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广东南雄、江西大庾对国民党军进攻作战，即南雄水口战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罗瑞卿、罗炳辉等11位军事家指挥。此役红军共击溃国民党军陈济棠部15个团，但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没有及时掌握敌情变化、误报战况，以致未能大量歼敌，敌伤亡3000余人，红军伤亡逾2000人。如当时《申报》的报道所言“南雄边之水口激战，剧烈情形，前所未有。”南雄、水口战役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实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此役之积极战果，通过这次对国民党粤军主力的沉重打击，使其不敢再轻易向赣南苏区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翼局势基本得到稳定。
1932年6月，为解决侵入赣南的广东军阀部队，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调返赣南。7月2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首先在池江地区击溃国民党军四个团，溃军退守大庾。次日，红一军团一部攻占南雄以北梅岭关要隘，击溃守军一个团。7月4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庾。国民党粤军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夹击红三军团，后敌一部退入水口圩。7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决定集中三个军团的兵力，对水口圩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作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迫其退守南雄。由于红三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此次战役，击溃多，歼灭少，红军伤亡和弹药消耗亦很大，而缴获较少。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1932年7月2日至10日的这一重要战役谓之“南雄水口战役”。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叶挺、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林彪等33人冠以“军事家”评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罗瑞卿、罗炳辉等11位军事家指挥了南雄水口战役。
1932年1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成立4个军区领导机构，这是中国人民军队最早建立的军区建制。其中江西军区辖包括红色首都瑞金在内的10个县境，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闽西军区，罗炳辉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中旬，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中路军（后称东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第三军团），分别作战。3月18日，军委发布训令，委任彭德怀为红军西路军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中路军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4月20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漳州是红军第一次解放的沿海较大的城市。5月，广东国民党军乘中央红军实行东西路分兵之机，以第一军19个团大部入侵赣南。6月初，中央红军由福建龙岩回师赣南。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重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6月21日，朱德和毛泽东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决定，调动入赣之粤敌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之。令红一、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师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准备首先在南雄、信丰交界的坪田、乌径一带，与由信丰、南康、大庾、南雄等处的来敌五六个团决战。令红三军团先牵制粤敌一部，随后即迅速和红一、红五军团会合，共同歼灭粤敌。红一、红五军团随即向乌径开进。红三军团从湘南桂东以东地区撤回大庾东北地区。6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集中优势兵力在信丰南部与粤敌决战，要求红十二军调定南、龙南、全南配合行动。中央局回电，完全同意红一方面军在信丰南部与敌军决战。同时提出，“我们目下可同意十二军到三南行动，但必须留一部兵力在武平、寻乌应付粤敌”。25日，红一、红五军团在大庾地区袭击粤军，随后准备和红三军团会合。6月，毛泽东在从闽西回师赣南途中，指示闽粤赣边省委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申报》报道：“南雄边之水口激战，剧烈情形，前所未有。”（1932年7月12日）南雄水口战役连同红军在赣南的其他战役，沉重打击了来犯的敌军，保卫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成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红军在役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短时间内休整部队，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作战策略与战术，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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