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有大批的国民党官兵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
其中不乏如杜聿明、沈醉、王耀武、黄维这样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军官。
但他们被俘后，却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反而在战犯改造所中受到优待。
并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陆续接受完改造被释放，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公民。
如此优待战犯的方式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而这一切，都源于毛主席那一句：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由这群国民党高级军官组成的战俘营，在改造过程中自然也是乐趣多多，譬如沈醉在讲述自己这段被俘往事之时，就提到华野的伙食最好，王耀武不给坑过自己的国军将领打肉！
那么，国民党战犯们度过了怎样的改造时光？他们的行为思想产生了哪些变化？毛主席的主张背后有着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往事。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高歌猛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但是一场场战役的胜利之后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那就是有大量的俘虏。
据数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消灭的八百万敌军中，被俘的就多达四百五十多万，而其中接受改编之后为我所用的更是有两百九十多万。
这得益于我军优良地对待俘虏、改造俘虏的政策，正如周总理所说，我们采取的是“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
而随着战争结束，我们又对如何对待和改造俘虏的方式，尤其是对以国民党高级军官为首的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做出了新的调整。
1991年上映过一部名叫《决战之后》的电影，为我们讲述了沈醉、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战犯改造所中的有趣故事。
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在清朝末年就是用来关押犯人的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人的授意下改建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除了必要的艺术加工之外，电影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这些国民党战犯在改造过程中的真实故事。
其中最为固执的便是曾经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淮海战场上被俘的他起初十分的不服气，还叫嚣着解放军是趁其不备发动进攻，有本事摆开阵势后再和他干一场，一分高下。
所以他一直坚持不接受改造，他认为自己被俘只是因为成王败寇罢了，所以他声称改造到什么时候就抵抗到什么时候。
除此之外，他还要去影响其他在里面接受改造的战犯，有一次监狱组织大家学习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贪污腐败的材料。
黄维便从中作梗，大声喊道：“那么共产党员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这话一出，不仅是在场的我党指导员十分愤怒，就连一些同为战犯的国民党军官也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便与他展开了争执。
吵着吵着，几个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甚至扭打了起来，直到值班的管理员过来才把众人分开来。
黄维见一计不成，就有了个新的点子。由于在功德林中有一条这样的规定，犯人的房间晚上是不准熄灯的，可以让管理员更好地进行监控，以免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行动，也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考虑。
黄维就借题发挥，向值班的管理员提出了“抗议”，说他们这种制度是不通人性的，是不合理的，以此来大吵大闹。
这把管理员也弄的哭笑不得，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但是上面也交待过要优待这些俘虏，不能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一时间竟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除了像黄维这样激烈地抵抗之外，也有些国民党的军官采用的是无声的抗拒，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杜聿明了。
杜聿明的军事才能是十分出众的，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的瞎指挥，他在淮海战场上可能还会有一番作为。
但是这个人却有些愚忠，他把对三民主义的忠诚理解为了对国民党个人领袖的忠诚，哪怕已经证明了蒋介石这个人是反动的，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
所以他自从进入功德林后就喜欢保持沉默，规定的改造活动会参加，但是我党想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甚至还有两次杜聿明都选择了自杀这样偏激的方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及时被人发现，才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有不愿意配合的，自然也有愿意配合的，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
他完全没有黄维和杜聿明那样的抵触心理，还时常劝说身边的人要积极配合工作，接受改造，早日回到人民中间去。
而当军统杀手沈醉在讲述自己的被俘往事，以及在功德林中改造的过程之时，就曾经提到过华野的伙食最好，王耀武不给坑过自己的国军将领打肉！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趣事呢？
作为抗日名将的王耀武确实在功德林中反思了自己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经历，但他也时刻会想起毛主席托人转告自己的话语：
“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作为“模范改造代表”的王耀武被安排了在功德林食堂中为大家打饭的工作，而他的山东口音也总是会逗乐前来用餐的众人。
但是他也不是没有私心的，他时刻记得自己在济南战役中的失败经历，所以他会特别针对在这场战役中不配合自己的命令，不及时支援自己的那些将领们，不给他们猪肉吃。
就这样，国民党曾经的这些高官“老爷”们，就在功德林中过上了他们并不太喜欢的接受改造的新生活。
或许抗拒，或许配合，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场改造真正的意义，也很快就会开始真正转变自己的思想，甚至开始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如前文所说，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是有着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的，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毛主席就曾经做出过：一个不杀，分批释放这样的指示。
但是释放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将这些战犯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希望通过改造，让他们真正地认识到曾经的错误，从而获得新生，再把他们释放。
毛主席也强调过，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不仅须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之中，促成其思想上的积极转变。
所以在战犯改造所中，这些国民党军官要时常进行生产劳动，体验和融入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摈弃他们曾经的官僚做派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军官进行优待也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毛主席曾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对待战犯们的方式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辉，也是在政治上的一步好棋，这便是毛主席指示背后的深意，也是伟人智慧的体现。
在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我们也会尽量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建国初期我国一穷二白，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但却会尽全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饮食方面，那时的人们都是以粗粮为主，但是功德林中却经常能够吃上大米和白面，且营养搭配均衡，肉、鸡蛋、蔬菜一样不少。
他们睡觉的监室条件也是十分优越，与之前国民党那些一进去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监狱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我党最为注重的便是这些前国民党军官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了，因为长期在军中作战，身上难免都有些旧疾，所以在功德林中配备了最为先进的医疗设备。
在这段时间中，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功德林中的管理员单独将杜聿明叫走，不知为了何事。见惯了国民党特务血腥行径的战犯们以为他是要被单独带走严加审讯，纷纷告诉他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能“背叛”党国。
但事实上，管理人员单独把杜聿明叫走是因为要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从而制定详细准确的治疗计划。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高强度工作，多年前他就患有严重的各种疾病，如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以及脊椎炎等。
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杜聿明曾经有过到美国找自己的女儿，顺便治疗自己已经完全无法支撑的身体的打算。
但却被蒋介石断然的拒绝了，蒋介石只允许他在国内匆匆地做完了几场手术，而后就把他派到了淮海战场上。
作为蒋介石最为依仗的军官之一，杜聿明没有在那边感受到任何的爱惜与尊重，反倒是成了战犯后却时刻被惦记和尊重，这令他的思想开始产生转变。
而另一件事的发生，也让功德林中的大部分人员都开始像杜聿明一样反思自己曾经的经历，那便是中美朝鲜战争。
刚到功德林时，许多国民党军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原因，他们时常会组织对几场国共的重大战役进行复盘。
在复盘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互相埋怨，互相指责，认为是其他人的行动不力，最终导致了自己这一部的失败。
他们的心中都像黄维一样不是很服气，认为自己是被拖累的，自己的军队并不比共产党的差。
所以当我们和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打响后，有些人开始躁动起来，他们甚至私下说这下可以见识一下共产党打败仗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他们所愿那样发展，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并没有在朝鲜占到任何便宜，连总指挥麦克阿瑟都被调换。
临阵换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身经百战的军官们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开始真正认识到共产党军队的战斗意志，以及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可以爆发出的战斗力。
于是他们开始自觉地加入到功德林的劳动中去，努力地参与一些前线亟需的军粮的生产，当他们听说自己亲手炒的面确实送到了前线后，都激动地流下来泪水。
而诸如杜聿明这样曾经和美军打过交道的军官们，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对美军的装备、战法和其他的一些信息进行总结，形成了一份几万字的报告，上交给了中央的军委。
虽然身处在监狱之中，但是这些国民党军官们已经开始通过参与各种实践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获取国家的各种信息只能通过书刊、报纸，以及管理员和指导员们的口述这样的方式毕竟是间接的，无法直接给人以震撼。
为了让改造的效果达到最佳，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决定：让这些战犯们外出到社会上参观。
从1956年3月开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里面的人员们外出参观。
听到消息的国民党军官十分兴奋，在封闭的环境中待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而且他们也十分期待，自己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踏出监狱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在广场上，他们见到了上百万人们齐聚进行集会游行，观看烟火表演。
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多的人，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群众们脸上洋溢的是充满希望和幸福的笑容，这与他们印象中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齐，纪律，精神焕发，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吗？
连著名的顽固抵抗派黄维都在这次的外出中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虽然彼时的他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在晚年的回忆中他也曾提到：
“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
在第二年，他们又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没有造出任何一辆汽车。
但是这一次，在长春汽车制造厂，他们真正见到了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解放牌”汽车。
虽然他们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官对于汽车早已司空见惯，但是这一次却仿佛第一次见到汽车一般，这里摸摸，那里瞧瞧，犹如一个个充满好奇心的孩童。
杜聿明原本就对汽车十分感兴趣，看见眼前的这个家伙更是无法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居然爬上了汽车一口气开了几百米。
紧接着，在管理员的带领下，这些人员又南下来到武汉，见到了即将正式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
在过去，旧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蒋介石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但现在，中国人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样在世界上都排的着号的大工程。
之后，他们又来到了南京中山陵，在那里缅怀了国民党的创建人，国父孙中山先生。
看见维护的十分完善的中山陵，黄维杜聿明等人感受到，共产党对于真实的历史有着怎样的精神，也为祖国人民能正视他们这些人在革命中做出贡献的事迹而感动。
“现在，通过实地参观。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报纸上登的，电台讲的，那都是真的，不是吹牛皮，确有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次参观结束后，曾经的老顽固黄维也由衷的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1959年9月，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 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很快，这样的建议得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审核通过，关于战犯们的特赦令发布。
这意味着，在功德林中生活的前国民党军官们终于要迎来属于自己的救赎和新生了。
同年12月4日，第一批30人的国民党战犯被释放，这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曾提到过的杜聿明、王耀武，也有杨伯涛、陈长捷这样的国民党名将。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在被释放后，和同样作为战犯被特赦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住在了一个宾馆中。
无论是曾经的皇朝贵胄，还是国民党军阀，在此刻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公民，真可谓是一段佳话。
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句话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黄维因为在改造过程中屡有对抗表现，所以没有在这一次的特赦名单中。但是在1975年，他也成功完成了改造，被授予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表面坚强的黄维在拿到特赦证明后，一个人跑回了房间，忍不住失声痛哭，并暗暗下决心痛改前非，用剩下的有限的生命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被释放后的杜聿明成功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王耀武和黄维也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负责了一些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杀死一个人的肉体是容易的，但是改造一个人的思想是难于登天的。
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老一辈领导人们为我们留下的一个传奇和瑰宝。
从国民党战犯到社会主义新公民，这一批军官们的改造故事终于落下帷幕，他们也终于获得了救赎和新生。
正如被释放后的战犯们在给毛主席的感谢信中写到的那样：
“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
曾经参与过革命的这些前辈们因为阵营，思想和立场的不同，站到过对立面，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考验，他们最终回到了人民中间去！
参考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俘虏的历史经验 卢毅 理论学刊 2013-04-15
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及其经验研究 刘江英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5-01
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 黄维 文史精华 1995-02-06
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的台前幕后 王标; 档案天地 2009-10-20
论改造战犯的历史性价值 邵名正 政法论坛 2000-02-29
编辑：师渂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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