内瓦出席世界经济动力会议。此后40余年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现已87岁高龄。
1931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廷芳曾见到蒋介石。时值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湖南视察,住在任省主席的何键家里。有一天傍晚,蒋氏夫妇与何键在阳台上观看长沙市的夜景,蒋指着不远处一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说:“那是什么地方?”
湖南省国货陈列馆是长沙现存最大的民国时期建筑。1930年由欧阳淑设计,张连生承建。
何键回答:“是湖南省银行。”蒋又问:“这银行是谁办的?”
何键说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刘廷芳办的,蒋介石又转身指着另一座大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何键告诉他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也是刘廷芳创办的。蒋介石感触较深,次日便令侍从通知刘廷芳去见他。于是刘廷芳得以在何键家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刘廷芳才30岁左右,真是年少有为,便问刘廷芳为什么办那两件事。刘廷芳回答,他回国后看到湖南财政金融管理极为混乱,经济凋敝衰败,百姓怨声载道,为了整肃湖南金融管理的混乱状况,遂办起了湖南省银行。
他又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冲击国内市场,为了长中国人的志气,他办了个国货陈列馆,现陈列有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几十万件,用以教育人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刘廷芳并向蒋介石说明,他还要筹办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共有三个“国字号”。当时人们戏称他是“三国主义”。
杨永泰,国民党高级官员,蒋介石首席智囊,政学系巨人。广东茂名人,北京政法专业学校毕业1912年加入国民党
刘廷芳的抱负、志气,使蒋介石听得入耳,他便趁机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湖南的钨、锑、锡等有色金属;但眼下有的矿业由洋商操纵,乱开乱采,掠夺中国资源;有的停采停炉,工人失业,民不聊生,我们应该使矿业国有。
次日,刘廷芳又请蒋氏夫妇到家观赏素心兰花,并设家宴招待他们。宴后,蒋氏夫妇同刘廷芳合影留念。
两周以后,蒋介石从武汉发电报,要刘廷芳前去面商。此后,蒋介石便下令把全国的锑、钨、锡矿管起来。
并亲自写信给其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和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向他们推荐刘廷芳。
蒋介石在给杨永泰的信中称:“刘廷芳先生对于国外贸易事甚有研究,请兄与郭外峰先生等与之切实讨论,并将大纲寄交钱昌照先生参考。”在致胡庶华的信中则称刘“年少有为”、“颇堪嘉许”。
后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于钱昌照、刘廷芳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一个资源委员会及其他一些矿业管理机构,首先使湖南的矿业管理有所改观,收益有了增加。由此,刘廷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信任。
翁文灏,浙江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3年回国
刘廷芳奉何键之命赴宁,他先乘专车由长沙至武汉,然后包了一架水上直升机直飞南京。他在机上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派时任行政院院长秘书的翁文灏到码头迎接。
刘廷芳下机后先去与钱昌照先生商议,听取他的意见,然后才到行政院与翁文灏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的小书房中接见了刘廷芳。
刘廷芳先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湖南的局势,然后说明何键派他谒蒋的目的,表达了自己急切希望蒋介石设法制止两广的军变,避免国家在急需团结御侮之时陷于分裂。
最后刘廷芳以恳切的言词代表何键向蒋介石表示:“何先生说他是您的弟子,您叫他朝东,他不会朝西;他绝对服从您的命令,请您放心。”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要再起内争。我说的话如有不实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蒋介石听后连忙说:“不会,不会。”
蒋介石听了刘廷芳的密报,对湖南的情形、对何键的态度已经确知。他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嘱刘廷芳迅即返回武汉,将信面交杨永泰和高级顾问何成濬。
何成濬,湖北随州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然后蒋介石亲自吩咐侍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将刘廷芳送到武汉。
蒋介石一直对何键放心不下,怕何键在关键时刻倒向桂系一边,因此,对两广事变如何最后解决、讨伐与否,迟疑未决。
当蒋介石听了刘廷芳代表何键表的“忠心”以后,才大胆采取行动,用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办法最后解决了广西的问题。
当刘廷芳从武汉返回长沙时,南京指挥的大军已出动,两广部队也已退去,两广事变随即宣告平息。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发动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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