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任命了旧党出身的吴充为宰相，这让新党在朝中的统治形式岌岌可危。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和吕惠卿相继离任，使得新党内部群龙无首，出现分裂迹象。另一方是吴充上任后力图起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在这种情况下新党面临着重大危机，甚至有可能因为旧党的回归而分崩离析。新党想要继续下去，必须要有一位新的领袖站出来团结所有官员，阻止吴充和司马光的计划，从旧党手中夺取朝廷的控制权。于是在这可以称之为历史转折点的时刻，新党的第三位领袖出现了，那就是蔡确。
蔡确本是韩绛出任陕西宣抚使时看中的官员，他推荐给弟弟权知开封府韩维。韩维因获罪贬谪外放后，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官员刘庠接任了开封府。蔡确因为不满开封府的一些陋习与刘庠发生冲突，于是名声大噪，受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的看中。蔡确先被王安石推荐为三班主簿，然后又被御史中丞邓绾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逐渐地走入了新党的核心要员行列。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新党内部纷争不断，蔡确便趁机崛起。他先是弹劾同为新党的三司使沈括，然后又主导了引发宋朝官场地震的相州案，奠定了其新党领袖的地位。
蔡确弹劾沈括的事情前文已经有了详细剖析，本章节不再赘述。但此时产生的一个影响便是他从众多的新党要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新党新的具有标志性的官员，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宋神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介入相州案奠定了基础。
相州案在宋朝非常有名，是宋神宗时期引发党争的两大著名案件之一，与其齐名的便是苏轼的乌台司案。这个案子本是盗窃伤人的小案，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在蔡确介入后玩出了精彩的效果，引发了宋朝官场的大地震。而蔡确也通过此案将旧党高层一网打尽，借此成为了新党的领袖人物。
这个案件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它本个是小案子，却让蔡确玩出了精彩的效果。案子出自于相州，本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据说是一个强盗带着两个徒弟抢劫，强盗吩咐徒弟，如果有人出来阻止就将其杀掉。有次强盗在抢劫过程中遇到了邻居劝阻，这邻居也能奇葩，没有动手，只是嘴上劝阻。但强盗的徒弟还是把这个邻居杀了，于是这两个强盗团伙被官府追捕。强盗团伙被捕后很快按照宋朝法律进行了审判和处理，师傅和徒弟都被判了死刑。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可在宋朝的法律上却引发了争议。
因为在量刑时遇到了个关键性问题，两个徒弟是主犯还是从犯。按照熙宁新法规定，主犯要判处死刑，从犯可以减免。如果从犯到案后主动检举揭发，也可以免除死刑。相州主管此案的官员叫陈安民，他将两个徒弟作为主犯判处了死刑，刑部也没驳回，案子就定下了。这个案子送到朝廷后，就有复核的司法官员提出异议，认为两个徒弟应该是从犯。而且他们到案后有揭发检举的情节，不能够判处死刑。这个案子被中书刑房堂后官周清提了出来，引发了宋朝司法系统的争执，其中争执最激烈便是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和负责复核的中书刑房。
对于周清的质疑，宋神宗把案子发给了大理寺处理。大理寺的详断官窦平和详议官周孝恭对周清的意见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徒弟杀人虽然是师傅吩咐的，但被杀的邻居并没有武力反抗的动作，所以不在师傅吩咐的范围内。因此他们认为徒弟杀人是自主动手，并不是从犯，而是该以主犯论处。他们复核的结果是相州陈安民的判决不存在问题，同时他们又得到了周清的上司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的支持。周清对此不服再次告到宋神宗面前，宋神宗又将案子丢给了刑部，而刑部这次却支持了周清，认为相州案判决失误。
正当大理寺、周清和刑部对此案发生争执的时候，案件却有了新的变化。根据皇城司的密报，相州的司法官潘开来带着三千贯钱到了东京，向大理寺的官员行贿，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平息下来。于是案件性质从最早的盗窃杀人，到判案错误，变成了行贿和徇私枉法。这个是被报给宋神宗后，宋神宗指派开封府进行审理。经查陈安民得知朝廷在复审这个案子，便派了继任者潘开来到东京拿钱疏通，同时又写信给东京的朋友找机会帮他平事。潘开来到了东京后，找到一个司农寺叫高在等的相州官员，请他到大理寺走门路。
开封府审理后发现，高在等并没有走通大理寺的门路，而是把潘开来的钱给吞了。他们认为大理寺对相州案的判决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是依据法律和客观事实断案，应该给予支持。事情办到这里，按理说大理寺定下来的案子，周清是很难推翻了。周清作为王安石提拔起来的新党要员，很快请出了大神，这便是蔡确。蔡确认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高官的利益链，开封府没有资格审理，需要提高到御史台。蔡确的说法并不是无事生非，因为相州主审陈安民是前宰相文彦博的小舅子，而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则是大理寺评事。
顺着这条线索往下理，文及甫还是当朝宰相吴充的女婿。同时又有人曝出，相州案发生时的相州知州是三司副使韩忠彦，他是前宰相韩琦的儿子。当时审理相州案的除了陈安民，韩忠彦也是有所参与，并且在判决上签字。于是相州案背后被扯出个巨大的关系网，而且牵连到一大批的宰相二代。最为让蔡确得意的是，这些宰相二代的父辈，都是旧党的核心领袖人物。于是在时任副相王珪的推荐下，宋神宗让蔡确来主审这个案子。蔡确上任后，第一时间派大理寺丞刘仲弓把前面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抓起来投入狱中。
蔡确没有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是把这些官员和死刑犯统统关在一起，放在条件极差的牢房中，吃喝拉撒睡混杂在一起。白天他就把这人拉出去晒太阳，太阳落山便送回牢房。吃得东西也是最差的牢饭，这些官员很快便受不了了，纷纷招供出不少事实。最奇葩的是，蔡确还制造刑讯逼供的假象，用来骗别的御史台官员。然后御史中丞邓润甫便提前到宋神宗面前告状，说蔡确刑讯逼供。宋神宗于是又派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复查蔡确的审讯过程。但复查的结果是蔡确没有刑讯逼供，所有案犯和官员口供属实。
其实蔡确这里面玩了个花招，史书上说这叫做锻炼成狱。他知道宋神宗会派人复查，所以天天找这些罪犯反复录口供。凡事有翻供迹象的官员，都被他拉出去反复折腾。一来二去的这些官员都麻木了，期盼着赶紧结束回家，于是也就没有了抵抗意志。等复查的官员过来，他们根本分不清是不是蔡确在搞鬼，只能按照之前的口供复述。于是宋神宗对邓润甫非常不满，对蔡确却更加信任，将审案大权全权交给了蔡确来办。蔡确利用这个机会敲开了这些案犯的嘴，将当朝宰相吴充卷了进去，让整个旧党高层损失惨重。
在蔡确的口供中有很多对旧党不利的供词，这些供词构成了旧党官员结党营私和徇私枉法的证据链。比如陈安民曾经写信给吴充，希望他在这个案子上关照。文及甫供词中也承认给吴充打过招呼，吴充答应关注这个案子。文及甫还供称，曾嘱托太常博士吴安持过问相州案。吴安持不仅仅是吴充的次子，而且是前宰相王安石的女婿。同时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在口供中承认，暗示大理寺法官按照自己的意思断案。而这位刘奉世正好是吴充当枢密使时的部下，他调入中书刑房也是走的吴充门路。他为大理寺和相州说话，是收到吴安持的请托。
于是关于相州案的一条利益链摆在了宋神宗的面前，也将旧党高层一网打尽。文彦博的小舅子陈安民和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在相州案中判决失当，被中书刑房的周清上告。陈安民怕案子被推翻，一边让潘开来到大理寺行贿，一边托外甥文及甫给姐夫吴充送信。吴充得到这个信息后答应对此案予以关注，同时文及甫又让吴安持向刘奉世请托。刘奉世暗示大理寺官员窦平、周孝恭将周清的质疑驳回，拒绝重新审理并判决此案。案子虽然不大，但却形成了旧党徇私枉法的铁证，于是旧党从上到下被撸了一遍，蔡确还穷追猛打。
于是涉案的所有官员贬官和惩处，被牵连进去的吴充、文彦博、韩琦等宰相级大员颜面扫地。吴充本来还跟司马光谋划着起复旧党，将之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召回朝廷。这个案子一出，旧党结党营私的形象暴露，各种谋划都进行不下去了。而吴充也因为这个案子坐不稳宰相之位，案子了结后不久便选择了请辞退出政事堂。蔡确成了案子中的最大受益者，也成了新党的领袖人物。他先出任御史中丞，然后又出任参知政事，成为继王安石和吕惠卿之后的第三位新党领袖。后来还在元丰改制中成为次相，掌控朝廷的大权。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蔡确这辈子最为高光的时刻，让他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收益，也为他在元丰改制后出任次相奠定了基础。但也因为这个案子蔡确毁誉参半，还被旧党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认为是奸臣的代表。从他个人的意愿来看，作为激进派的新党，是主动进行名利与权势的交换。
在王安石和吕惠卿罢相后，新党内部分裂，局面不稳的情况下，他通过此案不仅赢得了宋神宗的信任，也重新团结了新党，可谓是名利双收。至于被认为是奸臣，而且受到旧党痛恨的副作用，他是不屑一顾的。只要能登上相位掌控权势，个人身上的一些虚名他是不在意的，牺牲了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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