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王安石成为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
公元1070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实施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在经济上，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与市易法；在军事上，设置了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与军器监法。此外，王安石也注意到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太学三舍法与贡举法。
变法措施的内容，基本颠覆了宋朝一直以来推行的制度，全国上下感到惊讶，纷纷议论，王安石却不以为意。他认为，只要变法确实能带来益处，就不用过度担心他人的议论，也正因如此，王安石自言自己连天象的变化都不畏惧，连祖宗立下的规矩都不效法，只忠于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王安石的上任，也影响了其他人的仕途。
司马光等守旧党，与王安石对时政的认识不同，几次在朝堂上争论不休。比如在税收上，王安石在乎的是让国库更为充盈，司马光则认为让百姓开源节流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每当两方针锋相对，宋神宗都站在王安石这一边，导致守旧党越来越不被重视。
加上王安石的态度强硬，将原有的法令尽数更改，守旧党于是上奏宋神宗，说百姓都讨厌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请宋神宗收回成命，宋神宗不听，认为新法推行之初，百姓还不习惯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王安石变法遇到的第一个波折。
后来，守旧党的御史中丞吕诲看不下去，认为王安石太过执拗，在担任宰相之后，把朝政搅得天翻地覆，于是接连两次弹劾王安石，向宋神宗呈上《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第二状》。
宋神宗接到弹劾之后，觉得吕诲夸大其辞，有陷害王安石的嫌疑，于是驳回；吕诲感到自己不被宋神宗信任，心如死灰，要求辞官，自此离开朝堂，去当地方官了。
王安石急于收获变法的成果，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实施新法，向他报告效果，底下的官员为了满足朝廷的要求，开始钻法令的漏洞。
比如，免役法的实施，核心是要免除徭役，按民户等级征收钱粮，地方政府再用这些钱粮自行募役，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地方官员在收取免役金时，趁机增加了收税的金额，逼得人们只能多给钱财来免除徭役。
又比如，青苗法的实施，是农民在夏、秋两季庄稼未成熟时，可以向政府借款，来度过这一段没有收入的日子，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农民向当地豪强借贷。但是，王安石对法令研制不周，借款的利息极高，农民根本负担不起，地方政府还会在借贷、还贷之余，借机向农民索要额外费用。
因此，新法实施后，人民生活质量远低于从前，对政府也感到越来越愤怒。
随后，王安石变法遇到第二个波折。守旧党的宰相韩琦、谏官司马光知道后，跑去找宋神宗，告诉他各地实施新法的情况，并建议宋神宗停止变法。宋神宗听了，也认为王安石对新法研制不周，可是变法后，朝政的收入确实增加不少，因此宋神宗并不想停止变法。
王安石知道守旧党向宋神宗告状后，上奏章为自己辩护，宋神宗仍然重视王安石，决定不采纳韩琦、司马光的意见，让王安石自行整顿变法措施。
宋神宗虽然为王安石挡住了守旧派的攻势，但王安石的亲信却给他带来更大的打击，这是王安石所遇到的第三个波折。
王安石从前提拔出来的司法参军郑侠，自变法后，被王安石派到光州（今河南光山)管理当地的民、刑案件。任职期间，郑侠受理许多案子，都与新法有关，深切感受到新法的问题，于是在1072年回京述职时，拜访王安石，分析新法的缺失。
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不愿再见郑侠。之后，郑侠不死心，还是写了很多信给王安石，希望王安石能整顿新法弊端，王安石一气之下，将他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
郑侠感到自己无法再说服王安石，画了一幅“流民图”，直接求见宋神宗，告诉宋神宗，这些都是自己亲眼所见的民间苦状，绝无欺瞒。
宋神宗看到“流民图”上画有无数逃亡的流民，不仅携家带眷逃难，还有许多酷吏鞭打他们，不禁流下泪来，停止了变法，并将王安石贬为观文殿大学士。
改革派的参知政事吕惠卿知晓后，跑来劝阻宋神宗，告诉宋神宗，您这么多年的苦心，好不容易付诸实行，如果只是因为一名狂夫的言论，就把这些新法都废除，岂不可惜？
宋神宗听了，极为认同，宣布继续变法，仅仅废除了一个方田均税法，命吕惠卿继续主持变法事宜。1075年时，宋神宗又想起王安石的好，再度任用王安石。
后果
宋神宗逝世，司马光受高太皇太后扶持，主持国政，史称“元祐更化”。
结论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推行的过程中守旧党与改革党的对立，开启了北宋长达五十多年的新旧党争，对北宋的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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