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众知，姬姓周族推行的是外婚制，即“同姓不婚”，但在普遍现象下总会有特例，例如晋国。
晋是唐叔虞的封国，唐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故《左传》有：“邘、晋、应、韩，武之穆也。”那么，晋国显然属于根正苗红。
就是这个根正苗红的晋国，却是不遵守“同姓不婚”制度的典型，并且在当时也是常常遭人非议的，如郑子产曾就晋平公的病发表过如下言论：“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左传·昭公元年》）。
子产认为晋平公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后宫里与之同姓的嫔妃太多了，据说有四位，同姓婚会生病，这似乎是春秋时期秉持外婚制传统的人的一种认知，此外，他们还认为同姓通婚会影响子嗣的数量。
当年，晋平公的祖宗重耳，也就是春秋时期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早年曾流落到郑国，又是郑国。
郑文公不怎么待见他，为此，叔詹还以重耳是同姓婚所生为其异象之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也就是说，春秋时人认为同姓婚生育的人很少，当然，但凡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能理解，这样的分子小，其实是分母小造成的。
“姬出”指的是重耳的母亲是姬姓，即大戎狐姬，来自戎国狐氏。
（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这个戎国的狐氏其实是姬姓，而且这个姬姓狐氏同晋国的姬姓之间的血缘又颇为紧密，按《国语》载：“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
也就是说，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和母亲大戎狐姬都是唐叔虞的后代，相当于同族不同氏，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族内婚，而且这样的族内婚在晋国似乎还很普遍，同样是晋献公，在娶大戎狐姬之前，还有一位娶于贾国的夫人。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贾国同样是唐叔虞之后，是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的封国，地望在今山西襄樊县西南。而且像晋国这种同姓通婚，周王室似乎还是支持的，甚至也曾嫁女于晋国。
晋文公的众妃嫔里就有王姬，也就是公子黑臀的母亲，故而在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要到周国去迎回公子黑臀，即晋成公。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左传·宣公二年》
关于晋成公的身份，《史记》里的记载更为明确，《史记·晋世家》有：“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也就是说，晋成公同他的父亲重耳一样，父系和母系也都是姬姓，只是稍稍远了一层，晋文公的父系和母系都是唐叔虞之后，而晋成公的父系和母系都是周武王之后。
被周、鲁、郑等国视作大忌的同姓不婚制度，在晋国这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但破除外婚制是自战国以来兴起的运动，而晋国在春秋时期就应该普遍存在了，似乎从来就不曾受此约束，但这体现的并不是晋国的思想更为先进，恰恰相反，不遵守外婚制所体现的其实是晋国在某些思想和制度上的原始性。
外婚制实则是一种政治产物，其作用是通过婚配来联结不同的部族，以实现最大范围的政治联盟，而与近亲生殖无关，其实人类在原始阶段就已经认识到了近血缘婚配的危害，因此产生了族内婚，即部落成员进行婚配的前提是不能来自同一个氏族，简言之同族不同氏。
相比于族内婚，外婚制算得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但从生殖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倒退，因为外婚制会鼓励姑舅亲，其实是变相制造近亲通婚。
而族内婚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并不影响族外婚，也就是说，在外婚制出现之前，部族之间通过男女婚配来结盟就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外婚制只是将这样的结盟方式给制度化了，也就是强制要求联姻，同时也导致了女性的工具化。
所以周代的贵族女子其实是很悲催的，她们的价值就是作为政治筹码嫁到外族生儿子，以巩固两个不同姓的国家或家族的友好关系，需要去适应不同文化和习俗，但在商代，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硬性规定，女性不总是要嫁给外姓，也会有一部分女性因为族内婚的缘故不外嫁，例如作为商族的后裔，宋国的夫人有的就是宋国人。
而晋国在某种程度上同宋国是相似的，但一个在河南商丘，一个山西临汾，显然不构成影响和传承，实则是二者是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相似的习俗。
宋人延续的是商文化和商制度，这很好理解，商丘原本就是商族的大本营，相土时期即定居于此，而微子启又是率领商族后裔在此建国，地域和血统都是一脉相承。
晋国不然，他们延续的是周文化和夏制度，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
“启以夏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减少原住民的反叛和抵触，可以看作是周代的羁縻政策，那么，以夏政立国的晋，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不遵从周的外婚制，而且这也得到周王室的认可。
也就是说，晋国的族内婚现象应该是从立国开始就存在的，是晋中南原住民的一种古老的习俗和传统，晋国公室相当于是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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