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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三十四章 子产知礼 以礼安邦

晋平公去世后第二年,公元前530年三月,郑简公谢世了。郑简公五岁登基,为君三十六年。他父亲僖公君位五年(鲁襄公二年——鲁襄公七年),被权臣派人趁黑夜暗杀,不能寿终正寝。其子比其父幸运!更幸运的是,后世对郑简公评价甚高。经学家宋儒高闶,称颂郑简公为“春秋之贤诸侯”。理由两个:一是郑简公即位后,确立“从晋”国策,“遂息诸侯之兵”:中原各国从此再不因其从楚而讨伐、侵犯郑国。二是“子产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为春秋之贤诸侯。”意思是:在子产辅佐下,简公仁慈之美德像和煦的春风,沐浴着整个国家,百姓民众都承受了他的恩惠。

其实,从《春秋三传》的记载看、从其他典籍看,简公五岁坐上国君宝座,终其一生,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与齐景公倒有一比。历史上另一位经学家名叫家铉翁的说:“齐景贤君,每欲有为,辄为近幸小人所阻,优游不断,以逮终老,而国非其国矣。”家铉翁断定齐景公是位“贤君”(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位齐君),但是齐景公每次打算有所作为,都被宠幸的近臣、亲近的小人阻拦阻挠。因此终其一生,国家根本就不能成为他自己的国家。(晏婴此时是辅佐大臣)

齐景公可悲,郑简公可幸。齐景公欲有为却不能遂愿,郑简公无为却胜似有为。郑简公的“无为”,是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郑简公的“有为”,在于他始终信赖重用子产。郑简公在位期间,国内政局稳定,国际关系融洽,郑简公之被誉为“春秋之贤诸侯”,实与子产真心辅佐且政绩颇丰有关。子产有功,功不可没。我们称子产为春秋第一贤相,也与子产辅佐郑简公使其成为“春秋之贤诸侯”这一历史性功绩有关。试问:春秋时期,数百年间,被后世经学大师尊为“贤诸侯”的有几位?春秋有“五霸”,“五霸”有盖世之功,但“五霸”是“贤诸侯”吗?古人认为:“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宋元人注四书五经《春秋三传·春秋卷首》)

春秋时期弑君现象非常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春秋史就是弑君现象连篇累牍的历史。子产深明大义,谨遵君臣大礼,君臣之间相处谐和,郑国也因此政通人和,呈现一片太平景象。只可惜简公只有四十一年的寿命,正值壮年就魂归地府了。

子产尊重国君,维护国君权威,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吗?不是,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也四焉”,其中就有“其事上也敬”。这在《左传》中也有反映。例如:子产流放子南之前列举子南罪状时有这样的话:“今君在国,女(汝)用兵焉,不畏威也”,意思是:现在国君正在国都,你竟敢在国都动用兵器,这是对君主不敬畏。惩罚的是子南,维护的是国君的权威。

子产不仅对简公非常恭敬,对其子定公也是恭敬有加,一如既往维护少主权威。前526年,郑定公刚刚即位四年,晋相韩宣子趁访问之机向郑国君主“索贿”(见后文),子产对子大叔、子羽解释不献玉理由时说:“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对于“失位”的话,孔颖达注疏:“若晋之大夫求无不得,则郑国乃为晋之边鄙之邑,不复成国,谓失国君之位。”子产此举,是既要维护国家尊严、也是在维护少主定公诸侯之位。论辈分,子产是简公叔祖父,定公是子产曾孙。他们都是郑穆公后裔,子产对二位少主恪守君臣之礼,并未见史书子产妄自尊大的记载。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主幼国疑”似乎是一种常态,权臣乘机作威作福专权跋扈也成了一种常态。春秋乱世,甚至“陪臣执国命”,子产却“一反常态”,对幼主“事上也敬”,这正是子产知礼、守礼的表现。

由其父扯到了其子,把后话也掂了出来,罢了,说一件与葬礼有关的事情。郑简公下葬日子快到了,需要清除送葬道路上的障碍物。恰好游氏祖庙也在清除之列,有关部门派人通知要拆毁。大臣游吉让他手下清道的人拿着工具站着,暂时不要毁掉自己的祖庙。游吉断定子产会权宜行事,他对清道的众人说:“子产上朝一定经过这里,如果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实在不忍心拆毁祖庙。既然您有命令,那就赶快拆吧!’”果然不出游吉所料,子产问明情况以后,就让清道的人避开祖庙。

道路绕庙而修,经过一段路程以后,前边有一些民房当道,是掌管公墓的大夫其徒属之家,相当于后世老百姓的“居民区”“棚户区”。拆了它,道直,可以在早晨下葬;不拆,则须绕道,要等到中午才能下葬。游吉请求拆了它,理由是:不能延误时间而嫌得慢待各国宾客。子产不同意游吉的说法,说:



“各国宾客既然能够前来参加我国葬礼,难道还会担心迟至中午?既不慢待宾客,又不危害百姓民众,为什么不做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呢?”



最终没有拆毁民房,直到中午下葬。这个故事叙完之后,《左传》评论道:“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君子”不仅称许子产“知礼”,还说:“礼,不能毁坏别人而成全自己的事业。”这句话从反面讲出了“礼”的本质:不能损人利己。“君子”赞扬子产的同时,分明对游吉也进行了批评,不过是含蓄的。

这个游吉大夫,自己祖庙不忍心拆,拆起民房来却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游吉既知子产又不知子产,知子产:子产知礼不会毁其祖庙;不知子产:子产执政会以安邦宁民为上,“民生为贵,丧礼次之”。也正是这个游吉大夫,此事以后,想必如同鲁贤臣孟僖子一样愧而学礼,并成为行家。如其不然,为何会在若干年后出使晋国,根据子产制定的“教学大纲”给赵简子上那么一堂生动的“礼之教育课”呢?竟使赵简子感叹道:“甚哉,礼之大也!”——礼的作用太重大了!

两年前的晋平公之葬,子产懂得霸主新君居丧期间不宜接受各国使者拜贺之礼,更知道国家财力不可肆意糜费,执政者要爱护民力,珍惜国家资财;今年的郑简公之葬,子产既知礼、不毁人祖庙,又维护下人利益使民众得以安居。“礼为天经地义民之行”,子产不仅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身体力行。可贵的是,子产“以礼治国”并不是偶而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前边所述,“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政治改革,子产以“国之大节”为据宣判子南五条罪状而放逐之,都是用实际行动,贯彻“礼”、维护“礼”,以使国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和气”。

尽管古人对礼之功能有“拔高之嫌”,像子产那样竟视其为天地之经纬,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更不能走另一个极端:漠视、忽视礼的作用。于古,讲“礼”总比侈谈武力、迷信暴力要好得多;于今,讲究礼仪也是文明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不知礼,无以立。”言之有理,不可不慎!我们现在常常会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而这“礼仪之邦”的名誉正是我们的先人,诸如子产这样的贤者及广大民众,一代一代,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一点一点铸就的。犹如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用一块一块砖石、辛辛苦苦筑就的一样!



上章说过,晋平公葬礼刚结束,各国使臣欲朝贺新君而未果。那么何时方可呢?按礼:必须等到新君(当时还只能称“子”)守孝期满后,才能选择吉期举行登基庆典,各国诸侯才能派员或亲自朝贺。届时,郑简公去世后的公元前530年夏天,子产辅佐少主郑定公赴晋国朝贺新君。

晋君要举行国礼中最隆重的“享礼”,招待同时而至的齐侯、卫侯、郑伯,可是子产却拒绝晋人邀请,不让定公参加“享礼”,晋人也答应了。《左传》说:“晋人许之:礼也。”人家盟主给这么大的面子,你却要拒绝;晋国君臣不但不因其拒绝感到难堪、反而很痛快地答应,左氏还说这是合乎“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刚刚过世的郑简公还未下葬。其父还未举行葬礼,其子参加喜庆典礼,这在那个年代就违背了人伦大礼。那前面所说“日中而葬”是怎么回事呢?孔疏:“葬时下棺于圹之事”,这是整个国葬之礼的一部分,叫“安厝”,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之前,一定会举行可能类似后世“追悼大会”或“遗体告别仪式”的祭奠仪式,正式下葬“入土为安”,根据周礼规定:诸侯“五月而葬”,必须满五个月才能举行安葬仪式进入坟墓。

既然郑定公还在服丧期间,为何还要匆匆忙忙赶赴晋国贺喜呢?这不是与礼不合吗?这确实是个问题。孔颖达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说:郑偪近于楚,郑国既然坚定地与晋结盟,所以尽管郑简公尚未下葬,还坚持赴晋朝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情可许也”。不过,他又说:“享礼”有歌舞表演之类的娱乐节目,“未葬不可以从吉,故辞享为得礼”。意思是:郑简公还未举行“五月而葬”的葬礼,其子定公就不能参加有歌舞娱乐节目的喜庆活动,所以说拒绝出席“享礼”是合礼的。



子产“铸刑鼎”,以法治国;子产知礼,以礼安邦。子产治国,借用今天的话说是:“法”“礼”两个轮子一起转。



郑简公于公元前530年去世,紧接着,公元前529年,春秋历史上又发生一件有名的大事件:平丘之会,也叫平丘会盟。(《左传》记载:“甲戌,同盟于平丘。”甲戌之前,可称“平丘之会”;甲戌之后,可叫“平丘会盟”。)这次国际会盟,子产提出一个问题,与霸主发生激烈争辩,从中午一直争到黄昏时分。子产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他因何敢向霸主晋国进行抗争、结果是福还是祸呢?请看第三十五章 平丘会盟 子产争承。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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