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庆历和议：经历两年多的宋夏战争之后，终于在1044年，双方以西夏称臣、北宋支付岁币、重开榷场为条件，签订了庆历和平协议，边事稍宁，仁宗这才有余力重新召回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改革措施。
公元1043年，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主持改革事宜。很快，范仲淹被擢升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一同提出了一个新政总方案一一《条陈十事》，颁发全国。
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
根据范仲淹多年来基层工作的经验分析，新政第一条，同时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澄清吏治。
恩荫补官一直是宋朝存在“冗官”这一社会时弊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仁宗朝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继承荫封的官员就不下500人，而科举取士的人数才360人，这就造成得荫封、吃闲饭的官员远远超过有真才实学的科举士子。
于是，这年十月，新政刚刚颁布，范仲淹就抓到了吏治改革的典型，一笔就勾掉了各路转运使的荫封名单。
这样的厉行改革自然会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就要攻击范仲淹，而借口就是结交朋党，这罪名可不轻，因为它触及到了宋朝立国的红线，太祖赵匡胤立国初期就制定了一套祖宗家法，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严禁大臣结党。
可范仲淹出于孤高自傲的心理，竟然爽快地承认了，他说自己是“君子之党”，言外之意是指责他的都是小人。
虽然新政导致很多大臣怨声载道，每天仁宗都接到大量痛斥范仲淹的奏疏，可范公的新政不会因为这点挫折就止步的。
当时社会上“冗兵”、“冗费”的问题非常棘手，严重影响了国库收入，开宝年间(968一976年)，宋朝兵力达37万8千人，到了庆历元年（1041年)，仅仅七十余年，军队人数达到121万余人，增加了近四倍。于是，大量的国库收入输送到部队，庆历年间的军费竟然占了国家整年收入的十之七八。
针对这些问题，1044年，范仲淹再次上疏，建议皇帝“训练义勇、再议兵屯”等七事，厉行富国强兵的革新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冗兵就裁员，冗费就削减军费开支。
这可触碰到了兵部侍郎夏竦的根本利益，夏竦一直在陕西四路经略使的任上，主持西夏战事，可以说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如今新政措施必然威胁到他。
于是，老谋深算的夏竦用非常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改革派密谋政变”案件。
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国子监的儒生石介，因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称赞范仲淹、欧阳修的新政，还指责夏竦等反对派为大奸之人。于是，夏竦便从石介开刀。
他先让家中的女仆摹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革新派富弼的书信，更是将原来的内容“伊周之事”篡改成了“伊霍（光）之事”，意图就是要诬陷石介、富弼二人，在密谋成为汉代的权臣霍光，独揽朝政。
夏竦更胆大的是，伪造了一份废立仁宗的诏书，控告革新派要搞一场政变。
如今，夏竦的“证据”确凿，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了，在夏竦等人的反对声中，1045年，范仲淹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富弼、欧阳修、石介等革新派相继罢职。
历时仅一年多的庆历新政也因此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后果
王安石变法：在仁宗朝，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即以失败告终。于是，严峻的社会问题留到了神宗朝，宰执王安石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发起了熙宁变法运动。
结论
庆历新政主要局限于官僚机构的微小调整，不敢触及太多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收效甚微；但它对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王安石变法正是庆历新政的扩大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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