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庆历和议:经历两年多的宋夏战争之后,终于在1044年,双方以西夏称臣、北宋支付岁币、重开榷场为条件,签订了庆历和平协议,边事稍宁,仁宗这才有余力重新召回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改革措施。
公元1043年,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主持改革事宜。很快,范仲淹被擢升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一同提出了一个新政总方案一一《条陈十事》,颁发全国。
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
根据范仲淹多年来基层工作的经验分析,新政第一条,同时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澄清吏治。
恩荫补官一直是宋朝存在“冗官”这一社会时弊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仁宗朝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继承荫封的官员就不下500人,而科举取士的人数才360人,这就造成得荫封、吃闲饭的官员远远超过有真才实学的科举士子。
于是,这年十月,新政刚刚颁布,范仲淹就抓到了吏治改革的典型,一笔就勾掉了各路转运使的荫封名单。
这样的厉行改革自然会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就要攻击范仲淹,而借口就是结交朋党,这罪名可不轻,因为它触及到了宋朝立国的红线,太祖赵匡胤立国初期就制定了一套祖宗家法,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严禁大臣结党。
可范仲淹出于孤高自傲的心理,竟然爽快地承认了,他说自己是“君子之党”,言外之意是指责他的都是小人。
虽然新政导致很多大臣怨声载道,每天仁宗都接到大量痛斥范仲淹的奏疏,可范公的新政不会因为这点挫折就止步的。
当时社会上“冗兵”、“冗费”的问题非常棘手,严重影响了国库收入,开宝年间(968一976年),宋朝兵力达37万8千人,到了庆历元年(1041年),仅仅七十余年,军队人数达到121万余人,增加了近四倍。于是,大量的国库收入输送到部队,庆历年间的军费竟然占了国家整年收入的十之七八。
针对这些问题,1044年,范仲淹再次上疏,建议皇帝“训练义勇、再议兵屯”等七事,厉行富国强兵的革新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冗兵就裁员,冗费就削减军费开支。
这可触碰到了兵部侍郎夏竦的根本利益,夏竦一直在陕西四路经略使的任上,主持西夏战事,可以说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如今新政措施必然威胁到他。
于是,老谋深算的夏竦用非常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改革派密谋政变”案件。
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国子监的儒生石介,因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称赞范仲淹、欧阳修的新政,还指责夏竦等反对派为大奸之人。于是,夏竦便从石介开刀。
他先让家中的女仆摹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革新派富弼的书信,更是将原来的内容“伊周之事”篡改成了“伊霍(光)之事”,意图就是要诬陷石介、富弼二人,在密谋成为汉代的权臣霍光,独揽朝政。
夏竦更胆大的是,伪造了一份废立仁宗的诏书,控告革新派要搞一场政变。
如今,夏竦的“证据”确凿,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了,在夏竦等人的反对声中,1045年,范仲淹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富弼、欧阳修、石介等革新派相继罢职。
历时仅一年多的庆历新政也因此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后果
王安石变法:在仁宗朝,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即以失败告终。于是,严峻的社会问题留到了神宗朝,宰执王安石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发起了熙宁变法运动。
结论
庆历新政主要局限于官僚机构的微小调整,不敢触及太多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收效甚微;但它对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王安石变法正是庆历新政的扩大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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