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建德六年（577），
周武帝宇文邕灭
北齐，统一北方，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开皇之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北周
大象三年（581年）二月
甲子日，
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
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公元589年，隋朝灭了南方的陈，统一了全国，同年
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
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自杨坚建立隋朝，便十分重视道教对社会的作用，他自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里。”并对道教之符箓
图谶大加运用。他的开国年号“开皇”，即是取材于道教
灵宝派。《
隋书·经籍志》说：
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云笈七签》卷六亦曰：“及开皇劫，以此妙经，生天立地，
大圣应于始青之中，号元始天尊。”依此，则“开皇”为道教的一“劫”之始，表明天地间又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杨坚取此为年号，正是力图证明他依天运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而他则像至高无上的元始天尊那样
济度众生，开劫度人。时朝臣
王劭在上杨坚的书中曾说：“又年号开皇，与《
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
三洞珠囊》卷八亦称：“似元皇君号开皇元年，隋家亦象号开皇元年是也。”
隋文帝朝之所以能称为“开皇之治”，主要在于经济、文化、吏治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将地方州、郡、县三级减为州、县两级，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在中央则首创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还废止了自
曹魏以来中国实行了300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创立了
科举制度。隋文帝杨坚也因其锐意改革、为君勤俭而创建了一个政治稳固、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文化繁荣的盛世，史称“开皇之治”。隋朝建立后，隋文帝着力于统一大业。开皇九年（589），隋朝灭了南陈，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了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一，杨坚厘定了一套新的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开创了一代新局面。特别是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影响。
原来北周的官僚体制是依《周礼》而定，名多而繁乱。杨坚则参酌汉魏时期的体制，有所损益，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六部、二台、
九寺、十二府。掌握政权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三公也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不直接参与国家政务，也不常设。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的设置，能互相牵制，避免了丞相一人专权的局面，把权力集于皇帝，加强了
中央集权制。
地方行政机构方面，隋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583），尽罢诸郡，即由过去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同时，将一些郡县合并，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简化了地方行政组织，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
钱穆说：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这不仅节省国家开支，还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
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隋文帝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整个有隋一朝，社会都很富足，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也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
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看得出杨坚的政治才能：开皇元年（581年）全国户口462万户，到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达到8,907,536户，46,019,956人。其中在开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陈增50.0万，此时的全国户口700多万，平均年增长226,708户。
此外，为确保隋朝长治久安，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还命刑部尚书
苏威、礼部尚书
牛弘等制成《
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一些酷刑，并规定人民若有枉屈，可以依级上告直至中央。而且各地判决死罪也必须经过中央决定，地方不得擅自处理。显然，《开皇律》要比秦以来的法律开明得多。隋文帝有时却有法不依，以权代法，法律能否得到认真的实就又要依赖于贤臣的忠心辅佐了。如：隋文帝曾经禁止使用不合标准的钱币，可是有人竟违其禁令，拿次币换好币。隋文帝得知后勃然大怒，急令斩之，刑部侍郎
赵绰进谏：“此人当坐杖，杀之非法”。隋文帝仍坚持己见，
治书侍御史柳或复上奏劝谏，终于使隋文帝依法撤销其杀人的旨令。在隋文帝统治前期，请如此类事例甚多。这些智囊人物“同心协，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
隋文帝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
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
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
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隋初经历南北朝长期的战乱，民生疲弊困苦，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杨坚在位时代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
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
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逝。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前中期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大。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
洛州等地设立
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
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自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天下后，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于开皇五年（585年）下令实行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结果查获没有户籍的百姓达165万余口，其中丁壮44.3万人，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在地方行政方面，隋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隋初中央政府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此外，杨坚安定政治，
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
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
隋文帝时，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由于隋文帝进行了政治、经济上的整顿改革，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户数增加。606年，全国户数达890多万户，在二十六、七年时间内，清查出大量瞒报的户口。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修复了许多水利工程。隋代仓库丰盈。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代官仓的丰实情况，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统治者搜乱人民的残酷程度。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造船技术的进步。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
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
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
潼关入
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
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隋朝的对外贸易发达。陆路可达亚洲的西北部和欧洲的东部，海路可达南洋诸国和日本。
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一改隋初“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的混乱状态。“六宫”都穿洗旧的衣服，“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一时间，“大崇惠政，法今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隋朝初年朝中出现了崇尚节俭的风气。这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
隋朝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
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
五铢钱。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规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银两，作为全国
通用货币，其它钱币则禁止流通。《隋书·食货志》称：“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度量衡的统一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隋开皇二年（582年），重颁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
永业田从一百顷递减至四十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奴婢亦同。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劳役从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五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
根据学者
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隋朝通过接手北周、陈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们留下的隐瞒户口，在开皇年间就达到了870万户。根据隋朝政府的统计，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人口为900万户。
隋文帝杨坚自立国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在开皇五年（585），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隋文帝在经济上也实行了一些极为有利的措施。首先是革除弊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家大族垄断了一切，他们隐匿了大量的户口，既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针对这些，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并采纳了贤相
高颎提出的“输（租赋）籍（户籍）之法”。即由政府制作”
输籍定样”，令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每年检查一次，百姓按其规定的数额来纳税，有效地打击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力量和政治特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唐代理财家
杜佑，曾给予此项措施以高度的评价：“隋代之盛，其由于斯。”
其次是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想。开皇初，面对南北朝以来赋税有增无已的状况，
民部尚书苏威提出应“减赋役，务从轻典”。隋文帝便下今采纳北朝时赋役最轻的北齐法。在此基础上，隋文帝又曾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同时，隋文帝还下令将服役年龄由十八岁推迟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改为两丈，并规定不服役者可以纳庸代役，丁男五十可免役收庸。隋文帝的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再次是兴修水利事业。继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隋初是水利荒废，漕运堵塞。开皇初，都官尚书
元晖“奏请开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隋文帝欣然采纳，于是“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工部尚书
于仲文又提出：“请决渭水，开漕渠”。隋文帝便让他负责此项工程，以后又曾命太子左庶宇文恺继任此事，到开皇四年（584）“自大兴城东至渔关三百余里，名曰'通’，漕运通利，关内赖之”。灌溉的推广、漕运的硫通，给隋朝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保障和生机。最后是厉行节俭。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宫的生活日渐奢侈。苏成见宫中以银为慢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隋文帝便然下令，“雕饰旧物，悉命除毁”。并身体力行，“居处服玩，务存节俭”。隋文帝的行动可以影响整个官僚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铺张浪费，增加了国库积蓄。
隋朝建立后改革了
府兵制。府兵制为
古代兵制之一。隋代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服役年岁为二十一至五十九岁。府兵本身是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则须自备。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鉴于南北朝晚期，
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南北朝时期，突厥人作为北方最主要的一个游牧民族时常侵扰内陆。北周时期，杨坚一直采取
和亲政策缓和双边关系。公元583年，突厥大举南侵，隋文帝派兵将其击败，并大修长城加强防御。
此后，战败的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
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称雄
西域（后在
唐高宗时被唐朝消灭），东突厥则受到了隋朝的控制（后在隋末大乱再次崛起，空前强大”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后被
唐太宗消灭），中国北方边境逐渐稳定。隋朝初年，在南方还存在有西梁和陈两个政权。
西梁虽然以南朝正统自居，与陈朝对立，但地少国弱，一直是北方西魏、北周和隋的
附庸国。
公元587年，隋文帝召西梁皇帝
萧琮入朝，废之并吞西梁，由此完全做好了南下统一全国的准备。
公元588年，隋文帝以
晋王杨广为帅，起兵南下攻陈。公元589年，隋军攻入建康，
陈叔宝情急之下带着两个爱妃躲藏到一口枯井中，后来被俘。至此，隋文帝结束了自
西晋以后中国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南北朝结束。
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鉴于前代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
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
北史》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1]隋朝建立之后，政治经济稳定，开始重视国家藏书管理工作，隋朝初期就开始从民间收集图书，以后相继出现了三次民间征书活动，这大大增加了隋朝的藏书量，加之隋朝统治者爱好藏书，隋朝的藏书形成古代藏书的鼎盛。隋朝不仅图书多，图书典藏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隋朝藏书之多加大了藏书管理要求，隋朝建立专门的国家管理机构，负责藏书管理事宜，并且对藏书进行编撰和修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当时重要的国家藏书机构有：嘉则殿、秘书省、修文殿和观文殿，前两个藏书机构主要位于京师，后两个藏书机构位于东都，京师和东都是当时主要藏书地点。嘉则殿建立时间最早，隋朝主要皇家藏书都在嘉则殿里面收集，因此嘉则殿的书籍主要供皇家人员阅览。秘书省在隋朝的地位相当高，并且作为隋朝五省之一的秘书省是统治者专门管理图书典藏的部门。隋文帝很重视秘书省。另外，隋朝很多典籍在嘉则殿、秘书省、修文殿和观文殿收藏的同时，也分别在省和府有收藏。隋文帝在藏书的整理上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秘书省，负责藏书的整理校勘工作。隋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图书校勘整理工作，其后的每一年从未停止过对图书进行纂集、编目。所有的图书收藏形成一定的体系，图书体系化的编目，以及对图书的校正，是隋朝图书事业重要的特点。在藏书整理和收集的同时，隋文帝也加强了对藏书的修编工作。在战争中所得图书大量遭到损坏，民间图书更是如此，特别是时间比较久的古籍，损坏更加严重。隋朝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了吸取前朝灭亡教训，组织专人修编史书，隋文帝刚即位，便命
魏收等修魏史，成立了专门的修书机构（修书官），由秘书省直接监管。修书官由著名的文人兼任，例如牛弘和
许善心，在任职期间修编了大量的图书。
隋文帝时建立起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改革选官制度，确立科举制度。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科举制度萌发于南北朝，发展于隋朝，真正成型于唐朝。为广置人才，隋文帝于587年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选拔官员，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的采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自从
北魏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庶族
地主阶级经济也相应得到发展，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对于封建
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文帝开皇时期的一系列措施，
三省六部制、开皇律、州县两级制、均田制、大运河、科举制度、长安城、洛阳城、义仓的创立，对后世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
如唐朝继承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又如度量衡的统一的影响，清代
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曾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唐承隋制，基本以此为准，唐以后虽稍有变动，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文帝建立的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
清朝。隋文帝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影响。还有度量衡统一的影响，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唐承隋制，基本以此为准，唐以后虽稍有变动，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朝首都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
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
开皇之治，是长期分裂后出现的短期繁荣，它是由统治者与不祧之祖双方一致努力得来的。而继任者不察民情，不恤政事，横征暴敛，开皇之治就只能成为过眼云烟，不可能长久维系。
《隋书》如此评价“开皇之治”：“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2]
根据学者
通典记载，隋朝接受北周禅让，开皇元年（581），全国户口399万户。开皇5年灭陈新收50万户，至大业5年，人口达890万户，净增约490万户。
隋朝开皇时期，全国安宁，社会富足，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也为历史所罕见，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能看得出开皇之治的成就。
隋文帝杨坚在民族关系及外交政策上，以抵御为主，征讨为辅，先后对外作战，隋朝的军队歼灭和重创了
吐谷浑、契丹、
高句丽等国，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在打完仗之后，隋文帝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都注重安抚，注重收拢人心。隋文帝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尽可能使他们臣服，维护国家安定。
隋文帝利用挑拨分化和军事打击，使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
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杨坚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
隋文帝在对外交往上，秉持一种以德服人的观念。在他看来，各
藩属国定期来朝，宗藩和平相处，是最理想的一种天朝政治秩序。当然，有时也难免会使用战争的手段，不过，那也只是以臣服为目的，而不是要彻底击灭。隋文帝统一中国后，迅速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邻日本和朝鲜三国的交往。由于日本的倔犟，双方在外交上发生礼仪之争，但这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日本遣隋使到达长安，回国后隋文帝派人访问其国民俗。这可见两国的交往情况之一斑。
[3]隋朝与高句丽结成君臣关系，因为高句丽势力较弱，为了自我保护，遂采取“事奉大国”的策略，与隋结成君臣关系。隋文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态度上体现了他比较务实、比较理智的政治作风。
隋朝存在历史虽短，却涌现出一大批科技专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涵盖了天文、历法、建筑、数学、冶金、医学、食品、纺织等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