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统
1947年3月，胡宗南率兵25万进攻延安。因为国民党军具有绝对优势，中共中央决策主动放弃延安，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战。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开始向黄河东岸疏散撤退，钱之光、刘昂夫妇接受了去香港开展隐蔽工作的任务。
刚撤到陕西清涧县，准备过黄河，任弼时又把钱之光叫回延安，特别指示：“你们的任务是出去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党费的接济。”解放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解放区的财政会越来越紧张，交通运输也会更困难，中央必须自己造血，获得经济来源。所以，任弼时派钱之光去香港，意义格外重要。
钱之光是中央信任的长征干部，又是搞经济的内行。在瑞金时，钱之光担任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长征途中，钱之光跟随供给部长林伯渠，担任筹粮、筹款的任务。他的智勇双全，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辟海上贸易航线
钱之光带着一个“发展海外贸易”的小团队，成员有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祝华、牟爱牧、董连芳等人。他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先到临县三交镇与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接洽。休整了两个星期，又取道太行山交通线，到达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
董必武正在开财经工作会议，留下了刘昂当秘书。后来，刘昂又随董必武去了西柏坡，与钱之光分开了一段时间。钱之光一行人又进入山东，途经华东解放区渤海军区，最终到达烟台。这段路走了三个月，钱之光形容道：“朝行夜宿，栉风沐雨，一路艰辛，一路坎坷。”
到烟台后，钱之光派刘恕、鲁映夫妇先去香港。在胶东区党委的安排下，二人搭乘一艘70吨的渔船出海。一路上风浪颠簸，呕吐不止，航行了9天9夜才到澳门，躺了三天才缓过劲来。刘恕在香港找到了“联和行”的杨琳（原名秦邦礼，博古胞弟，亦化名杨廉安），接上了关系。
“联和行”是1938年钱之光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时，根据周恩来、陈云的指示，派杨琳去香港建立的经济联络点，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是为党秘密采购物资。经过杨琳多年的努力，到1947年，“联和行”已发展为有20多名员工的外贸公司，为钱之光在香港开辟经济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钱之光从烟台渡海到大连，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开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他的目标是打通从大连到香港的贸易航线，把东北解放区的商品销往香港，把香港的商品运到解放区。他派王华生（原中央城工部会计科长）去朝鲜罗津，租借苏联货船试探航线。同时，他又派祝华去哈尔滨找中共东北局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调拨大豆用于出口。李富春负责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也希望把东北的余粮特产卖出去。
1947年11月，王华生乘苏联“阿尔丹”号货轮，押运着1000吨大豆以及中药材、黄狼皮等东北土特产抵达香港。这是东北解放区第一次向香港运送货物。大连运来的这船货，着实让“联和行”忙了一阵。大豆和中药材很快就出手了，卖了好价钱。由于香港气候炎热，黄狼皮卖不动，价钱被压得很低。
东北局还调给“联和行”一批黄金，为解放区采购物资。杨琳根据中华贸易总公司送来的购货清单，天天跑采购，忙了半个多月，将解放区需要的西药、真空管、新闻纸和大量的麻袋准备齐全。12月初，满载货物的“阿尔丹”号又返回大连。
王华生到“联和行”还有秘密使命。他与杨琳、刘恕等人交换了情报，还带去了电台密码。有了电台，钱之光可以及时掌握动态，并转报中央。此后，王华生租用苏联的货船多次往返香港、大连，开辟了一条可靠的贸易航线。
创办华润公司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许多民主人士先后离开南京、上海，寓居香港。陆续汇集在香港的知名人士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政府。
党中央的号召得到热烈响应。民主人士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共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为了筹备召开有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协，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进行周密部署，准备将几百位民主人士从香港接到解放区。
1948年5月，周恩来在西柏坡指令刘昂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钱之光则去香港执行新任务。8月初，刘昂抵达大连，出任中华贸易总公司经理。在东北局的协助下，钱之光从大连渡海到平壤，会见了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然后在罗津港乘坐租用的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赴香港。船上装满了大豆、皮毛、猪鬃等东北解放区出产的商品。
钱之光和随行人员还携带了一批黄金。他们身穿缝着许多小口袋的特制马甲，每件马甲可装20至40根金条，每根金条重10盎司。为了避免国民党海军和香港海关的缉私快艇袭扰，钱之光化装成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海关人员检查后，钱之光才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换上了新装。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在香港公开活动。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向杨琳等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准备扩大“联和行”的经营规模。
钱之光带来的黄金给新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最急需的本钱。杨琳在皇后大道毕打街另租了几间大写字间，并向港英当局注册，1948年12月18日，新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资金。钱之光和大家商量，给新公司起名为“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钱之光安排杨琳任总经理。后来，党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1948年9月底，香港分局电告中央，请求帮助经费。周恩来、任弼时11月22日复电:你们所提预算可以同意。每月经费应为三万四千港币，望之光照此数拨发。”钱之光到香港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承担起了中共香港分局及其下属机构的经费开销。
在中共中央发展海外经济事业的指示下，华润公司由钱之光、杨琳带领，创业之初就集中了袁超俊、林其英、高士融、王兆勋、张平、舒自清、李应吉、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鲁映、郭里怡、黄美娴等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有来自延安的老干部，也有长期坚持隐蔽战线斗争的地方干部，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在香港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解放区提供的出口物资越来越多，如东北的木材、大豆、猪鬃、人参；山东的龙口粉丝、花生仁、花生油等土特产。解放区也急需进口大量的物资，如橡胶、棉花、五金钢材、机电配件、轮胎、汽油、药品、麻袋、白报纸等。华润公司利用香港市场的有利条件，积极为解放区推销出口商品，采购进口商品。1950年，为解放海南岛，第四野战军派人从广州来香港求助，华润公司代为采购了大量的战备物资，如救生圈、军鞋、小船、药品等。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钱之光赴香港的另一项使命，是配合中共中央香港局，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可能由钱之光和华润公司单独完成。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是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由中共驻香港地下组织协作实施的。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7年5月成立，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1947年11月后，民主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避难。周恩来决定，将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关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转移到香港，香港分局改由中共上海局领导，把上海局的潘汉年、章汉夫、夏衍、连贯等派往香港，做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这些干部与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朱学范、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数百位民主人士建立了联系，向他们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协商的精神，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毛泽东的复电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基调，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北上。中共中央立即部署转运民主人士的行动，精心策划如何把旅居香港以及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周恩来制定了严密的计划，由中共香港分局牵头，潘汉年抓总，夏衍、连贯负责联络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具体的接送工作，秘密租用苏联货轮，将民主人士由海路直接运往大连、烟台等港口，进入解放区。
1948年8月2日，钱之光从朝鲜登船赴香港之前，周恩来指示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香港分局成员，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后，周恩来于8月9日致电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钱之光到香港后，立即与潘汉年、方方等人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需要分期分批行动。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轮的船期、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来决定。另外，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工作。几天后，电台建起来了，与西柏坡和大连建立了联系。
从香港分局与中央往来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发报台就是隐藏在华润公司的“刘恕台”，收报人是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电报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圈阅，交毛泽东的秘书师哲经办。这些绝密电报来来往往，直到转运民主人士的行动结束，没出任何纰漏。
民主人士北上的胜利之旅
为了尽快安排首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开始就如何秘密联系民主人士，如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租船、船上装什么货，以及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等细节进行了紧张、周密的准备工作。还特别规定，每次运送民主人士，必须有香港分局的负责人陪同，以确保安全。
1948年9月，运送民主人士的计划开始实施。9月13日上午，在章汉夫的陪同下，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一行人乘坐钱之光租借的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北上。船上还满载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该船穿越台湾海峡后，因东南沿海尚未解放，需要绕开美蒋舰队游弋的黄海，从东海驶入日本海。
9月27日上午，“波尔塔瓦”号抵达朝鲜罗津港，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钱之光日夜守候在电台旁边，直到安全登陆的消息传来才放下心。沈钧儒一行人乘火车离开朝鲜，从吉林图们绕道牡丹江，再折向西北，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
1948年11月，第二批民主人士起运。此时，辽沈战役已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可以从香港直航大连。原来租借的“阿尔丹”号在进入香港时撞坏，入船坞修理，钱之光改为租借“华中”号。11月23日夜，在连贯的陪同下，马叙伦、郭沫若、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许广平、宦乡、韩练成一行人乘“华中”号秘密离港，原定在大连港登陆，后于12月3日在安东大东沟附近的大王家岛登陆。翦伯赞、宦乡、韩练成和连贯转道大连、山东前往华北解放区，其余人士乘汽车前往沈阳。
此后一段时间，华润公司租用的货轮不断往返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没有发生过意外，证明这条线路安全性良好。鉴于此，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安排李济深北上。
李济深是中共中央邀请的重要民主人士，周恩来格外关注，不断发出指示。钱之光和香港分局的五人小组也非常重视，做了周密布置。1948年12月26日夜，潘汉年策划了李济深外出赴宴的假象，从后门直接上车去港口。钱之光乘坐小汽艇，将李济深和几位重要民主人士一一护送上货轮。其他负责接运的人员则事先逐一通知民主人士上船地点，互相都不知道何人同行。
在周密的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沈雁冰、梅龚彬、邓初民、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等人打扮成客商、学者，秘密登上已修复的“阿尔丹”号。第二天一早出发，顺利穿越台湾海峡、江浙外海，经12天的航行，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海域。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可能混入码头行刺李济深，周恩来指示“阿尔丹”号在旅顺军港靠岸。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等到码头迎接。
进入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长江以北全部解放，接运民主人士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可以在烟台、天津登陆。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加大力度，分别租用“华中”号、“宝通”号等客货轮，将一批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运送北上。1949年3月21日，“宝通”号一次搭载250多位乘客从香港直达天津，只用了6天时间。
来往的人员、货物增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以及更安全地将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华润公司用30万美元购买了一艘3000吨的货轮，命名“东方”号。并成立了“华夏轮船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摇篮。
1949年4月28日，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奉命北上。他们乘坐“东方”号轮船，于5月4日抵达天津，随后前往北平。潘汉年等人离开香港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由钱之光领导的华润公司、香港分局下属的亚洲贸易公司、《华商报》等机构共同负责。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香港分局、华润公司先后把300多名民主党派代表、爱国人士平安护送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保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顺利召开。
1949年夏天，钱之光调回北平，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他以自己的忠诚、机智、廉洁获得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赞赏。任弼时说：“把金条交给钱之光，我们是放心的。”
1949年10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钱之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钱之光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职位，为中国纺织事业和石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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