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似名不见经传的“岐沟”，却见证了宋朝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战，史称“岐沟关之战”。
这是宋太宗为收复幽云十六州筹划的第二次战役。宋朝对这次战役的筹划，可以说是声势浩大，但依然没有避免败局。
从979年高粱河之战，到986年岐沟关之战，太宗朝七年两次收复幽州之战，均以惨败告终。
986年，此时赵普已被二次罢相，外调地方。他关注到岐沟之战进入迁延之局，就上书太宗谏言班师。
宋太宗赐给赵普手书的诏令说：“朕原来部署军队选择将领，只令曹彬、米信等人驻守雄、霸二地，贮积粮食带着兵器来声张军威。等一两个月山后平定后，潘美、田重进等人合兵进讨，直到幽州，然后控制险要之地，恢复原来的疆土，这是朕的志向。无奈将领们不遵照原来的谋划算计，各持己见，率领十万军队出塞远征，迅速攻取契丹的郡县，又返师来领辎重，往复弊劳，被辽人袭击，这个责任在于主将。“
那么，宋岐沟关一战的失败，真的只是错在“将”吗？
宋太宗，作为“帅”，他对于这次失败，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说高粱河战役，宋军败在“轻率鲁莽、图侥幸取胜”的投机举动上，那么岐沟关又何尝不是呢？
兵法，对于谋攻之战，讲的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贻。”
小战，可靠侥幸投机取胜；而大战，无正确的战略谋划，则基本无取胜的可能。
“势”，首要讲的是形势，敌对双方的形势。
岐沟关之战的起因，是宋朝一位戍边十余年的地方指挥使，名贺令图，他每年入朝奏事，都要言边塞事务，并力陈幽云可取的便利条件。
想到七年前的那场狼狈的败仗，宋太宗当然想通过一场胜利来雪耻。
所以，当贺令图于984年又上表说“此时是伐辽的好时机。辽国国主年幼，其母后执政，而韩德让擅权，导致辽国人怨愤很深。”
这个理由触动了宋太宗，因为他深知“国主年幼”的形势，存在着更大的机会。他的皇兄宋太祖就是因为后周国主年幼夺去了他们的政权，而他本人也是因为太祖的继承人（非法定的）没有丰满的羽毛而夺取了太祖一脉的政权。
所以，他决心北伐，并且非常坚决，不顾朝中所有人的反对，甚至于瞒着宰相进行战役的筹划。
当时辽国的国主年幼，萧太后执政，这是事实。但除此之外，对于辽国的国事，宋朝又知道多少呢？
贺令图戍边数年，又屡屡上表，应该是熟知边界之事的。再加上他还有一层镀金的身份，他的父亲是宋太祖的贺皇后的兄长，他是贺皇后的侄子。
宋太宗由此特别相信他，开始了北伐的筹备。
但贺令图，他真的可信吗？以他了解的辽国的形势，真的可以作为宋朝北伐谋胜的倚仗吗？
事实证明，贺令图竟然不能识别一个辽军将领的诈降阴谋，被骗后又无谋相对，结果落了个父子两人被俘被灭的结局。那么他多年的关于幽州可取的上表，只不过是邀功的表面功夫而已。
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一是谋势，二是用人。
此次战役，谋“势”已处于劣势；若用人得当，或许有得胜的机会。
但偏偏在主将的任命上，出现差错。
作为如此大规模、需协同作战的主将，他应该有统领全局的军事能力，他应该着眼于全局的问题。
曹彬，是这样的将领吗？
此战役，按照当初的谋划，先令主将曹彬和西北道米信等人驻守雄、霸二地，贮积粮食带着兵器来声张军威。但曹彬的部将，听说云、应、朔州路的潘美和定州路的田重进屡建军功，而自己手握重兵不能立功，谋议蜂起。曹彬不得已，于是又带着粮草去进攻涿州。契丹大军当前，当时正值气候炎热、军士困乏，粮草即将耗尽，曹彬仓促退兵，军阵混乱，于是被契丹追破。
主将失利，三路大军再无协同作战的可能。而辽国的将帅一心，巧用“迟滞战术”获得了此次防御战的绝对胜利。
有史论称曹彬“谦虚谨慎而不居功，战争中的不果断是为了躲避掌握大权；因为知道太宗的任命没有坚定的意愿，是不得已而暂且尝试一下。”
称潘美的畏缩不前而对杨业不肯救援，也因为“避功而战败无可责罚，取胜了反而使自己有危险。”的原因。
曹彬靠谨慎自律，换来太祖、太宗的信任。即使知道他不合适，却仍将指挥部交给他。
太宗朝，对大臣的任用如同儿戏，王夫之曾论说“宋朝从雍熙年间以来，设置了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等官职来总管朝廷的百般事务和负责全国的军队。一会儿让人升任这些职务，一会儿又罢免，就像笨拙的棋手下棋时的落在一样，颠三倒四而屡次变化。“
确实，宋太祖、宋太宗，还是他们的继承人，都不能克服他自己对于大臣的猜忌和削弱的私心，对于武臣是这样，对于文臣又何尝不是？太祖当年访赵普，正巧碰到吴越王钱俶派人送信和礼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国家大事都是你们这些书生拟定的呢。”
岐沟关之战中将帅的功过，自有历史的评说。但经此一战的失利，宋朝再也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志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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