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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十一章 不御楚师 心念天下

第十二章 不御楚师 心念天下



春秋时期有两次和平大会,世称“弭兵大会”。第一次在公元前579年,是由宋相华元南北奔波、牵线搭桥,促成“晋楚之成”。那年“夏五月”南北两个“超级大国”盟于宋西门,达成和约,誓词是:“晋楚(从今以后)不要互相以兵戎相见,要爱好、厌恶相同,一起救济灾难危亡,竭尽全力拯救饥荒祸患。若有危害楚国的,晋国就讨伐他;对于晋国,楚国也如此。两国使者交相往来,道路不要阻塞;有不和之处共同协商,一起讨伐背叛的国家。谁违背此盟,神灵诛杀他,颠覆他的军队,不保佑他的国家!”信誓旦旦,文辞更是非常之漂亮。

但是“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仅仅四年之后,公元前575年,好不容易达成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就被盟誓者撕毁,春秋史上又一次最具影响力的大战晋楚“鄢陵之战”爆发了。鄢陵大战之“鄢陵”与“郑伯克段于鄢”之“鄢”为一地,属郑。战争地点不仅在郑国,战争原因也是因郑而起。那年春天,楚王在武城派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把临近郑国、汝水之南一块土地送给郑国,目的是“以土地换结盟”。郑国求之不得“郑叛晋”,子驷到武城与楚结盟。郑楚媾和,晋不答应,晋伐郑;“楚子救郑”。“六月,晋楚遇于鄢陵”,战争结果:楚师“宵遁”趁着夜色逃跑了,白天战斗中,楚共王还被晋将吕錡射瞎一只眼睛。

第二次弭兵大会(前546年)与第一次相隔三十三年,这次是又一个宋国人,丞相“向戌”,多方斡旋,最终在宋国成功结盟。这次比第一次有实际意义,华夏大地迎来了难得的一段和平岁月。

普通民众对弭兵大会的态度如何、反应怎样,《左传》没有记载。可我们发现,两次弭兵大会,参盟国数量有非常大的差距。第一次只有晋楚两个国家,第二次则有晋、楚、蔡、卫、陈、郑、许、曹及鲁、宋等十个国家(《左传》另记有齐、邾、滕三个国家,未参盟)。数量大幅度增加,说明一个问题:和平,是天下诸侯的共识,也是各国百姓民众的共同愿望。

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第一次弭兵大会,过程记载非常简单,盟辞非常详细。第二次,盟辞连一个字也未透露,过程则非常详细。特别是还记载了两段“插曲”:一件是盟誓前“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会击晋(打算趁会盟之机袭击晋国);一件是盟誓进行时“晋楚争先”,两个大国争夺谁先歃血。

《左传》如此记载,是要告诉读者:列国君臣、百姓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非常迫切;但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则艰难曲折!既然如此,子产下边的一个主张就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非凡了!

就在第二次弭兵大会前一年(前547年)“冬十月,楚子伐郑。”这次伐郑,战争的缘起是什么呢?郑国、许国(男爵,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是邻国,但两国关系一直不好,你打我、我打你,从春秋初期一直打到春秋末期。其中原因谁也难以说清,新仇旧恨乱麻一般。哪些仇恨呢?远的不说,只说近的。前557年“许男请迁于晋”:许国国君请求晋君把许国迁徙到晋国,做晋国的子民。各国诸侯就要共襄盛举“迁许”了,许国大夫们却不同意。晋国就让各国诸侯回国调兵伐许,武力解决问题。

郑卿子蟜听说要伐许,就辅佐郑伯跟从诸侯联军参战。可见,这次伐许之役,郑国是“配角”,郑伯更不是什么“急先锋”,反倒是“郑伯后至”。郑简公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当时诸侯伐许之谋已定,“郑伯始来从之”。但是许国却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到郑国身上:别国都是卿大夫领兵,你郑国却是国君挑头!十年之间,耿耿于怀。公元前547年许灵公赴楚,请楚伐郑,并且说:“师不兴,孤(国君无凶称寡人,有凶称孤,战争就是“凶”)不归矣!”哪知还没兴师,“八月,卒于楚”。这一下,不打也得打,楚康王说:“不伐郑国,怎么求得诸侯拥护?”对不起许国国君呀!更难以面对随从国诸侯呀!

郑国对待战争历来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面对强敌入侵,郑国自然要组织军队抵御楚国进攻。可是子产却对郑相子展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称之为“不抵抗政策”:“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意思是:



晋楚将要讲和,列国就要息兵止戈、和睦相处,楚王这次是冒昧来此一战。不如让他称心而归,则容易讲和。那些小人(郑国欲与楚战者),奋动于勇,贪于祸乱,希望通过战斗,以满足其血性、成就其武勇之名,他们没有、也不会考虑国家长远利益,怎么可以听从他们的意见呢?



子产原话中的“昧”字很关键,杜注:“'昧’犹贪冒。”意思是楚康王既贪婪又冒昧。当代经学大师杨伯峻先生认为只是“冒昧”:楚康王并没有贪图郑国土地财物之心。我们认为“冒昧”贴近原意,但也不好懂。通俗点讲,应该是说:子产认为楚康王这次伐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属于鲁莽之举。

正因为此,子产从天下将要和平的大趋势出发,提出“不抵抗政策”:不御楚师,有利于促进南北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和平谈判。他批评那些欲邀战功、追求武勇之名的“小人”目光短浅,若战(既有害于和谈,也)不符合郑国国家长远利益。

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太符合郑国军事传统。郑国经历的战争太多了,从来是无所畏惧!特别是防御战,大多是抵抗在先,实在招架不住,再求援或与敌方结盟。(郑襄公领导的公元前597年那次卫国战争最能说明问题,见“附编”)作为执政大臣的子展是怎么对待子产这次极不寻常的意见呢?哪知道“子展说(与'悦’字通假),不御寇”。子展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胸怀大局的人,听了子产的话,非常赞成、非常高兴,当即决定不抵御楚国这次进攻,郑国要“放水”了……

楚国伐郑战果如何呢?楚师进入“南里”(郑国都城近郊),拆毁城墙。渡河攻打名叫“师之梁”的城门,守城者急忙放下内城闸门,楚国俘虏九个不能进城的郑人。然后渡过氾水归国,回去后安葬许灵公,也算对逝者有个交代了。由此看来,楚康王确实“冒昧”,确实轻率!不过,虽然收获不大,但他称心满意了。郑国呢,并没有伤筋动骨!

故事叙述完了,静下心来设想一下:如果郑国采取死拼硬打的方针,如果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在郑国请求下再次援郑击楚,双方久战不止、恶性循环,仇恨越来越深,和平条约的签署就会遥遥无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子产主张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南北和谈、天下和平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郑不御楚寇是在前547年,转过年来,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就又在宋西门召开了,以晋楚为首,天下诸侯签订了历史性的“宋西门和平条约”。晋楚不再交战了,但“晋楚之从交相见”:晋楚各自的从属国必须朝聘南北两个霸主。用句今日俗语形容叫:郑国这样的小国出现了两个“婆婆”,要分别送两份大礼给晋楚。于是,第二次弭兵大会第二年(前545年),子产辅佐郑伯赴楚朝拜楚王。这是件大事,一定会有大场面可记,但《左传》却记载了一件小事:舍不为坛。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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