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文字狱，很多人都会想到清朝中前期的文字狱案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的代表。事实上文字狱在古代是长期存在的，清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即便是号称“不杀士大夫”的宋朝，文字狱也是很严重的。在宋朝的文字狱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苏轼的乌台诗案。这个案子不但成为苏轼的人生转折点，也成了北宋朝廷中新旧两党互相仇视的开始。过去有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解读，都停留在党争的层面，始终没有认定案件的主要策划者。本章节便对此案进行剖析，看看背后推动的黑手是谁的。
乌台诗案是宋神宗时期由于熙宁变法而引发的案件，也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表现之一。事情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的时候，当时苏轼因为政绩卓著而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按照宋朝官场的旧例，苏轼需要向皇帝写一封信表达感谢提拔的态度，这便是著名的《湖州谢上表》。这封信中有一句话是“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被御史台的官员认定为诽谤朝政。于是御史中丞李定率领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攻击朝廷和反对新法。
宋神宗对此大为恼火，便派御史台的皇甫僎带领官兵到湖州捉拿苏轼。与苏轼交好的驸马都尉王诜提前得到消息，便找人通知了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苏轼提前把湖州政务交给通判祖无颇后，便被赶到的皇甫僎押赴东京汴梁城受审。苏轼到了东京汴梁后便被投入了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派官员审讯苏轼，并搜查到苏轼和很多旧党官员来往的信件和赠诗。这些信件和赠诗中有不少讽刺新政的内容，于是案件被扩大化，成为新党打击旧党官员的政治斗争，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甚至想要以此来处死苏轼。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御史台指控苏轼的文字狱案件都确定下来，苏轼本人也承认了。这些案件中包含书信和诗词一百三十多首，牵连到旧党官员三十七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便是司马光。苏轼供认不讳后，案件发到大理寺判决，大理寺搞了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花招。大理寺的判词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应该罚两年徒刑，但因当年有皇帝的“赦令”，所以免于处罚。这个判决让御史台非常不满，御史中丞李定带着御史们向大理寺开炮，双发发生激烈的争论。复核这个案件的审刑院也支持大理寺的判决，于是双方僵持不下。
与此同时旧党大臣们也积极组织起来营救苏轼，先是宰相吴充上书为苏轼说情，后来他们又请动了曹太后出面干预。有意思的是，新党中比较温和的王安石和章惇也出面帮着苏轼说话，于是事情有了转机。最后苏轼免于一死，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
本案牵连到大量旧党大臣，也都受到严重处罚。其中驸马都尉王诜因泄露机密，后来又拒不交出苏轼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苏轼的好友王巩以泄密罪被发配到宾州做盐酒税监，他的弟弟苏辙被降职到高安，任筠州酒监。三朝老臣张方平被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等人各罚红铜二十斤。
主流的历史学观点，这个案子是典型的文字狱，也是新党借机排挤打压旧党的操作。苏轼作为旧党中反对变法的大臣，作为新党官员们首要攻击的对象。他从熙宁变法开始便积极反对变法，在与同僚的书信和诗文中都表达出了这个观点，而且利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各种讽刺。他的这种做法得罪了新党的官员，所以成为了政治斗争的首要对象。可仔细地推敲这种笼统的说法，发现并没有指出此案的主要谋划人是谁。政治斗争必然有个主谋，否则案件开启和执行过程中岂不是群龙无首？可在各种史书和文人笔记中，都没有主谋的出现。
尤其是如此大的案子，牵连到了朝野数十位旧党官员。上到皇亲国戚和卸任宰相，下到普通中下级官吏，如此大的规模不可能没有组织。有人说是沈括先挑起的，因为沈括在熙宁六年的时候便上书宋神宗控告苏轼，但当时被宋神宗搁置了。其实这个说法很不靠谱，因为此案发生时，沈括刚刚从知潭州复职为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之前他因为新党内讧的关系，被蔡确弹劾，下放到潭州去了。刚刚回到朝廷的沈括，又没有经手御史台，怎么会主导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在整个案件的审讯和判决过程中，沈括并没有积极的表现。
从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执行者来看，两个官员是最为积极的。其一是御史中丞李定，其二是知谏院张璪。这两人都是意图将苏轼置于死地的典型，他们带领台谏的官员积极上书，想要请宋神宗处死苏轼。如果因此而说他们是此案的主导人，却又有很多疑点难以解释。他们是台谏官员的首领，主要责任是监督百官和收集民意处理。苏轼在自己的书信和诗文中讽刺新政，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从沈括上书开始，到乌台诗案已经好几年了。如果他们主谋弄死苏轼，为什么要拖到这个时候，中间几年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
其实要对付苏轼很容易的，苏轼在诗文中讽刺新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新党想要拿苏轼开刀，随便找个理由搜查几个与苏轼来往密切的官员，就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了。实际上从审讯中发现的一百多封信件和诗文看，苏轼干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两天了，而且他也是大方地承认了。可李定等人开刀的却是苏轼上表给宋神宗的信件，这就变得有意思了。地方官员给皇帝的上表都要经过银台司的，除了十万火急的军情直达皇帝外，其他都要被分配到各部办理的。以苏轼的上表来看，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到政事堂就被截住了，不会发到御史台去。
李定作为御史中丞能看到这封信，要么是银台司泄漏，要么是政事堂泄漏，要么是皇帝亲自给他看。如果说是银台司泄漏，那么必然这里有李定的人。实际上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银台司的任何信息。这么大的案子，银台司的经手人，怎么藏得住？如果说是政事堂泄漏，那吴充这个宰相是摆设么？吴充可是实实在在的旧党，他怎么会把这种信件交给御史台？排除前两者后，泄漏的信件最大的可能就是宋神宗本人。一方面宋神宗是信件的收件人，另一方面御史中丞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有事不需要经过政事堂和枢密院。
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对攻讦苏轼最为积极的便是御史台和谏院，而这两个单位都是宋神宗直接管辖的。如果说对苏轼的政治攻讦，是李定和张璪两人擅自发起的，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他们虽然是朝廷大员，但在新党之中并非核心人物。别说比之前的王安石和吕惠卿，即便是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蔡确都比他们更有影响力。这两位官员想要搬动如此大的案子，将数十位旧党大臣卷入其中，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尤其当时的宰相吴充可是旧党核心，这两位想要借乌台诗案将旧党连根拔起，几乎就是异想天开。
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看，乌台诗案的主谋只有一人，也只可能是这一人，他便是宋神宗本人。那么问题来了，宋神宗搞乌台诗案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真的要置苏轼于死地么？苏轼的诗文让他这么痛恨？其实认真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发现此案苏轼只不过是受名声所累而已。
乌台诗案发生之时，正好是从熙宁变法到元丰改制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有个特点，便是新党因内讧而出现分裂迹象，旧党因吴充当宰相而出现起复之机。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新党、旧党、皇帝都有着各自的谋划。宋神宗的谋划就落到了苏轼的头上，因为他是当时的文坛盟主。
宋神宗即位后不久，因为政见分歧，欧阳修退出了中枢，也就逐渐远离了政治。而此时在文坛中苏轼逐渐崛起，文名盖过了欧阳修，成为新一届的文坛盟主。苏轼的文学造诣自不必说，受到天下文人的推崇自然是毫无争议的。与他交往的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不少，他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既交流文学造诣和心得，也谈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因为苏轼是反对变法的旧党，所以他的观点影响了很多人，使得旧党在民间文人中的声势很盛。当初沈括弹劾苏轼，就是因为苏轼通过这种方式使旧党得到了大量中下层文人的支持。
这种事情在政治上看来可大可小，并不是一定要处置的，所以宋神宗当时选择了搁置。但到了元丰二年的敏感时期，这个事情就成了宋神宗打击旧党的良机。一方面是因为吴充和司马光谋求起复旧党，这让宋神宗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另一方面宋神宗要搞元丰改制，并且亲自站到了改革的一线。为了改制顺利，他需要先把旧党清理一遍，让他们无法成为官制改革的阻力。第三，旧党势力的削弱，也有利于蔡确重新整合新党，抓住机会解决新党内部政治斗争的问题。出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宋神宗是有必要发动此案的。
要打击整个旧党，就必须找个能够将其范围做到最大的突破口，而苏轼正好是这个突破口。反对旧党的官员很多，但像苏轼这样有着广泛联系的并不多。在人脉广泛的官员中，苏轼又是没有后台，官职最小的一位，欺负起来容易，没有被反噬的风险。如果宋神宗找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的麻烦，恐怕他会遭到想象不到的打击，甚至可能威胁到皇位。因为这些人虽然退出中枢了，但背后的强大实力还存在。苏轼虽然是文坛盟主，但这头衔是虚的，他背后并没有强大的宰相和军事贵族支持，容易收拾得很。
事情正如宋神宗预料的一样顺利，乌台诗案几乎将整个旧党核心层卷入其中，旧党在朝廷的残余势力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有了这个案子做铺垫，旧党暂时无力在朝廷中阻止新法的推行，元丰改制就能顺利展开了。既然宋神宗是为了打旧党，而不是打苏轼，于是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整个案子看似惊心动魄，似乎苏轼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实际上这都是演给旧党看的，这叫做敲山震虎。有了这招将旧党镇住，吴充和司马光谋划的起复计划就得慎重考虑了，否则匆忙回到朝廷，就变成了千里送人头。
宋神宗发动乌台诗案，选择的时机是非常漂亮的。在沈括最初上书的时候，他将案子压下。是因为熙宁六年北方大旱，旧党利用旱情攻讦新党，宋神宗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挑起此案，不但无法打击旧党，反而会落下党争的口实，甚至会自己的皇位。尤其是旧党派冯京请出曹太后和高太后之后，宋神宗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可到了元丰二年，熙宁变法初具成效，朝廷力量逐渐增强，这种大背景下用这样的权谋之术，可以说是恰大好处。宋神宗既能够为元丰改制扫清障碍，又能够报复旧党给他带来的政治压力。
从这个案子也可以看出，苏轼之所以被针对，就是因为有名无实的锅。他名气很大，能力也不小，政绩也很卓著，但没有强大的政治后台。缺少了这样的后台，身上的名声就成了怀璧其罪，成为政敌攻讦的焦点。只要这个名声在，别说苏轼真的讽刺了新政，就算没有讽刺，宋神宗也会让李定制造证据。
前文讲过宋神宗不是儒家的皇帝，而是法家的皇帝。他是讲究实用主义的，也是善于权谋之术的。他的思想中只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不存在温良恭俭让。有的人说苏轼情商不高才惹祸，其实是没抓住重点。这种怀璧其罪的人祸，就算情商再高也避不开，除非从一开始就别当官。
乌台诗案让宋神宗成为了最大的胜利者，也为元丰改制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北宋灭亡埋下了隐患。后人讨论北宋灭亡时，总在王安石、蔡京和宋徽宗之间选罪魁祸首。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宋神宗。宋神宗这种做法是急功近利的，也破坏了赵匡胤和赵光义留下的不因言降罪的潜规则。这个规则破坏之后，新旧党争越发激烈，双方斗争也就失去了底线。他们从光明正大的竞争，变成了背后捅刀子，各自阴谋手段频出。这种政治生态下，皇帝在官宦家族和新旧派系之间摇摆，中下级官僚无出头之日。于是朝廷政治变成了权利斗争，掌权者完全被私利蒙蔽眼睛，国家日趋腐败，走向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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