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职责为执行抵抗、检举和消灭一切公开的尤其是秘密的反革命的组织和行动,以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下的第一个类似有国家公安警察机构性质和职责的部门。自此,“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种子撒遍全国,开花结果。
建党百年之际,记者来到瑞金市,走进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探寻人民公安如何发展成“四个铁一般”的队伍的光辉历程。
◎文/图 廖俊卿 首席记者黄志良
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普通红军服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绿领章制服
首个警察性质的“特别机关”
四月的赣南大地,古树新绿,青草勃发。
瑞金市公安局宽敞的大院内,现代化的指挥大楼挺拔屹立。从瑞金市公安局出门往东走大约6公里,就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在旧址建筑群中心位置,有一栋黛瓦黄墙的建筑,宽敞大气,非常显眼,它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2001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被公安部挂牌为“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就是这栋房子,我们的人民公安从这里走来。”瑞金市公安局日东派出所所长刘敏一边带着记者参观,一边介绍旧址情况。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共产党治国理政探索之初,第一个具备警察性质的苏维埃特别机关。”刘敏告诉记者,1930年3月,全国逐渐出现了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多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10月开始,国民党展开了一次又一次“围剿”,苏区内外的豪绅地主也互相勾结,开展各种破坏活动。
有鉴于此,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也就是最早的人民公安机关。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当时来说,配置是很高的,从旧址这栋房子就可以看出来。”据江西理工大学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中心严九发博士考证,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性质类似于现今的国家安全部门,“作用主要是保卫政权,打击一些企图破坏苏区安全、危害辖区群众安全的敌特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
据严九发介绍,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初参照了苏联类似机构的设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内设机构又分为侦察部、执行部、政治保卫大队、秘书处(后称总务处),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
“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却被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特别部队而载入史册。”严九发说,国家政治保卫局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策反、渗透、破坏,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秘善战的“绿领章部队”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隔壁的中央苏区公安保卫史料陈列馆,很多参观者对里面陈列着的两套红军服感到疑惑:其中一套为普通的红军服,另一套外观和普通的红军服没有任何差别,但领章和帽徽都是绿色的。
“可以说它是人民公安制服的雏形,见证了人民公安的起源。”刘敏告诉记者,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为了跟红军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采用特殊的符号和标识,他们保持原有的红军服装,把帽徽和领章换成绿色,而且胸前戴一枚刻有“KBU”三个俄文字母的锡铁皮胸徽。
在苏区时期,这支身穿“绿领章制服”的队伍,对外铲除特务,让国民党军官和反共分子闻风丧胆;对内惩奸除恶、为老百姓作主,得到苏区百姓的积极拥护。
在中央苏区的一次战役中,红军大部队被国民党的部队冲散,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被敌人发现,紧追不舍。千钧一发之际,龙飞虎、黄赤波等“绿领章”战士飞身赶到。国民党士兵看到几位“绿领章”战士如神兵天降,顿时乱作一团。在“绿领章”战士的拼死护卫下,彭德怀最终脱离危险。
最早的“扫黑除恶工作队”
严九发告诉新法制报记者,现在认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人民公安的起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在职能上同现今的公安局相似。“保护辖区社会治安,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剿灭土匪、清除恶霸,这些职责都落在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的身上。而且,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成立了一支特别部队,剿匪除恶。
“可以说,从苏区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对'保护伞’'黑恶势力’保持'零容忍’态势。”刘敏说,这可以说是公安系统最早的一支“扫黑除恶工作队”。
1933年6月,“绿领章”部队查清了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和黄柏区土豪劣绅勾结,杀害当地村民周厚生并霸占其妻子、鱼肉乡亲的案件。
在展厅第二篇章内,陈展着一件当时出入红、白区的通行证复制件,上面详细记录着许可的出境路径、出境人员等信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严格审查。
“凡从苏区出境者须持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出境证件及政府路条,二者缺一不可。”刘敏介绍,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通知》要求,省、县、乡各级苏维埃负责向驻地内的党政军机关、社会团体、群众出具往来苏区的唯一合法凭证——路条。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组织指挥,派出步哨在水陆交通要道、关口检查路条和盘查往来人员,防止敌特分子潜入苏区,“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出入境管理工作”。
在展馆内,还陈列着1933年6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许宝延等46名逃犯发布的通缉令、《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枪支加强管理》的文件照片、《于都县公安志》摘录记载于都县苏区禁毒品工作的原文……
“这些都是苏区时期,共产党治国理政探索之初,在公安工作上的探索。”刘敏认为,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以及推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素质过硬的特殊队伍
2020年8月,中国人民警察荣誉制度和标志体系公布,其中包括警徽、入警誓词、警歌、警察节、警旗等。
而在苏区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有了自己专属的“军号”。在陈列馆里,一张“政治保卫局军号谱”照片,向我们展示着这支特殊队伍纪律严明。
“在苏区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被誉为无产阶级的宝剑,革命的警卫兵。”刘敏介绍说。政治可靠、信仰忠诚,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人员选拔上的先决条件。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和战士,“一要成分好,立场坚定;二要党性好,组织纪律性好;三要作风正派;四要坚忍不拔,坚决勇敢又机警灵活”。刘敏认为,这与党对新时代公安队伍提出的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不谋而合。
除了不怕死、不怕苦,善于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外,军事技术和体能训练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成员的必修课。陈列馆里有三张照片是最有力的见证。
一张是《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二号——关于谍报工作》文件照片,该文件对谍报工作的意义、范围、方式及谍报写法等,作了详细的解释与规定;另一张《训练补充师、团临时特派员的教材》文件照片,为训练补充师、团临时特派员,国家政治保卫局拟制了训练教材,并对拟补充临时特派员进行训练;最后一张,则是苏区时期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吕黎平,在其文章中生动记述了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叶坪国家政治保卫局训练班授课的情景。
“可以说,苏区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为现今人民公安队伍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模型,闯出了路子,积累了经验。”严九发认为,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队伍建设、执法力度以及为民服务的初心等各方面,都不逊于今天的公安机关。90年来,人民公安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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