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但正是在这段大分裂时期内，古代中国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且伴随着许多政治改革，为后世秦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的王朝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而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人们一般将其称作为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所谓的贵族政治，即在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分封制以及“嫡长子继承”制的基础上由贵族代表着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而官僚制度即为建立在公开选拔并任命官吏的基础上，有着包括官僚机关的日常运作、职能分配以及官僚活动等一系列完整制度体系的封建政治制度。
这两种制度的交替实际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关于春秋时期发生的这一重大转变，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那么今天就一起跟着小编的步伐探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有关内容吧。
1、分封制度的衰落导致贵族政治的衰亡
分封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形成时间较早，这是因为分封制在奴隶社会中对贵族势力掌握政权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通过史料可以分析出当时成王确定分封制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体系，并令藩国充当“屏障”的作用使得国家得到较好的保护。这样的分封制度以宗法血缘关系及其亲近程度为基础，由原始的财产继承制度演变而来，将政治制度建立这样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父权家族制的扩大化，并由此产生了贵族政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分封制与贵族政治相伴相生，分封制的推行也就标志着贵族政治的开始，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分封制的衰落也将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消亡。起初，在分封制度的实行下王朝能够维持一定的平衡，但是随着后来的演变发展，实际上诸侯对士大夫的权力要大于天子对诸侯的权力。诸侯在自己所被封的辖区内各自为政，即为“分而治之”，因此天子在中后期阶段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和表面上的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位置，实际权力在如此之多的诸侯手中逐渐分散，于是天子逐渐不再是真正的统治者。
由于最初的分封制度的建立是在总法血缘关系与皇室势力强盛的基础上的，但随着上述这般情况的发展，王室也随着逐渐衰弱，这样的情况下宗法关系便不再牢固，并且各诸侯国开始企图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的封建秩序的坍塌也成了必然结果，于是有了历史上的“平王东迁”，并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标志着贵族政治的衰亡。
2、贵族政治其自身特性导致衰亡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一旦当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失去了对血缘与宗法的神秘感之时，其危机也会随之到来。首先，贵族政治是以全国分区管理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长期实行这样的制度会导致土地、人民、军队和社会经济处于分散分离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政治权利上的不统一，即为贵族与贵族、贵族与王室的权力的不平衡，这也是贵族政治自身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
为什么是致命的呢？因为国家一旦权力得不到平衡，在许多方面都会存在看不见的争斗与压力，而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而恰恰这种政治制度的根基是会随时间推移而淡化的血缘关系，因此长期实行这种政治制度必然会使关系链被历史的发展变化而破坏，最终导致制度的衰亡与其他制度的替代。
其次，分封制在实施前期效果明显，各地区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当然这方面有利也有弊，因为这使得各分封国的势力日渐强大，王室的统治地位日益受到动摇。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爆发，各诸侯国争前恐后地进行各项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增强了自身实力，为日后的野心埋下伏笔，更是为新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最后历史的结果中我们看出，实际上这种原始的贵族政治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即血缘宗法关系逐渐破坏，这也使得社会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制度过渡。因此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其自身的特性也是其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赵武灵王
3、郡县制的出现推动官僚政治的产生
郡县制也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代替分封制的一种新的制度，那么它从何而来呢？其萌芽产生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在春秋时期，由于迫于外界的压力，即一些战事的迫近，一些诸侯国不得已加强其领土上的中央集权，建立起了对其下属地方的直接管辖，而不是再分封给下层。这也就是最初的郡县制的产生。
官僚政治即为建立在皇权为核心、以官僚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国家的军事权、司法权、行政权等等一系列的权力由过去分管与各诸侯之手变为如今的集中于皇帝之手，皇权成为了帝国政治的核心内容，而官僚又成为了皇权集中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包括他所立下的一系列法律条款，皇权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至高无上，再也不是受到诸侯的压力。官僚制度中，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集中，这也要求皇帝必须拥有对地方掌控的直接权力，而郡县制的出现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需求。
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模式取代了分封制的层层管理方法，使地方与中央之间只存在垂直关系，再也没有平行的其他干扰。而其他官吏基于官僚制的严格控制，每个机构人员都进行严格筛选，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决定一切，在增强公平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皇帝安全与社会运转的稳定性。
1、官员之间素质的比较
首先贵族政治体制之下，由于国家的政权实际上是由多个实力强盛的贵族家族掌握在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官员大多数将“国”与“家”关联得比较紧密，在这两个概念中，他们往往能做到一荣俱荣和一损俱损。因此在这一体制下的官员对国家有着更自发并且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明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传播，并出现晏婴这般拥有高尚品质的贵族成员。
在这样的思想理念的普及下，各贵族官员的人格品质与政治素质有着极佳的体现。例如贵族官员常常以身作则，将个人安危置于国家利益之外，如穆子在国家尊严与个人利益前果断选择国家尊严，说道：“承君命会大事，而国有罪，我以货免私，是我会吾私也。苟如是，则由可以出货而成私欲乎？”他这种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量来承担捍卫国家尊严的责任的精神，表现了他作为君子绝不苟且性命而损害国家尊严的耿耿忠心。
在贵族政治下的这般的贵族官员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怀揣着对国家的敬畏和尊重的心而表现出高尚的家国情怀。再者谈及官僚政治下的政府官员，由于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下的政治体制，政府的官员组成也不再是由全贵族人员组成，也因此在这一体制下的官员并不能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
对多数人来说，在官僚制的选拔中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层次，因此他们从入学到入仕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追名逐利，并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跟不用提如何为人民服务。这时多数官员来自底层，他们背井离乡，终日寒窗苦读，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封建测试，在这般磨砺中，他们的爱国意识早已消失了踪迹。因此相比较而言，这一体系下的官员的政治素质远不如贵族制度。
2、政权稳定性之间的比较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政治制度的官员来源与社会运行体系都大不相同。而从春秋战国时期整体上看，此时的贵族政治的稳定性有较大一部分因素来自于贵族官员素质的高低。在贤人辈出的时期，贵族所拥有的极大的权力是维护社会统治的极佳的工具，这些品格高尚的官员往往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能带动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
而在贵族整体素质水平低下的时期，贵族手中的巨大特权便成了他们威胁国家安全的资本，从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动荡。相比较贵族政治而言，官僚政治由于君主权力高度集中，选官途径单一且严格，普通官员并不拥有极大的权力以至于掀翻统治，因此这一制度体系下政权的稳定性要优于贵族政治体系。
我们所研究的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其变化原因以及两者的比较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其变化一定是具有历史推动意义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在贵族政治建立的初期，它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强烈，各藩国对天子的尊重程度比较高，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宗法关系的减弱和各地区势力的强大，以简单的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无法适应历史变化，官僚政治制度随之应运而生，并且随着君主权力的集中，国家再次趋于稳定。通过这两者的分析比较，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好地认识历史，而另一方面更应该审视当下，以史为镜。
参考文献：
1、《左传》
2、《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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