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错误方针，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慨，各地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国民党营垒也进一步分化，抗日派与亲日派、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与各地实力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936年的两广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陈济棠，广西防城港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6月1日，两广实力派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要求出兵抗日。6月2日，又以上述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
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向全国发出“支电”，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同时，指挥大军，分别由粤汉铁路、湘桂边界北上。形势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后来，由于蒋介石一面调重兵欲予讨伐；一面用重金、官职大施反间计，分化瓦解两广实力派内部。到7月初，粤军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40余人，分驾十几架飞机北飞，投向南京政府。
7月13日，南京军委会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充任；7月19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就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四路军总司令。
陈济棠在内外夹攻之下，见大势已去，只好通电下野，一走了之。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又经数度明争暗斗，直到9月中旬，两广事变才宣告平息。
然而，在两广事变中，尚有迄今鲜为人知的一幕，这就是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等人所演出的幕后插曲。
两广事变在酝酿发动之际，两广方面曾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地方实力派，以共同反蒋抗日。
李品仙，广西苍梧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抗战时期桂系中的排名仅在李宗仁、白崇禧之下
刘仲容被派到西北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已有密使在穗；桂系的参谋长李品仙则奉命赴湘，游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便假道湖南，使两广部队北上讨蒋。
因为李品仙、何键同为唐生智旧部，二人私交又颇深，李品仙前去做说客自然很相宜。
加之湖南地处要冲，为大军北上必经之地，何键身为湖南军政首领，拥兵十几万，同两广实力派一样同为“杂牌”，与蒋介石的嫡系之间早就互有戒心，矛盾重重，如果何键能响应两广抗日反蒋之举，一致行动，则两广军队即可顺利过湘，直捣武汉，重演北伐战争期间宁汉对立的一幕。
倘若何键不允许，两广军队便会在湘粤、湘桂边界受阻，其事难成。因之，李品仙所负使命相当重要，何键倒向何方，事关重大。
李品仙到达长沙以后，何键便在“容园”设宴招待，邀请刘廷芳先生作陪，外加李品仙的秘书，只四人密谈。
席间，李品仙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得在后面推它。”
何键，湖南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仇视农民运动。
然后，又拐弯抹角地向何键提出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
因为事关重大，何键未敢明确表态，只是虚与委蛇，并向李品仙建议：“先去南京一趟，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再作决定。我敢断定，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
接着又问李品仙：“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李品仙无以对答。宴后，何键对李品仙道过辛苦，便送他回住处去了。
李品仙走后，何键内心很矛盾：若倒向两广一边，中央发动大军讨伐，湖南将首当其冲；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恐万一事败，自己将落个“犯上作乱”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
他思索再三，权衡利弊，决定不为两广所动。然后便找来刘廷芳商量对策。何键对刘廷芳说，据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过湘桂边界的黄沙河，拟开岳阳、羊楼洞，径趋武汉。
目前形势危急，为了避免动干戈，他已派湖南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前往南京，向中央报告。但七天过去了，未见消息，看来蒋介石不信任他，拒不见易书竹。
刘廷芳，浙江温州人，诗人，传教士。在美国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耶鲁大学神学学士
最后，何键说：“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向蒋报告这里的情势，请蒋制止两广兵变。蒋先生对你印象很深，了解你的为人，你的意见他容易接受。你是唯一能够见到蒋又能达到目的的人。看来，南京之行，非君莫属。”
刘廷芳当即表示，为消弭内战，不给人民带来痛苦，不使国家分裂，愿奉命前往南京直接去见蒋介石。
刘廷芳何许人也？为何能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信任呢？
刘廷芳，原籍湖南衡阳，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在湘办实业，颇有建树。在鲁涤平主政湖南时，主持过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后来办矿业，也较见实绩；在抗日战争期间，掌管全国能源。
抗战胜利后，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日内瓦出席世界经济动力会议。此后40余年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现已87岁高龄。
1931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廷芳曾见到蒋介石。时值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湖南视察，住在任省主席的何键家里。有一天傍晚，蒋氏夫妇与何键在阳台上观看长沙市的夜景，蒋指着不远处一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说：“那是什么地方？”
湖南省国货陈列馆是长沙现存最大的民国时期建筑。1930年由欧阳淑设计，张连生承建。
何键回答：“是湖南省银行。”蒋又问：“这银行是谁办的？”
何键说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刘廷芳办的，蒋介石又转身指着另一座大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何键告诉他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也是刘廷芳创办的。蒋介石感触较深，次日便令侍从通知刘廷芳去见他。于是刘廷芳得以在何键家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刘廷芳才30岁左右，真是年少有为，便问刘廷芳为什么办那两件事。刘廷芳回答，他回国后看到湖南财政金融管理极为混乱，经济凋敝衰败，百姓怨声载道，为了整肃湖南金融管理的混乱状况，遂办起了湖南省银行。
他又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冲击国内市场，为了长中国人的志气，他办了个国货陈列馆，现陈列有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几十万件，用以教育人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刘廷芳并向蒋介石说明，他还要筹办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共有三个“国字号”。当时人们戏称他是“三国主义”。
杨永泰，国民党高级官员，蒋介石首席智囊，政学系巨人。广东茂名人，北京政法专业学校毕业1912年加入国民党
刘廷芳的抱负、志气，使蒋介石听得入耳，他便趁机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湖南的钨、锑、锡等有色金属；但眼下有的矿业由洋商操纵，乱开乱采，掠夺中国资源；有的停采停炉，工人失业，民不聊生，我们应该使矿业国有。
次日，刘廷芳又请蒋氏夫妇到家观赏素心兰花，并设家宴招待他们。宴后，蒋氏夫妇同刘廷芳合影留念。
两周以后，蒋介石从武汉发电报，要刘廷芳前去面商。此后，蒋介石便下令把全国的锑、钨、锡矿管起来。
并亲自写信给其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和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向他们推荐刘廷芳。
蒋介石在给杨永泰的信中称：“刘廷芳先生对于国外贸易事甚有研究，请兄与郭外峰先生等与之切实讨论，并将大纲寄交钱昌照先生参考。”在致胡庶华的信中则称刘“年少有为”、“颇堪嘉许”。
后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于钱昌照、刘廷芳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一个资源委员会及其他一些矿业管理机构，首先使湖南的矿业管理有所改观，收益有了增加。由此，刘廷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信任。
翁文灏，浙江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3年回国
刘廷芳奉何键之命赴宁，他先乘专车由长沙至武汉，然后包了一架水上直升机直飞南京。他在机上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派时任行政院院长秘书的翁文灏到码头迎接。
刘廷芳下机后先去与钱昌照先生商议，听取他的意见，然后才到行政院与翁文灏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的小书房中接见了刘廷芳。
刘廷芳先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湖南的局势，然后说明何键派他谒蒋的目的，表达了自己急切希望蒋介石设法制止两广的军变，避免国家在急需团结御侮之时陷于分裂。
最后刘廷芳以恳切的言词代表何键向蒋介石表示：“何先生说他是您的弟子，您叫他朝东，他不会朝西；他绝对服从您的命令，请您放心。”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要再起内争。我说的话如有不实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蒋介石听后连忙说：“不会，不会。”
蒋介石听了刘廷芳的密报，对湖南的情形、对何键的态度已经确知。他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嘱刘廷芳迅即返回武汉，将信面交杨永泰和高级顾问何成濬。
何成濬，湖北随州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然后蒋介石亲自吩咐侍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将刘廷芳送到武汉。
蒋介石一直对何键放心不下，怕何键在关键时刻倒向桂系一边，因此，对两广事变如何最后解决、讨伐与否，迟疑未决。
当蒋介石听了刘廷芳代表何键表的“忠心”以后，才大胆采取行动，用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办法最后解决了广西的问题。
当刘廷芳从武汉返回长沙时，南京指挥的大军已出动，两广部队也已退去，两广事变随即宣告平息。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发动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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