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俾斯麦首相辞职后，德国政府开始重视安治泰主教在华的活动。安治泰不仅被德皇誉为“基督教第一信使”，而且被认为是能够对付中国政府的奇才。
更重要的是，安治泰的教区恰恰在山东境内。早在德国统一之初的19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就开始有兴趣在山东寻求一个海军基地，或者至少是海军加煤站。
但当时俾斯麦首相对海外扩张没有兴趣，他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种德国能够占主导地位的外交体系，所以将山东问题搁置起来，不想在海外殖民问题上与其他的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尚且，德国当时在华的经济势力太小，搞殖民活动得不偿失。但是德国政府，特别是海军部，对这个主意一直没有完全放弃。
对德国政府起关键影响的是著名的传教士、地质学家费尔南德·李希霍芬(1833——1905)。
此人先后赴华七次，写下了《中国地质》的巨著。
李希霍芬本人，在1873年就曾向德国政府建议在华东的舟山群岛寻求一个海军加煤站，以此作为对华渗透的跳板，但此建议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争夺日益剧烈，加煤站问题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申克公使此时属意山东的胶州湾。同时，德国军方的“海军派”势力大增。在提尔皮茨上将的领导下，“海军派”获得德皇威廉的大力支持，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海军。
提尔皮茨是独具战略眼光的军人，他确信大英帝国已下定决心，防止德国势力的崛起。要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德国目前拥有的弱小的海军力量远远不足以同英国皇家海军抗衡。
俾斯麦去职后，他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体系也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野心膨胀的所谓“全球政策”。因此，在华获取海军基地的问题不经意地成为这种“全球政策”的起点。
德国在1896年加入“三国干涉还辽”外交行动的目的，就是为日后与中国谈判海军基地埋下伏笔。
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雄心已远远超过寻求加煤站，他考虑在中国创建一个“模范殖民地”，以向德国民众和帝国议会证明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
德国政府与清廷做了几次非正式的会谈后发现，清政府对这种想法表示坚决反对。
于是，在北洋大臣李鸿章1896年6月访问德国时，由外交大臣马夏尔向他正式提出在华获取海军基地的要求，李鸿章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李指出在条约体系下的“机会均等”原则意味着其他列强不会容忍德国单方面得益，必然要进行仿效。几天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德国驻俄大使冯·拉多林亲王举行会谈。
许景澄明告拉多林，德国政府如用强硬手段，中国方面将不得不予以军事回应。
奇怪的是，拉多林将此谈话报告柏林，说是许景澄暗示非武力不能达到德国之目的。
许景澄早就开始关注胶州湾问题，数年前就曾写过请求在胶州湾设防的奏折。但当时清廷在大肆兴修颐和园，已动用了海军军费，胶州湾设防和建设中国自己海军基地的建议不可能得到实行。
此次与拉多林谈话后，许景澄感到德方已露出动武的玄机，立即再次上书，请求考虑在山东半岛设防的建议。
在柏林，各方政要和军方也在积极讨论在华设立海军基地问题。
在舟山群岛和胶州湾之间，安治泰一直主张选择后者，他的动机与传教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真正促使德国政府下决心选择胶州湾的是中国海关的德籍天津总监德璀林。1895年11月3日，德璀林在柏林与帝国海军总参谋长威廉·克诺海军上将进行了极为秘密的会谈，德璀林以七大理由说明获取胶州湾的好处：
(1)进出华北自如；
(2)作为军港，自然地理条件极佳；
(3)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4)有可能获取修建到北京的铁路租借权；(5)此地区的人民身体强健，头脑聪明；
(6)气候条件适合欧洲人居住；
(7)疏浚条件好，便于建立现代港口。
至于用何种手段获取胶州湾，朝野上下都认为必要时应该动武。
德璀林本人就倾向以突然的动作，非常的手段达此目的。德璀林做事一贯急躁，他的上司、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曾对他的为人有如下评价：
“德璀林一向过于乐观，做事不愿灵活通融，就像一块没有草芯的土砖。有时他做事的目的不明，动机令人堪忧，有时他的目的明确，但手段则未加深思熟虑。此人有些奇才，很有性格，但绝不会转弯抹角，如同一只穴鸟，戴上华丽的尾巴，冒充孔雀。”
然而，德璀林的性格与德皇颇对相似，所以大受威廉二世的欣赏。在与德皇的一次单独谈话中，德璀林告诉威廉二世，中国人实际上只懂得用武力来表示的语言，颇得德皇的欢心。更有甚者，中国驻俄使馆任用的德籍参事克莱耶也在私下里秘密给德国大使拉多林出谋划策。
克莱耶在1896年11月告诉拉多林，德国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中方就会认为德国人软弱，今后更难让步。
克莱耶还说，只有俄国人懂得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中俄密约》便是明证。德皇收到这份秘密谈话的记录后，欣喜若狂，并在一旁批注道：“说得对极了！德璀林跟我也这么说过！”
老牌“中国通”、前驻华公使巴兰德一开始对武力夺地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德国如果这么做，“早晚会引起中国民族情绪的激愤，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尽管如此，巴兰德也认为，如果决心已下，“胶州湾当然是最佳选择”，而且动作要迅速，军事准备要充分，不能退却。
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于1986年从海军参谋长的位置上主动退下，要求到远东任职和考察。他在华达一年之久，任德国东亚舰队司令。
这一年对他来说收获颇丰，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在我出掌帝国海军部长之前的一年里，我有幸考察了德国在海外的利益，获益匪浅。”
在远东任上，提尔皮茨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重大战路问题。他更加坚信德国如果没有国外的海军基地，就不可能保障对外商贸的正常进行。
他几乎同时与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一起得出了“海军至上论”的结论——即未来的战争胜负取决于制海权。
他相信只有刺激德国民众和议会对海外扩张的胃口，才能获得大量的经费，实现他的建立强大海军的梦想。
此行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让他在中国沿海实地考察了众多的岛屿和港湾，他的结论与柏林不谋而合，胶州湾为最佳选释。
1897年回到柏林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已草拟好占领胶州湾的协定书。
此时德国政府的人事有重大的变动，提尔皮茨很高兴地看到“全球政策”的支持者都身居要职。
布洛夫候爵成为外交大臣，此人以鼓吹“自主外交”出名。
史利芬将军长期宜传备战，被任命为帝国陆军总参谋长，而提尔皮茨本人就任海军部长。
前任海军部长霍尔曼海军上将因在帝国议会辩解不力，海军军费遭削减1200万马克而被德皇解职。
新任命的三个人配合默契，成为推行“全球政策”的三驾马车。他们的战略思想以英、俄为假想敌人，英国的海军和俄国的陆军是主要竞争对象。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夺取胶州湾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全球政策”也就在中国开锣登场。
据德国内阁的一份绝密文件，夺取胶州湾有六大目的：
(1)有助于德国商贸活动的扩张；
(2)保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均势；
(3)保护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
(4)为海军扩军计划开道；
(5)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作出的努力获取报酬：
(6)在青岛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
占领胶州湾计划是在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德皇威廉二世从小就对航海有强烈的偏好，他积极支持了“海军派”的活动。甲午战后，日本从《马关条约》得到的种种好处令他羡慕不已，便也想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
在德皇的纵容下，德国外交部决定自行采取行动，不管中外舆论。1897年1月，在一封给霍尔斯坦的私人信中，海靖（1896年任德国驻华公使）抱怨道：
“我国在中国非常孤立，并无支持我方立场的三国同盟。意大利使馆只剩下一个24岁的翻译，在北京无所事事；奥地利的公使尚未到达，而且奥国对华既无利益，又无特别的兴趣。”
海靖接着指出：
俄国人在华可以坐观其变…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的战舰不能像无家可归一样在中国海域游来游去，等待行动的机会。我们动手越晚，我们的信誉就越低，因为我们已明确提出过要求，又不敢加以实行。
然而德国对华的野心通过德皇之口早已传遍全球。1896年夏天，有一位“神秘的驼背”来华考察。列强在华的外交官很快就知道他是德皇的私人特使，德国基尔军港的首席工程师法兰齐欧斯。
他的使命是对几个中国港口再作一次技术性的勘察，他也得出胶州湾是最佳港口的结论。德国政府此时焦虑万分，外交部和提尔皮茨对海靖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
1897年夏季，德皇与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询问沙皇对德占胶州湾的看法，尼古拉二世原则上没有提出异议。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柏林准备不遗余力地寻找借口。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