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天赐良机 顺势而为
有必要介绍一下“平丘之会”，因为发动外交攻势进行所谓“争承”，需要掌握适当时机，时机不宜、火候不准，不但无功反而会自取其辱。上章所说子产“及盟”时刻争承，那是“微观”时机，机不可失，事不宜迟。这里从时代大背景即“宏观”上进行观察，看子产争承是否合适，也借以对前边所述子产“大局观”一说进行“呼应”，看看子产是不是真有大局观。当时的时代背景怎样呢？先从蔡国说起。
平丘之会两年前的前531年夏，楚军占领蔡国，晋国大夫荀吴对执政大臣韩宣子说：不能挽救陈国，又不能挽救蔡国，事事如此，那么就无人肯亲附我们晋国。晋国的无能，也就世人皆知了。作为盟主而不能挽救被灭亡的盟友国家，还要我们这个盟主干什么！不久，前531年秋，晋国召开同盟国大会，商量救蔡大计。子皮作为郑国代表将要出席会议，子产对子皮说：“你走不了多远就要返回，已经不能挽救蔡国了！”为什么呢？子产说：
“蔡国弱小且事故频发，楚国强大而不向小国施以仁德。上天将要抛弃蔡国，以使楚国积累邪恶，恶贯满盈后再惩罚楚国。蔡国一定灭亡！丧失新君而能够守住国家的很少。不出三年，楚王将有大灾难。 无论美恶吉凶，逢岁星绕行一周必有报应，楚灵王的邪恶已经要到岁星绕行一周的时候了。”
让我们品味一下：子产“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上天将要抛弃蔡国，以使楚积累邪恶，恶贯满盈后再惩罚楚国）这句话，是不是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好事坏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子产预言很准，真的“转化”了。
这次“救蔡”军事行动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北方盟主仅仅派了一介使者请求楚国宽免蔡国。楚国不答应，对晋国请求置若罔闻，灭了蔡国把它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蔡县，派公子弃疾做蔡县县令（当时楚国叫“尹”）。公子弃疾以蔡为根据地，养精蓄锐，于前529年，也就是平丘大会这一年夏，发动军事政变，逼得楚王自缢身亡，公子弃疾坐上楚国君王宝座，是为楚平王。自缢身亡的楚王就是前边所述召开“申之会”的那位要为所欲为、骄纵至极的楚灵王。此时，昔日八面威风的楚灵王“王恶周矣”：楚灵王已恶贯满盈。物极必反，则“盈而罚之”：恶贯满盈的楚灵王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落了个那样的下场。
这样的结局，印证了子产对子皮说的话的正确性：已不能挽救蔡国了；也印证了子产那句话真有点“辩证法”的意味：灭蔡，对楚王、对楚国来说是好事，扩大了疆域，拔去了北进道路上的“钉子户”；但同时又是楚王噩梦的开始，为其覆灭、为楚国政变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鉴于同盟国陈、蔡被楚国灭亡而晋国无力相救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晋国霸主地位已是名存实亡，晋国君臣只能徒唤“式微式微胡不归”了。子产也因此而断定：晋国随心所欲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因“争承”而向郑国诉诸武力。
平丘之会前五年（前534年），晋侯大兴土木修筑虒（音斯）祁之宫，招致民怨沸腾，竟谣传石头会说怨愤之话而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晋侯感到很奇怪，问师旷是怎么回事，师旷借机讽劝：“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音读）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意思是：现在国君居住的宫殿高大雄伟，（以致）劳民伤财，百姓怨恨，（民众）借石头之言泄愤，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贤人师旷希望晋侯不要滥用民力，晋侯根本不听。
虒祁之宫落成之日，各国使臣俱来祝贺。晋国一位有见识的大夫说：“大家欺骗我们也太过分了吧！本来是应该吊唁的事情（意思是凶事、坏事），反而又来庆贺！”晋国一般人士尚且知道天下庆贺是“窃喜”晋国因此而要衰落，晋侯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卿相朝臣只为家事着想，不愿、也不能匡正其君。就在这一年，前529年秋，有了平丘之会。
“平丘之会”与“申之会”，都是春秋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申之会”，是楚国崛起，与晋国势均力敌、分庭抗礼的标志；“平丘之会”，是晋国在称霸道路上走向衰落，却又企图强力“复兴”的标志。而正是平丘之会的召开，达成了共识、缔结了盟约，中原诸侯又继续聚集在晋国麾下，晋国才得以继续保持霸主地位，与中原宿敌楚国相抗衡。这样就维护了南北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战略平衡”，避免一霸独大现象的发生。一旦“一霸独大”，对郑国这样的小国其实非常不利；而“二霸共舞”，则因争夺盟友都会向郑国示好、都对郑国采取“安抚政策”，郑国这样的小国可以回旋的余地就大得多了。这是我们对“平丘之会”的一孔之见。当时的晋人为什么要召开“平丘之会”呢？他们有自己的盘算。
晋国之所以召集平丘会盟是因为他们发现，各国朝贺虒祁之宫回去以后都有了背逆之意。于是晋侯接受叔向建议：“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威。”各国对晋国有贰心，不是完全一致了，要用武力威胁恫吓他们，以维系晋国摇摇欲坠的霸主地位。叔向有眼光，很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但他开出的“药方”，不是子产所谓“修文德”，而是动用“武功”。这次平丘会盟带有非常浓烈的“火药味”，晋国把自己军事实力淋漓尽致地炫耀了一番。至于如何炫耀、如何“示威”，不是本文的重点，略而不述。
这次平丘之会，《左传》称之为“徵会”。“徵会”就是“徵召”诸侯来会，这与诸侯“主动”来会，有很大区别。“徵会”与前边所说“徵朝”一样（包括“徵聘”），含有一定的胁迫性，与列国诸侯的意愿是不相吻合的。
对小国，晋国可以颐指气使，对一些大国，晋国则不得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吴国和楚国一样是子爵，之前是上不得台面的，此时实力大增，波澜壮阔的“吴越争霸”历史剧就是春秋后期上演的。吴与楚一样也僭越称王，晋对吴则“区别对待”。为对付共同敌人楚国，晋国主动与吴国（姬姓，与晋同姓）结盟。吴晋关系交好，为“徵会”，晋昭公要与吴子在一个名字叫“良”的地方见面，大约有“协商”的意思。结果呢？“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良”在什么地方呢？杜注：“良，吴地。”晋昭公不顾路途遥远、鞍马劳顿，远赴千里之外前去“俯就”吴子，可见多么谦卑、多么虔诚！
吴国不给面子也就罢了，北方有个国家也表示抵制：“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理由很简单：“诸侯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才需要重温过去的盟约。如果都能听从命令，哪里需要重温旧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晋国威胁，齐才同意“寻盟”，盟会上晋人还虐待鲁国君臣。由此可以看出，晋国大旗下的军事同盟已近乎一盘散沙了。
此时争承，真是天赐良机！你晋国对内搜刮民脂民膏，建筑豪华宫殿，对我们弱小盟国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若不据理力争，非把我们榨干、搞垮不可。郑国要么继续生存发展，要么社稷倾覆，平丘会盟正好提供一个奋力一“争”的平台。同盟国已离心离德，而我郑国还是按照周朝定制，一如既往朝贡于你，你总不能讨伐一个既遵守礼制、又与你晋国多年来一直同心同德的同姓之国。南边强大的楚国对晋国也起了牵制、制约作用，晋国若“欺人太甚”，就等于“为渊驱鱼”，盟友就会首鼠两端，甚至“弃晋投楚”。——子产是有“大局观”的，他抓准“争承”时机，又摸透了晋人心理，“晋人许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也经历了艰难的谈判。
宋元人注《春秋三传》有段按语，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及国际关系进行评述：
“晋悼之时，楚氛方炽，晋合诸侯以攘之，犹惧不足以集事，于是通吴以为犄角之势。及郑已服晋，而楚不敢争，则晋不复恃吴矣。”
意思是：晋悼公时，楚国势力强大，气焰嚣张，屡次进犯中原，北方盟主晋国集合各国抵御强楚，尚且害怕不能成就大事，于是联合吴国形成犄角之势牵制楚国。等到郑国亲附晋国，楚国不敢与晋国分庭抗礼，晋国也就不再依恃吴国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郑国在当时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郑国虽小，在南北关系中却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郑国的作用似乎比吴国还要大。
把一个小国郑国说得这样厉害，是不是有意渲染、夸大其辞呀？不，历来如此：在国际关系中，两个大国之间的争斗最终都取决于第三国，第三国才是外交斗争、政治决胜的砝码。现代外交中，“冷战”时代所谓“大三角”关系，归根结底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第三国，谁争取到了第三国，谁就最后掌握了胜券。这也启示我们：平时处世时一定要广施恩德、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即使最普通的人，也要与之友好相处，因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那些平时很不起眼的人，会成为你成功取胜的关键。
忍不住“借题发挥”了一下，还回到春秋时代去。此时的国际形势已经今非昔比，现在是晋悼公之孙晋昭公为君，晋悼公“三驾而楚不能与争”的时代已过去几十年，昔日的辉煌已成为远去的浮云。不过，天下大势的基本格局犹在，郑国依然是当时国际关系天平上一颗重要砝码！郑国有地理优势、有政治优势、有军事实力，郑国有誓死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百姓大众！郑国那些当权者只要不妄自菲薄、左摇右摆，在国际上是有发言权的。只可惜子产的前任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唯强是从，以“小国之道”苟且偷安，以致祸难不已，屡被讨伐。
唐宋八大家苏辙有一篇《策论》，甚咎“天下之士”“不知天下之势”，致使“天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被偏居一隅的“山西千里之秦”所灭，此文就是传颂千古、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六国论》。苏辙从正反两方面论述韩魏的向背在七国争雄中所占关键地位的意义。而郑国版图诚然比韩魏小，仅相当于韩，但其所处地位的战略意义基本上等同于后来的韩魏。“韩魏”，在战国战略家范睢眼里是：“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另一位著名战略谋划家、见秦王不拜的高士顿弱则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顿弱这番话对秦王统一中国而采用“远交近攻”方略有重要意义）先“韩魏”之前的郑国在春秋时期绝对是晋楚争霸的关键一环，那是“天下之咽喉”！
得郑则晋安，失郑则晋危！郑国地位如此重要，晋郑盟友关系又那么牢靠，子产正是因应了时代潮流，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客观因素，才达到了“争承”目的，维护了郑国的国家利益。
“平丘会盟，子产争承”的故事既已叙完、时代背景既已明了，下面记述的是会盟前的两件小事和会后孔子对平丘之会的评价。
这次平丘之会，对郑国来说，子产并不是“主角”，“主角”是郑定公，子产和子大叔游吉一起辅佐少主出席大会。《左传》记载：“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帷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帷幕就是行军帐篷：“四合像宫室曰帷，在上曰幕。”子产带帷布、幕布各九张，游吉一下子带四十张，游吉随即就后悔了，每住宿一次，就减少一些帷幕。等到达会盟地点时，也和子产的一样了。对这件小事，杜注：“《传》言子产之适宜，大叔之从善。”意思是：《左传》记载这件事是称赞子产办事很妥当，也称赞游吉知过即改。
平丘会盟即将开始之前，晋国命令各国诸侯第二天，即甲戌（初七日）中午到达盟会地点。初六日（癸酉），“先盟朝晋”之事一结束，子产立即命令外仆赶紧到盟会地点搭建帐篷，游吉阻拦仆人，让他们第二天再搭。到晚上，子产听说还没有搭起帐篷，就又派他们赶紧去，可到那里一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搭帐篷了，仆人傻眼了。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子产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虑事之缜密。
平丘会盟结束之后，孔子有过两段评论：
“子产在这次盟会中（的表现说明他）足以成为国家基石了！《诗》说：'乐于为民众谋福祉的君子，是国家基石。’子产是乐于成就国家大事的君子啊。”
（孔子还说：）“会合诸侯，制定贡赋的限度，这就是礼。”
孔子为什么会关注平丘会盟并对子产给以这么高的评价呢？《左传》记载：“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会。”意思是：“待到赵文子去世，晋国公室日益卑微，国家政权旁落于豪门大家。韩宣子当政做宰相，不能善待各国，鲁国忍受不了晋国无休止地索求，不满情绪严重，怨恨的话非常之多，（正因为觉察到各国有了离异之心）晋国召开了平丘之会。”
这段话是左氏对召开平丘之会的说明、解释，我们从中还读出其他意思：因繁重的贡赋，鲁国国内涌动着一股对霸主的愤懑不平之气，子产争承也算替鲁人出了一口胸中恶气。鲁国是孔子的祖国，孔子说上面那些话，赞扬之中兴许还掺杂着感激之情呢，也未可知。
这段话还说明一个问题：天下诸侯都对晋国非常不满。大多数人隐忍不发，得过且过，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只有子产勇于“发难”、勇于“纠偏”，晋国才在平丘之会统一制定相对合理的进贡标准，以稳定与同盟国“战略伙伴关系”，才使得晋文公开创、晋悼公中兴的晋国霸主地位又能延续下去，南北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战略平衡”得以继续维持，中原各国也才能暂时不再屡遭战火，享受了若干年相对和平安逸的生活。
通过以上几章叙述会让人感觉到：子产是一个乐于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可是到了公元前526年，平丘之会后第三年，有位大夫因一件国宴上发生的有关位子的事，向子产提意见，子产不但不接受，反而怒不可遏地当面驳斥，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此时的子产成为郑卿已二十八年，任相十七年，年龄大约五十多岁了。他应该非常沉稳老道，怎么会一反常态为一件小事气冲斗牛呢？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修为吗？看了下章，您不但不会责怪子产，还可能会肃然起敬呢。请看第三十七章 子产拒谏 规我不正。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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