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平丘会盟 子产争承
我们中国现在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初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某些西方国家非要把中国说成是“发达国家”。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日益繁荣而喝彩，而是为了让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国际义务。是发达国家就应当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而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那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我国据理力争，赢得绝大多数国家理解和支持，最终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承担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作出了应有贡献。
历史的相似有时会让人瞠目结舌。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发生过类似现象：郑国是小国，伯爵，是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当中的一级。霸主晋国却一直让郑国像上等爵位国家那样缴纳“公侯之贡”，享受“大国待遇”。那么当时的贡赋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呢？
具体怎么规定，应该是个千古之谜，恐怕永远无人解开。不过，从《左传》语言环境中，可以推测出那时有两类贡赋标准：一类是“公侯之贡”，《左传》“公侯之贡”四字紧相连属，似成“恒言”，也就说明“公侯”贡赋标准属于一类；另一类是“伯子男”为一个等级，这从子产争承的话中可以体悟出来。子产说：“郑伯，男也。”可有人把这句话说成：“郑国属于男爵。”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把“郑伯，男也”理解成：“郑国这个伯爵是男爵”，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子产意思是：郑国是伯爵，贡赋标准属于“伯子男”这一等级，不应承担“公侯之贡”（公侯那一级的贡赋标准）。如果这样理解，就不会出现那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了。会不会有例外的情况呢？有，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子产会告诉你，答案就在下面子产的一段话里。
公元前529年秋，为巩固盟主地位，晋国在平丘召开诸侯大会，规模很大，“规格”很高，十三个国家的诸侯参加，周王室也派出代表刘献公“主持”会议。这样的盛会，在春秋史上是不多见的。（自前548年重邱会盟，至此二十年间，皆是大夫主盟，古人因此讥晋“不自强于主盟”，致使霸主地位动摇。）
“及盟，子产争承”：将要结盟之时子产却要争承。什么是“争承”呢？孔疏：“争贡赋之次，言所出贡赋多少之次当承何国之下，故言争承。”意思是：“争辩进贡礼品的轻重次序。”为什么早不争晚不争，非要此时争承，是不是“突然袭击”呢？不知道，只知道：若歃血结盟已毕，说什么都晚了。
子产“争承”是要为郑国讨回公道，承担自己国家应该承担的贡赋。子产会达到目的吗？为什么敢于此时向霸主争承呢？这且按下不表，先介绍一下子产争承的过程，看他是怎么争承的，然后再解答这两个问题，或许到时这两个问题会不言自明，无需再释。会上子产说：
“从前，周天子确定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是根据国家地位排列的，地位尊贵（次序就靠前），贡赋就多，这是我们周朝的定制。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也有小的国家，那是距离天子最近，在甸服以内的小国。
“郑国（现在）居于甸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位非公侯，怎么能够承担公侯这一等级的贡赋呢？我们小国既担心所贡不足规定之数，还非常害怕因不能保障供给而获罪于大国，所以才敢斗胆请求按'伯子男’爵位的位次进贡。
“诸侯之间息兵止戈（指宋西门弭兵大会）是为了：大国小国友好相处。现在进贡无时，催促缴纳的命令无月不至。贡献物品又没有限度，因而不能满足大国各种欲望，短缺现象在所难免，这也就成了小国被讨伐而兴师问罪的理由。
“大国主持诸侯修盟，就是为了安抚小国、使小国得以生存。如果贡献大国财礼没有极限、又没有定时，那小国只有灭亡。
“决定小国生存还是灭亡的关键，就在今天了！”
贡赋居然还与“甸服”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必须把郑国历史沿革简单介绍一下，把这些搞清楚了，就会知道子产争承是言之有理、语出有据。
周宣王时，宣王封自己同胞弟弟“友”于西都畿内，是为郑桓公。宣王去世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博美人褒姒一笑的那位周王）继位，郑桓公为大司徒，他看到周幽王荒于政治，就向史伯请教：“现在王室事故连连，我非常害怕受到牵连，迁徙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逃过一死？”史伯教他：济水、洛水、黄河、颍河之间，有虢、郐两个国家，取而守之，可以巩固自己家族的地位。
后来周幽王被杀，郑桓公死于王事。其子郑武公与晋文侯定平王于东都洛邑，“卒取史伯所云虢、郐之地而居之”。西周时期郑国位于西都畿内（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即所谓甸服之内，史称“西郑”。按礼，“西郑”虽为伯爵，也应缴纳“公侯之贡”。郑国迁徙到东都附近即所谓甸服之外，称为“东郑”（也叫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东郑”，今日之郑国，位非公侯，属“伯子男”之列，又位于甸服之外，而贡赋一仍其旧，合理吗？显然极不合理。况且此时进贡的对象还包括南北两个霸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这从“礼”上说，更不合理。（春秋晚期是否还向周天子进贡，或者按时、足数进贡，已经很难说了。）
合理不合理，霸主说了算。可我们担心，子产此番话语，带有“控诉”意味、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会不会引发霸主雷霆之怒呢？《左传》没有记载霸主晋国对子产争承的态度如何，也未说明其他诸侯国的反应怎样。子产大段争辩的话语之后，《左传》写道：“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意思是：从中午开始争论，直到晚上，晋人才最终同意子产的请求。据此可知，争论多么激烈，谈判多么艰难！能让“晋人许之”实属不易。但不管怎么说，子产争承的结局还是圆满的。
会盟结束了，子产“胜利”了，子产一定会赢得其他国家赞扬、喝彩，因为从贡品数量上、贡献时间上有个相对公平合理的规定，对大家都有好处，甚至对维系中原诸侯集团内部团结、保持稳定都有好处。别人叫好，自己人也肯定会沾沾自喜吧。但想不到是，郑国人自己反倒批评起子产来了！“既盟，子大叔咎之曰……”因子产争承耽搁整整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盟事结束了。刚一结束，副使游吉就责怪子产：霸主是好惹的吗？顶撞晋国，他们率领诸侯大军讨伐我国怎么办？若诸侯来讨伐，不是因你轻蔑晋国引起的吗？游吉大夫怎么这样对待子产，他是不是杞人忧天呢？
游吉的担忧不是多余的，过去晋国侵犯郑国也不止一次两次。况且这次“平丘会盟”和以往不同，那次在外交信函上发发牢骚，仅是晋人自己知道。如今诸侯会盟，各国君臣济济一堂，小国“忤逆”大国，他们没了面子，会心甘情愿吗？“毁晋馆垣”那次，是带了丰厚的财礼前去朝拜，“不看僧面看佛面”，那么多的贡品、那么多的宝贝呢。这次就不同了：减少了贡赋数量、规定了贡献时限，对晋国既造成经济损失，又影响政治声誉，他们心里会好受吗？他们会咽下这口气而不向郑国发难吗？晋人心里是不好受！这从争论那么长时间就可以推断出来，那是一个长长的下午。但要讨伐郑国，却未必然。这一点，子产是心中有数的。子产回答游吉说：
“晋国政事政令（现在）出自很多家族，他们不能一心一意为国家着想，都在忙着经营自己家事，苟且偷安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着讨伐别国呢？
“（况且）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竞强、不争辩，就会遭到蔑视、受到欺凌，那还成个什么国家呢！”
关于晋国政局，子产与叔向看法一样：政在家门，而且大族之间各怀鬼胎、互相倾轧。一年后晋国发生内乱，三位大夫因“争夺田产案”，其中两位竟被杀死在朝堂之上，另一位大夫即凶犯后来也被处以极刑。这次内斗，印证了子产关于晋大夫只为“家”争权夺利、不为“国”着想出力的判断正确无误。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子产才“见机行事”，最终“心想事成”。
不过，我们赞扬子产，并不仅仅因为他争承成功。争承能否成功是一回事，敢不敢“争”是一回事。争承能否成功，与个人能力、选择时机有关；而敢不敢“争”，则与对国家的忠诚度有关、与个人的气节有关。难道小国就一定要受大国无理盘剥吗？小国就一定被欺负还要忍气吞声吗？正如子产所说“国不竞亦凌，何国之为”：一个国家，自己不争气、不竞争，终究要遭到欺凌，那还成个什么国家！
在“既盟”之后，《左传》记载一件事：晋国不许鲁昭公参加会盟，还逮捕鲁大夫季孙意如，用幕布遮裹住，让狄人看守他。这真是奇耻大辱！而鲁国是晋国传统盟友，对晋国一直是忠心耿耿。相对于鲁国君臣的遭遇，子产在那样的背景下能够争承成功，说明子产在霸主心目中的地位很不一般；更说明子产的韧性、气概、能量，实非一般人可比。
一部《左传》记载“争承”，仅此一例，大约无人敢于争承。因为：大国通过增加贡赋对小国实施盘剥早已司空见惯，小国逆来顺受也早已习以为常。如今子产“反其道而行之”，敢于争承又居然成功。何以至此，令人大惑不解：子产的“神通”究竟来自哪里。看了下章，这一问题或许会自然冰释。请看第三十六章 天赐良机 顺势而为。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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