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后，鉴于战役规模日益扩大，后勤保障任务日益繁重，中央军委要求适时实行后勤工作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不断加强后勤组织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后勤保障体制，提高战役后勤保障能力，合理使用人民群众支前力量，以确保战争的胜利。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不断发展，后勤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后勤保障方法上，过去作战规模小，参战人数少，持续时间短，战场不固定，后勤保障的主要办法是各作战部队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后勤工作长期处于“分散经营”的小后勤状态。
随着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参战兵力日益增多，物资消耗、人员伤亡明显增加，后勤保障任务日趋繁重。同时，解放区也随着战争的胜利而不断扩大，这就要求后勤逐步实行集中统一的大后勤保障，做到统一计划后勤工作，统一部署和使用后勤力量，统一筹划物资，统一动员地方人力物力。
为了加强对全军后勤工作的总体指导和对各战略区后勤工作的协调，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工作。
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总部后勤机构，成立了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任命杨立三为部长，协助周恩来工作。8月，军委后勤部成立供给、兵站、兵工、军械4个专业部门，指导与协调各战略区和各野战军的后勤工作。
各战略区也先后建立和健全了统一的后勤组织机构。1948年5月，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成立。7月和10月，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先后成立了后勤司令部，将原来并列的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工部划归后勤司令部统一领导。在此前后，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也进一步充实了组织。到1948年秋，各大军区、野战军后勤组织机构的大体情况是：
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景范，副司令员方仲如，下辖供给、卫生、军械、运输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勤部部长白如冰，政治委员刘海滨，下辖供给、卫生、兵站部。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没有成立统一的后勤部或后勤司令部，直辖供给、卫生部，在准海战役期间，又成立了运输司令部。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刘岱峰；卫生部部长齐仲桓，政治委员马琮璜；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建武。
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亦称后方后勤部)，司令员周骏鸣，副司令员邝任农，下辖供给、卫生、军械、兵站部。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亦称前方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副司令员喻缦云，下辖供给、卫生、兵站、军工部。
东北军区后勤部（亦称后方后勤部)，李富春兼部长，副部长贺诚，周桓兼政治部主任，下设经理、卫生、军需、军工、军械部和运输局等。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亦称前方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钟赤兵，第二部长周纯全，副部长李聚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沂，参谋长谷广善，下设供给、卫生、军械部等业务部门，并统辖5个后勤分部，以及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东北后勤分部的建立，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一个创举。
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赵尔陆兼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参谋长吴先恩，下辖供给、卫生、兵站部。
各大军区和野战军在建立和完善后勤组织机构的同时，还明确了后勤各部门的职责，进一步提高了保障效率。
卫生部门：野战部队后勤担任战场抢救，并完成初步手术，基地后勤担负治疗归队工作。野战部队编有精干的团卫生队、旅手术组、纵队收转所、兵团兵站医院；基地后勤设有前伸的接转兵团兵站医院的机动医院与较固定的后方医院；而后方医院又分设骨科医院、内科医院与普通战伤医院；伤员治愈后有治疗归队的补训团。
这样即形成了前后衔接的完整的救治体系。
军械部门：野战部队建立各级军械机构，只携带规定的弹药基数（即携行量)，军区后勤军械部门设立基地库、机动库和兵站仓库，实施前送补充；军区后勤军械部门按部队活动方向分设修械厂，野战部队的旅（师)编有修械组，供应与修理配套。
供给部门：主要是确保部队粮食、副食品和被服的供应。粮食由政府筹划，存于后方粮库、补给站与转运站；野战部队在战役后勤指挥部领导下建立随军仓库，总库设于战役的后勤联合指挥部附近，分库设于纵队驻地附近，多为流动库，可随军行动；副食品由公营商店根据作战意图进行储备与供应；被服，设厂自做，尺码、颜色统一规定。
运输部门：主要担负弹药、被服、药品、粮秣和伤员的前输后送。根据运输任务，在组织运输上分为三线，一是前线的随军运输；二是二线兵站运输（即沿二线兵站与粮站的运输）；三是后方运输。作战时，随军运输和兵站运输统由战役后勤指挥部指挥，后方运输由兵站部及政府分别掌握。
这样可合理使用运输力量，充分建立统一的、前后方分工明确的后勤组织体系，是军队后勤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后勤建设进入了集中统一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以往战役规模较小、战线不固定的情况下，后勤保障基本上是就地取给、各区自筹。
当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大军、一个甚至两个野战军集中在一个战区进行长时间的协同作战时，这种简单的保障方式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
如济南战役，仅粮食消耗一项，日均就达2630吨，如此大的数目是无法就地取给的。大规模作战物资尤其是弹药消耗量巨大，就地取给不能完全满足作战的需要，必须实行后方统一保障的方式。同时，为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和弥补后方供应之不足，就地取给、取之于敌，仍是人民解放军后勤的重要保障方式之一。这样，以后方供应与就地取给相结合的保障方式就成为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后勤的主要保障方式。
随着解放区大为扩大，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拥有比较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使军队后勤逐步采取后方统一供应为主的保障方式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解放区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有很大发展。
1948年解放区农业收成普遍好于上年，如东北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586万吨，达到1187万吨，其中农民向政府交纳公粮由上年的151万吨增加到210万吨。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麻、柞蚕丝、烟草等都有较大发展。
第二，工商业迅速发展。
农业的发展给工商业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原料和资金等条件，再加上中共中央确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如洛阳第二次解放并为人民解放军巩固地占领后不到2个月，民营商号就增加了400多家；东北解放区工商业发展更快，如齐齐哈尔市1948年头5个月，新增商号达477家，增加资金3亿多元（东北流通券)，哈尔滨市1948年3月呈请政府登记开业的即达一千数百户。东北的重工业也获得恢复和发展，1948年采煤量达到540多万吨，发电量达3.6亿多度。
解放区工农业的发展，不但使城乡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而且保障了军队对粮食、棉花、布匹等的大量需求，同时为扩大军工生产提供了原料和资金。
第三，财政、金融工作逐步改善。
随着各解放区的扩大和逐步连成一片，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工作日趋统一，成立了统一的财政机关，实行统收统支，统一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掌握货币发行和各种货币兑换比例。1948年底，在各解放区联合财政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除东北外，统一发行人民币，逐步收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货币。
第四，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战略进攻的胜利，解放区掌管了愈来愈多的铁路和公路。到1948年秋，解放区已控制铁路12847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47.7%，其中通车里程8132公里。此外，各解放区还控制了大量的公路，先后成立了交通局(公路局)。同时，还拥有安东、营口、威海等港口。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对于保障大规模战役机动和物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发展，为军工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把发展军工生产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1947年底，中央军委在石家庄召开了第一次兵工生产会议，确定了扩大军工生产、满足战争需要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战略区加强了对军工生产的领导和管理，使全军军工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
东北解放区1948年共制造81、82毫米迫击炮弹58万余发，60毫米迫击炮弹近7万发，掷弹筒弹22万余发，手榴弹157万枚，子弹65.7万发；制造81、82毫米迫击炮52门，60毫米迫击炮2764门；还修理了大量的轻重机枪和步马枪。
华北解放区1948年生产的弹药，除自给外，每月还奉命调拨其他军区。如拨给西北野战军山炮弹近2000发，120毫米重迫击炮弹1000发，82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60毫米迫击炮弹1.2万发，掷弹筒弹500发，手榴弹3万枚，炸药1.5万斤。
到战略决战之前，全军所需弹药已由取之于敌为主逐步发展为自产为主，如部队作战消耗量较大的迫击炮弹等，自产426万余发，缴获83万余发，自产是缴获的5倍；消耗最多的手榴弹，自产900万枚，缴获68万枚，自产是缴获的13倍。解放区军工生产的发展，确保了战略决战作战物资的需要。
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后，战役后勤保障基本采取以后方供应与就地取给相结合，并逐步发展到以后方供应为主的方式。
到战略决战阶段，部队所需作战物资除战场缴获补充一部分外，主要靠战役后方供应，不足部分或情况紧急时则实行就地筹措。
辽沈战役的后勤保障，除在战区就地筹措一部分粮食外，其余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均由后方供给。战役前，东北军区后勤部筹措了大批作战物资。
其中，粮食2万吨，食油2000桶，食盐1000吨，干菜5000吨；棉衣100万套，帽子100万顶，棉鞋100万双，血衣10万套，血被10万床；各种炮弹20万发，枪弹100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炸药25吨和油料8000桶，计1128吨。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还接收辽北地区粮食局和东北粮食局前运的粮食共3097吨。
各个纵队，按照每支步枪100发子弹、每挺轻机枪1000发子弹、每挺重机枪2000发子弹、每门炮30~40发炮弹和每个指战员4枚手榴弹的基数进行了补充。
淮海战役，参战部队加一线支前民工，连同俘虏，达100余万人，由于作战地区长期遭敌人掠夺，且连年水灾，物资贫乏，加之战区广阔，供应线漫长，因此，淮海战役的物资保障采用后方调运和就地取给、战场缴获相结合的方法。
华东野战军明确规定了粮食以后方支援为主、以就地筹措为辅的方针。
战役前，各解放区积极筹粮。其中山东解放区筹粮8万吨，冀鲁豫解放区5万吨，苏北解放区1.15万吨。枪炮弹药等作战物资则采取后方补给与战场缴获相结合的方法。仅华东军区在战役前就准备了炮弹20万余发、轻武器子弹200余万发、炸药90余吨、手榴弹40万余枚。同时注意利用战场缴获加以补充。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人民解放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210门、坦克15辆、枪2.7万余挺（支)、炮弹2万余发、枪弹305万发、手榴弹2.3万余枚、汽车300辆。这些枪支弹药当时就统一补给了部队，汽车则交给了后方运输部门。对于被装等物资，则分别由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组织群众赶制。
在战役发起前，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赶制了部队所需的全部棉服，及军鞋50万双、血衣血被4万套、裹尸布6万米、俘虏者被装9.8万套；中原军区供给部门赶制冬服10万套、棉被10万床、棉帽40万顶、袜子40万双。
平津战役中，弹药、军需物资等以后方补给为主。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即将600个车皮的弹药，由东北后方运送至绥中、山海关、唐山等地，开设弹药库，重点储备炮弹。战役中，从东北运来的军用食品有500多个车皮，包括猪羊肉、豆油、干菜等副食品。同时，华北地方政府在冀中、冀南、北岳、渤海等各区筹集粮秣30万吨、柴草40万吨以及其他大量物资。
华北军区主力在平绥铁路东段作战时，共需2800吨粮食。其中，后方调运、新区筹措和取之于敌，各占1/3。
由于实行以后方供应与就地取给相结合的保障方式，大量作战物资需要向前线输送，再加上作战规模巨大，部队要在大范围内机动，加强运输工作便成为后勤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一批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战时运输中已成为骨干力量。
在三大战役中，东北、华东、中原和华北军区后勤部门除大力组织人力、畜力运输外，又在地方铁路和交通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建立起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络，保障了军运畅通。
辽沈战役中，铁路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输送和后方作战物资前送，均以铁路运输为主。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从1948年9月12~21日的9天时间里，共开行64列军列，把集结于东丰、西安（今辽源）、烟筒山、四平等地的近10万大军和随军装备，迅速运送到锦州前线，有力地保障了东北野战军攻锦打援战役意图的实现。
据9月12日~10月20日38天的统计，作战中铁路共开行军运列车631列，使用车皮19561节，输送2个纵队另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和地方部队，转运大批伤员，运送各种作战物资58.68万吨，有力地保障了前线的作战需要。
此外，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还将辎重部队扩编为5个汽车团、1个汽车队和4个辎重团，共拥有汽车1408辆（含冀察热辽军区1个汽车队208辆汽车和1个辎重团)，担负作战地区的运输保障工作。在整个战役中，以火车和汽车为主要运输工具，仅前运粮草就达4万吨。
淮海战役的运输则是靠火车、汽车和马车、小车、木船及人力、畜力并用，通过综合各种运力来保障的。如鲁中南地区的粮食运到战场前线的萧县随军粮站，再分到部队，需动用小车、大车、汽车、火车和木船5种运输工具。
中原军区暨野战军专门成立了运输司令部，专司运输之责。他们利用业已控制的陇海、平汉铁路的若干段，充分使用火车、汽车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同时还动用了大量人力，以肩挑、大车送等方式，将大批弹药、粮食、被装等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
平津战役中，充分发挥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作用，将大量作战部队和物资迅速及时送达前线。北宁铁路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大动脉，平津战役发起前，北宁路破坏严重。铁道纵队和铁路员工按照“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的要求，奋力抢修北宁铁路，有力地保障了铁路的畅通。
据统计，整个战役期间，通过北宁铁路运往平津前线的大炮、坦克等特种兵装备80列车，武器弹药70列车，被服给养90列车，人员、物资60列车，总计300余列车，共24万余吨。汽车运输在平津战役中成为主要运输手段。整个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出动600多辆汽车，出车1万多辆次，运输战勤物资17650吨。
三大战役都是规模巨大的战役，后勤保障任务十分繁重，仅靠军队后勤部门是无法完成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支前工作，建立了统一的支前机构，实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对支前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与部署。在战役前及战役的各个阶段，及时发布动员人民群众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指示，并选调大批干部参加支前工作。
为加强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设立支前委员会，并在地处战区的辽北、吉林、辽宁、热河等地设立地区支前委员会，负责支前动员和组织指挥。特别是处于辽沈战役重要战场和主要后方运输线上的辽北省，在省委书记陶铸、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为首的支前委员会领导下，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省组成战勤总队，县为大队，区为中队，乡为小队或班组，层层都有干部带队。
辽北和热河在前线地区共开设了6个供应站、25个供应分站。
在东北支前委员会和各地区支前委员会的全力动员和组织下，东北广大人民积极贡献粮草，运送作战物资，抢修道路、桥梁，救护伤病员，以及对作战部队进行慰问等。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役期间，共动员民工183万人，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抢修公路2180余公里，搭架桥梁383座，运输粮食5.5万吨。
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在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主要支前机构有：
华东支前委员会、华中支前司令部、中原支前委员会、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
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之前，即1948年12月26~2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了由华东、中原支前委员会和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及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主要讨论了粮食供应和民工使用问题，使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更加有计划地协调进行。
淮海战役集中地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据统计，除在后方动员的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的人力外，共出动包括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在内的支前民工达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共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万余辆、挑子35.5万副、牲畜76.7万头、汽车257辆、船8500余只，前送弹药7300余吨、粮食近44万吨、后运伤病员11万余人，并组织民兵团130余个，担负警卫物资、看押俘虏和打扫战场等任务。
华东、中原和华北解放区人民，为支援淮海战役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陈毅所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48年12月15日就支前工作发出指示，号召华北人民踊跃支前，以争取迅速胜利。
平津战役中，东北各级支前委员会继续承担组织东北解放区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加支前工作。在东北野战军入关时，组织了15万民工、4万匹牲口和8000辆大车随军行动。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由冀中、北岳区组织平津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统一指挥冀中和北岳区的支前工作。
为支援华北第2、第3兵团作战，成立了平绥支前指挥部，统一指挥对平绥铁路东段部队的支前工作。在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领导下，各地以区党委或地委书记、行署主任或专员、军区或军分区领导为主，组成支前指挥部或分指挥部。
平津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工160万人，其中有30万人随军执行战场勤务，有120余万人修路架桥、运输物资、维护交通；出动担架2万余副、小车2万辆、大车38万辆、牲畜100万头；运输粮食15万吨、副食品5万吨、柴草27万吨；修路7000余公里，架桥372座。
三大战役中，共动员支前民工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余万辆，牲畜200余万头，输送粮食64万吨。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有力地保证了三大战役的物资需要。
三大战役中组织人民群众支前的主要经验是：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前线需要为基本着眼点，统一筹划，全面安排，前后方兼顾，军民兼顾；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支前机构，全权征调粮草、副食品和民工等，统一领导本区和支援邻区部队的支前工作；各级支前机构统一计划，科学调度，迅速把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使用，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保障到哪里；实行一线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相结合；把支前民工队当成学校办，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建立大队、中队、小队和班等各级组织，加强管理和教育，并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等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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