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桧身后，对于他的评价问题，有宋一代，官方就几经变化。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高宗为褒扬秦桧的主和之功，为其神道碑题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谥曰“忠献”。
太常博士曹冠撰谥议说：
故太师赠申王秦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与定溢。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
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日忠，文贤有成日献。宜赐兹曰“忠献”。
事过五十一年，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韩侂胄为他策划的兴师北伐作舆论准备，使礼部侍郎李壁奏贬秦桧，奏疏说：
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于是削夺秦桧王爵，改谥号为“缪丑”。制词说：
“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旦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评价全部翻了个个，制词成为当时传颂之作。
结果，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成为妄启兵端的罪魁祸首。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献计诛杀韩侂胄，函韩侂胄之首向金人乞和。为了讨好金人，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赠谥。
史家评论说：
“当时用事者，亟欲反侂胄之政，而不顾公议如此。”
秦桧作为一代权奸，在他身后的官、私史籍中，大体上都是持否定态度。
元代为少数民族人主中华，对儒家所讲的“严华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将秦桧列入《奸臣传》。但是，历来史家也不无异说。
和、战问题，是两军对垒中经常发生的事，其基本目的，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保存自己，争取时间发展自己。这就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作出正确的抉择。
南宋绍兴初情势如何呢？是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呢？
清人赵翼说：
“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入此，况南渡乎！”“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淇。”
近人陈登元把赵翼这个观点具体化，以为：
“秦桧偷安半壁、中原残破之时，其所以力主和议，实不得已中不得已也”。
其主要理由是：
（一）国家经济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二）军事力量不强，至收遗卒群盗，以充王旅，军纪废弛，不足以战；（三）文武不和，不可与图大业。“因此可知秦桧议和，有人以为保全东南者，非无以也。”
应当承认，陈登元先生列举这些现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间屡屡败给金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秦桧再相时，情况已大有改善，以此作为向金人乞和的理由，显然是不妥的。
从经济实力看，由于南方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生产者的素质较高，其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在北宋时期，支撑政权的财税收入主要来自南方。南渡以后，版籍失去三分之一，而财税基础则失去很少。
战争之初，生产遭到破坏最大的是江淮、江汉和秦陇，江南虽有破坏，但只局限于江东、浙东、浙西一带。而且时间不长。建炎三年，金兵渡江，追击高宗，兵至明州，次年北撤，此后再也没有渡过大江。
在建炎、绍兴间，南宋朝廷，为了巩固初建起来的政权，也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如安集流民，蠲免破坏严重地区的租税，奖励垦荒等等，特别是实行军、民两种屯田制，对恢复生产，解决军费支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军事长官，几乎都兼营田大使，一面训练军队，指挥作战，一面措置屯营田，筹集军需。
绍兴六年，张浚在江淮措置营田，颇具成效。这一年，州郡营田收入，单是官府提取的约有七十四万石；绍兴七年，川陕宣抚司在兴元府洋州等处的营田收入“近二十万硕('硕’通'石’)”；绍兴十年二月，有司奏称，“荆州之赋，仰给于营田，岁省县官之半”；此外，军队还进行其他经营，收入也相当可观。
绍兴十一年，岳飞被解除兵柄之后，派右司员外郎鲍琚前去清理财物，据奏：
“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共收十一万五千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
另外还有七座酒库，每年收息五十八万缗。
相比之下，金人虽然占领广袤的版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南宋。当然，就南宋本身来说，与承平时相比，支出增多，收入减少，国家财力拮据，这是肯定的。但面临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打一场正义战争，并非在经济上就无力支持。而且，和议之后，军费并未减少，每年还要向金人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岁时两国使节来往，费用不赀。其经济负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从军事实力上看，由于北宋时期造成的“军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格局，再加上经过伐辽和靖康两次战争，到南宋初年，军队基本七零八落，有些将领又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节制，所以屡吃败仗。
但在建炎四年以后，便逐渐改观。
在战争的实践中，涌现了一批起自卒伍、有谋略、有威望的将领，和他们带出来的勇敢善战的军队；特别是广大中原、河北人民不满女真人的残暴统治，纷纷组成义军，奋起抗战，如王彦的“八字军”、太行的“忠义军”等，后来都集结于南宋“抗金恢复”的旗帜下，大大加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
绍兴二年，吕颐浩上书请求北伐，即称张俊有兵三万，韩世忠有兵四万，岳飞有兵二万三千，王躞有兵一万三千，刘光世有兵四万，杨沂中、巨师古各有兵万人，崔增、姚端、张守忠各有兵二万，共有二十余万，即使有一些老弱和空额，也不下十余万人；加上川陕吴玠、吴璘所部，数量相当可观。
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在建炎四年以后，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势，再也没有一次越过大江。
相反，绍兴四年，挫败了金人和刘豫的合兵南侵；绍兴六年，又粉碎了刘豫十余万军队的进犯。后因张浚用人不当，委派不知军旅的吕祉代刘光世治军，致使郦琼率部叛逃，但也没伤大元气。绍兴八年向金人乞和，是在形势有利于南宋的情况下进行的。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宗弼兴兵南侵，开头是在宋军无备的情况下得手，后来宋军奋起抗击，东自两淮，西至川陕，全线取得胜利。
特别是刘锜在顺昌，岳飞在郾城，基本上摧垮了宗弼的精锐部队；朱仙镇一战之后，岳飞军队距汴京只有四十五里，宗弼准备北渡黄河，放弃汴京，金燕京行台紧急转移珍宝，准备放弃河北。若非秦桧从中破坏，恢复中原是有很大可能的。
从金人内部来说，熙宗完颜亶继位之后，女真贵族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开始，完颜宗翰、完颜宗干、完颜希尹以拥立有功，把持朝政。
熙宗为了摆脱控制，先以赃罪诛杀宗翰的亲信高庆裔，宗翰忧愤而死，希尹也被排斥，大权又落到完颜宗磐、完颜昌手中。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完颜宗弼、完颜宗干、完颜希尹东山再起，以私通宋朝和“谋反”罪诛杀完颜宗磐、完颜昌等人。
完颜宗磐和完颜昌久握重兵，被诛之后，其部属“悉为亡命，保聚山谷”，久不能制。且金人法苛赋重，连年饥馑，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两河百姓，不满金人的残暴统治，纷纷举行起义。燕京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兼之连年征伐，军队的厌战情绪相当严重。
所以，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宗弼兴兵南侵，实则以战争作为赌注的冒险行为。
他无非是借以转移国人的注意力，缓解内部矛盾；如果战争能侥幸获胜，则可坐实完颜昌与宋和议，是私通宋室的叛卖行为，以此压倒政敌。
结果，被宋军打得大败，郾城一战，最精锐的一万五千“拐子马”被岳家军摧垮，自己几乎被杨再兴生擒，他不得不大放悲声地哀叹：“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马胜，今已矣！”
尤其是绍兴十一年秋冬，南宋已解除诸将兵柄，撤去边境守备，讳言兵事，专意于和，宗弼再度兴兵，在川陕，仍被胡世将、吴璘打得大败，号称“百战百胜”的罕札和勇谋兼备的希卜苏被困于腊家城，若非秦桧以金字牌急令班师，金兵五万之众将被全歼；在两淮，张俊恪守秦桧主和之说，只以轻兵在扬州、盱眙之间“徐观动静”，宗弼将军队驻扎在楚州一带，却不敢轻进一步，与萧毅密谋，以“大言檄书于宋”，采取讹诈手段胁迫宋廷就范。
据李大谅《征蒙记》说，当时辎重皆尽，至“相兼而食”，或杀奴婢为食，“饥口嗷嗷，忘失昼夜”，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宗弼自己后来说，当时宋军如果渡江，将“无一人一骑得回”。
所以，大将韩常慨叹：
“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所幸南方未知耳。”
要说文武不和，不足与图大事，也不能一概而论。有宋一代，是以文臣治军，文武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种矛盾也逐步趋于淡化。凡是主张抗金图存的文臣，一般都得到武臣的尊重，如李纲、张浚、吕颐浩、赵鼎、王庶、胡世将等文臣，在军队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在他们主政或治军期间，都打过不少胜仗。
只有像秦桧这样一心主和的人，才遭到武臣们的反对。其实质，是和战之争，而非文武之争。绍兴十年，岳飞大捷于郾城，兵进朱仙镇，宗弼准备放弃汴京，北渡黄河，一个太学生拦住宗弼的马头，劝阻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不幸被这位太学生所言中。
这纯属破坏抗金，岂是文武不和的问题。试想，如果是李纲诸人中任何一个主政，都不可能有此类事情发生，也不会造成向金人乞和的局面。
明代苏州名士文征明，有一首《满江红·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词，其下阕说：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返，此身何属！
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既怕中原复。
彼区区一桧何能为，逢其欲。
思陵，是宋高宗永思陵的简称，即指宋高宗。这词的意思十分直白，说南宋所以乞和，是因为宋高宗担心中原恢复，徽钦归南，他就无以自处，皇帝就做不成了。
秦桧杀岳飞，主和议，只不过迎合了高宗心愿，干了高宗想干的事。否则，秦桧作为一个臣子，能有何作为。换言之，高宗才是杀岳飞的元凶，乞和的罪魁。
这个结论是从一般的君臣关系中推演出来的，未必符合实际。古来挟持君上，为患朝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单纯从君臣关系上论责任，是很难说清问题的。
《宋史·秦桧传》说：
“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
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
（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
（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
(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
（四）重建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
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力量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他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建炎初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兵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
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绐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
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三年，朱胜非拒绝金人的议和条款；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
朱熹在《戊午谠议序》中说：
鸣呼，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也。
朱熹说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草拟上完颜宗翰书算起，在书中明确提出“因其君长而臣属之”，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主持东南事务的完颜昌。
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的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
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意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和战问题处于相持阶段。
直到金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大权，对南宋采取了军事威胁和政治诱降的两手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互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这次秦桧与高宗长达一旬的会谈，最后决定：秦桧主和议之事，“不许群臣干与”。会谈还可能包括赵鼎罢相，以及不再任命新的宰相，由秦桧一人主政的内容。此后秦桧专国十有八年，朝中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这就进入了朱熹所说的“挟虏势以要君”的阶段。
向金人乞和，出卖民族利益，毫无疑问阻力是相当大的。从绍兴八年开始，到绍兴十一年和议告成，中间反反复复，秦桧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排除各种障碍。
（一）排斥打击反对派。
绍兴八年初次与金人议和，大小朝臣纷纷反对，秦桧接受勾龙如渊的建议，操纵台谏，把反对派全部赶下台。胡铨上书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以谢天下，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高宗一时不知所措，声明自己本来没有做皇帝的野心，只不过想奉养老母。秦桧就以辞职相要挟，不仅把胡铨流之远方，还逼着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戒谕中外，不准效尤。以此，与金人达成一次没能实现的和议。
（二）破坏抗战。
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复取河南、陕西，南宋军民奋起抗击，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秦桧则千方百计从中破坏。刘锜顺昌大捷，打算乘胜前进，秦桧奏请下诏令刘锜“择利班师”；岳飞郾城大捷，力请深入敌境，收复旧疆，高宗也受到鼓舞，令岳飞与杨沂中、刘绮共同相度，约期前进。秦桧则釜底抽薪，急令韩世忠、杨沂中、刘锜从两淮撤军，以孤军不可深入奏清下诏令岳飞班师，一天连下十二道金字牌，致使功败垂成，一个好端端的抗战局面被断送了。
（三）夺诸将兵权，诬杀岳飞父子及张宪，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
这样一来，不但议和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种种事实说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桧是主要责任者。
至于说高宗担心钦宗回南，自己无以自处，种种迹象表明，他这种想法是存在的。但这只不过是秦桧和金人挟持高宗就范的筹码，并不足以认定高宗就是南宋向金人乞和的主要责任者。
如果不是造成了上述非和不可的局面，和议不成，高宗即使有不愿钦宗回南的想法，又有何实际意义呢？
实事求是地说，高宗这种想法，是绍兴十一年和成以后形成，作为不见誓书的附加条款提出的，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显然，金人当时接受这一条件，会把和议价码抬得很高。其实，高宗是失算了，钦宗不回南比回南麻烦更多。
韦太后回南时，钦宗哀求：
“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
钦宗即使回南，一个失国之君，还有可能再登皇帝宝座吗？留在北方，反而成为金人可居的奇货。宗弼临死遗嘱部下说：
南宋如果背叛金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王（即钦宗赵桓）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拼力破敌，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祸害。”
这条毒计，也未尝不是秦桧与金人的合谋。
事实表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桧是罪魁祸首，而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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