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北魏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谥号带“文”字的皇帝，而有四位谥号带“武”字的皇帝。如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皇帝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文”皇帝正好处于北魏皇朝的繁荣昌盛期，他们分别是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和第七位皇帝孝文帝元宏；而四位“武”皇帝呢，则处于皇朝的两头：发展壮大期和衰败灭亡期，前期有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后期有宣武帝元恪、孝武帝元修。从这样的排列中，我们也颇有规律可寻：一个国家在稳定兴旺的时期，文治的重要性远大于武功；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需要不断发展，扩大地盘，这个时候的武功无疑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国力衰败，接近灭亡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内到外，战事频起，这时候的国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变尴尬的状态。所谓君主，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所有这些“武”皇帝中，最引人注目，争议也最大的，无疑是那位“太武皇帝”。“太”字，也通“大”。换而言之，仅从谥号的用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北魏一朝诸君之中，武功之盛，莫过于这位小名“佛狸”、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的拓跋焘。
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常出现“隔代亲”的现象，明朝的成祖与宣宗，清朝的康熙与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与拓跋焘这一对祖孙“武”皇帝之间，似乎也有这样的亲近的感情。拓跋焘出生时长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为赞叹，欣慰之余，说出了“成吾业者，必此子也”的话（当年拓跋珪自己随母依附刘库仁时，刘库仁曾对拓跋珪说出了类似的话：“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见上天对于拓跋氏的首领们颇为眷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于施与他们才干）。
祖父对于孙子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拓跋焘早期所受的培养。拓跋焘成年后，颇识事体，生活十分清俭，并不讲究奢华，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统治者中间是十分难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鲜卑的内部组织相对还比较简单，生存空间是大漠出身的君臣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生存质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焘也的确吸取了十六国统治者们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辙的重要保障。灭夏后，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焘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并且加强城建。拓跋焘不以为然，说：“古人说得好：‘在德不在险。’赫连勃勃造了那么坚固无比的统万城，最后不还是被朕攻灭，国破家亡。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战场去打仗，而不是发动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墙。”而作为国本的军事上的开销，拓跋焘则绝不吝惜。
另一方面，拓跋焘本人也是武艺出众，马上马下皆非等闲之辈。他喜欢亲自带领轻骑兵，冲杀于敌阵，虽贵为皇帝，在战场上却又毫无特殊之处。即便是左右死伤惨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指挥余下的军队继续作战。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浅、身处深宫（刘裕这样的开国君主除外）的皇帝们要强过太多。士兵们由这样的君主率领，无不拼死搏杀，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驰骋千里，无人能敌。对于手下，拓跋焘赏罚分明，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他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处罚不当、刑罚过严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后来崔浩被杀的悲剧，自己也被自己的残忍送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待到后面我们再细说。
凭借个人的魅力与群臣的努力，拓跋焘统领的北魏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两条战线同时获胜，使拓跋焘有足够理由坚信，统一北方的一天并不遥远了。他班师回朝后，便大封百官，在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长孙嵩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北魏所独创的一个封号，起初基本上等同于“总司令”，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柱国”这个名字后来沿用至西魏、北周两朝，成为统率府兵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战略谋划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为司徒，另一名将军、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被封为司空。然后，他又颁布诏书，认为大敌已除，国家要把重点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授予当时北方名士卢玄、崔绰、高允等人为中书博士。
灭掉夏国之后，北魏的西边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凉州的南面，与黄河西面沮渠蒙逊的北凉接壤，小小北凉无力对抗强大的北魏，北魏则暂时没有精力跟这个弱小的邻居翻脸，双方互相遣使，北凉向北魏称藩，北魏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西南的吐谷浑在北方大乱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游离其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一支力量与拓跋氏也是渊源很深，他们是慕容鲜卑的旁支，吐谷浑的远祖名字就叫吐谷浑，是当年慕容部单于慕容涉归（参见《纵横十六国》）的庶长子。作为庶子，吐谷浑是处处受到歧视打压，终于因为牧场马匹的问题发生冲突，与嫡传单于慕容廆争执不下。吐谷浑一赌气，率部西迁，长途跋涉，翻过阴山，到达今日陇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后来慕容廆有些后悔，派人追赶长兄，终于没有追回，甘肃一带曾一度流传过一首《阿干歌》（鲜卑语“阿干”意为兄长），相传为慕容廆怀念吐谷浑所唱：
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吐谷浑部族逐水草而生，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经过几代的传承，到了公元五世纪前期开始强大，与东面的西秦发生了冲突。西秦灭亡后，他们又与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夏国正面交锋，一举击破铁弗人最后的一支骑兵。吐谷浑首领慕将俘虏的赫连定交付北魏的同时，向拓跋焘提出了土地与财物的索求，其中核心的一点，是要求占领西秦国的故地。北魏方面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只是名义上封慕为西秦王，对他的进一步需求置之不理。从此吐谷浑并不十分热衷于与北魏通好，而是周转于魏、宋之间，两边讨要好处，于夹缝中得生存。
同样生存在夹缝中的还有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历史上的仇池国一共有两个，前仇池在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消灭，后仇池和北魏等国一样，是杨氏在淝水之战后乘天下大乱而复兴起来的。后仇池仅保有武都、阴平的一隅之地，并向南朝的宋国称藩，后来又攻取了汉中郡，成为北魏西南面的一个小国。
再看看北面，柔然老可汗大檀刚死，力量损失太大，几年之内都无力南侵，北魏的长城也已经修好，六镇之兵开始组建，这个边患远没有从前那么严重了；南面的宋国，虽有元嘉治世聊以自慰，但那样的规模尚不足道，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后，刘义隆忙于处理内部的事务，北部边境全面防守，这个敌人也用不着担心。
于是，拓跋焘的矛头便对准了东面的“海夷”北燕，这片区域是他祖父拓跋珪三十多年前讨伐后燕时，所遗留下的小小“历史问题”。
北燕从创建伊始就是苟延残喘的局促小国，冯跋在位时，着手缓解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并与南朝和柔然等国连横，才没给一下子灭掉。他的弟弟冯弘靠着兵变上了台，一开始的根基就不稳，北魏于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对它发动进攻，辽东一带的六个郡同时投降了北魏。北魏连续几年攻打北燕，冯弘的策略是“乌龟不出头”——固守城池，然而国土被蚕食得厉害，眼看已经守不下去。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冯弘的心思却还在自己的家务事上。他宠爱小老婆慕容氏，把元配正室王氏给废了，连带着把世子冯崇也给废了，改立慕容氏的儿子冯王仁为世子，北燕的内部，被他搞得污七八糟。冯崇听从同母弟弟冯朗、冯邈的建议，一起叛降北魏。
冯弘扛不住北魏的强势，只好主动把小女儿送到拓跋焘的后宫，向北魏请罪称藩。拓跋焘说：“称藩可以，不过你还得把世子给我送来（即相当于人质地位的世子）。”冯弘哪里舍得，执意不肯。大臣刘训劝他：“我们虽然与北魏通婚，但是不遣侍子的话无法彰显我们的诚意，若是北魏大举进攻，如何能敌？吴、蜀两国有大江山川之阻，照样被司马氏所灭。当年晋国能强得过如今的魏国吗？我们燕国又能强过当年的吴、蜀么？于今之计，只有老老实实地送侍子，然后休整内政，赈济民乏，劝课农桑，国家社稷或许还能保全。”刘训的见解虽迂腐，却也是当时那样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冯弘把自己宠爱的儿子看得比政权社稷更为重要，当场大怒，杀了刘训，绝口不提送侍子之事。
冯弘日夜难寐，要想做个土皇帝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宋国那边是称了藩，然而实在是够远的，不如投奔自己的传统属国高丽，以待后变。想到此，他便派尚书阳伊出使高丽，请求救援。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冯弘的使者忽然入贡北魏，并主动请求遣送侍子。拓跋焘心说，你这不是耍我嘛，我屡次提出要你送，你不送，现在无故变卦，其中必然有诈。他一面派人去高丽国，不许高丽王收容冯弘，一面派大将娥清、古弼率一万精锐骑兵，与平州刺史拓跋婴的辽西军会合一处，攻打北燕。
魏军一路凯歌，杀到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城下。阳伊领着高丽的数万救兵，也正好赶到和龙城的东面。冯弘绝望之下看见救兵，喜出望外，便下令全城军民跟随阳伊等人迁往高丽。和龙城中鲜卑贵族众多，自慕容燕建立以来久居此地，并不愿意迁徙。城中发生内讧，尚书令郭生借着民怨，决定率部投敌，打开城门迎接魏军。
郭生是个傻人，既然真心投降，却又不派人去魏军大营联络，莫名其妙大开着城门，怪得跟空城计一般。娥清、古弼等人不信，魏军没人进城。郭生急了，只好转过头来攻打冯弘，冯弘命高丽士兵进城，将郭生乱箭射死。和龙城被高丽兵大肆抢掠，落得一片狼藉，乱成一团。冯弘放一把火，烧了宫殿，举城东迁。北燕灭亡，幽、平两州入于北魏。
拓跋焘本有意征讨“不听话”的高丽，苦于山高路险，地处偏远，一时难以发兵。次年，高丽王受不了骄矜跋扈的冯弘，将他杀死，没有再生事端，北魏继续东征的计划也就暂且作罢。冯氏北燕，到此结束，而冯氏家族，还将在数十年后的北魏政坛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魏灭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国却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檀道济，这一点，在《南北朝》的《南朝烟雨》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北魏平定了关中和陇右，但其统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稳固。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前后秦和夏国的势力范围，大量匈奴人、氐人、羌人聚居在这里，与入关后的鲜卑人冲突不断。北魏延和年间（公元432年至434年），陇右地区的匈奴休屠部人和羌人屡次起兵，令拓跋焘十分头疼。拓跋焘调用强将守卫重镇，前往镇压，仍不足以平定乱况。皇帝本人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领兵亲征，勉强将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休屠部人制服，这一带各地镇将的相互攻伐才告一段落。
关东自前燕以来，除却前秦苻坚短暂的十几年统治时期，一直是鲜卑人称大，至此已有八十多年，所以拓跋氏即使是统一了北方，其统治重心也没有离开过冀、并、幽这几个州，关东的人口与重要程度也远大于关中。关中的问题，崔浩早就对拓跋嗣分析过，即“华、戎杂错”，民族矛盾远较关东复杂，如果说北魏在关东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鲜卑人与汉人的对立问题，那么在关中不但要解决胡汉之间的对立，还要解决各胡之间的对立，十分头疼。关中成为北魏统治的薄弱环节，一直到一个世纪后北魏分裂、东西魏争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有趣且略带讽刺的是，南北朝的最终统一却反而是由来自于关中的军事势力完成的，此乃后话。
关中之外，匈奴人还有一个主要活动区域，那就是山西的并州地区。刘渊的汉国当年从此起家，一百多年后以前的匈奴人已经散落中原各地，在他们的大本营最为活跃的，是所谓“山胡”。
山胡，也称稽胡、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较大，且易守难攻，北魏统治者对付他们并不轻松。
拓跋焘在解决了关中诸胡之乱后，移师隰城（今山西汾阳），想乘胜把山胡也给摆平。他命阳平王拓跋它督领大军进击山胡首领白龙，自己则带了几十骑登上附近山头观战。山胡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却熟悉地形，也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白龙在山中的十几处险要之地埋伏了部下，拓跋焘的小队伍一经过，就忽然杀出，围攻拓跋焘。拓跋焘坠马，几乎被擒，亏得贴身侍卫挺身而出，与山胡人展开肉搏，连杀数人，才保护拓跋焘脱身。这也使得拓跋焘不敢再轻视这些隐蔽在山中的敌人，北魏军队与山胡仔细周旋，终于大败山胡部众，斩杀白龙。
搞定了这几场内部的小乱，拓跋焘又要率领大军北伐柔然了。
柔然在吴提继位可汗后，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主动遣使求和，拓跋焘正忙着对付其他的外敌，也不为难吴提，同意双方和亲：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吴提，吴提则送来了自己的妹妹，到北魏宫中做左昭仪，同时还让自己的哥哥秃鹿傀献上两千匹好马，拓跋焘龙颜大悦，也赐给柔然不少东西。
友好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过两年，吴提就单方面断绝关系，举兵犯塞（也不管自己妹妹死活了）。拓跋焘无比震怒：柔然果然是头白眼狼，只能靠拳头来教训他。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亲率大军从五原北伐，乐平王拓跋丕与永昌王拓跋健各督十五员战将出东西两路，拓跋焘的主力则为中军，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一直走到天山。这一次吴提早听到了风声，提前往西北逃窜，魏军登上白阜山（今蒙古抗爱山脉西北），不见柔然踪影，回军途中碰上漠北大旱，一路没有水草，行军艰难，人马大多饥渴至死。
吴提很是得意，派了使臣到西域、北凉等地散布谣言：“魏国天子亲自来打我，可怜士兵马匹疾疫而死，大败而回呀，他弟弟拓跋丕还被我生擒活捉了。现在魏国已经衰弱，天下以我柔然最强，以后你们这些国家也不用恭迎魏国派来的使者了。”
北魏在灭掉夏国以后一直与西域通使，尤其是通过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北凉进行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听说北魏吃了败仗，这些小国都不愿意搭理它了，北凉更是大为怠慢。沮渠蒙逊的继位者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一起搞群交，后宫简直混乱不堪。李氏嫉恨牧犍的正室夫人——北魏与北凉和亲时拓跋焘嫁过来的妹妹武威公主，便拉了牧犍的姐姐一同在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拓跋焘闻讯，急派御医去给公主解了毒，李氏的阴谋没能得逞。拓跋焘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不理，只把嫂子安置在酒泉，还拨了一笔钱给她花销。
拓跋焘明白若不消灭北凉，难以慑服西域各国，便与崔浩商量。崔浩指出沮渠牧犍叛心已露，不可不诛。北伐柔然虽因非战斗减员，但主力尚存，凉州弱小，伐之必克。拓跋焘大为赞同，又在殿上召集群臣商议。
北魏刚吃了没有水草的亏，弘农王奚斤等人反对出征，说：“沮渠牧犍小国而已，虽有不臣，但还是向我们称藩的。我国刚打过仗，需要休整。而且听说他们那里土地荒凉，没有水草，沮渠牧犍若再坚壁清野，大军一到，怕是会重蹈北伐的覆辙。”
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姑臧城（北凉国都）百里之内，都是不长草的荒地，只有城南山上积雪融化流下的水以供灌溉。我军若去讨伐，他们决断渠口，我们兵马不就都渴死了么，奚斤大人所言极是，万万不可西征啊！”
李顺和崔浩一样是汉人，父亲一代就从后燕投靠了北魏，曾多次作为使者被拓跋焘派往凉州，显然关于凉州的话题他应是最有权威的，偏偏崔浩不信他。
崔浩与李顺是儿女亲家，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而弟弟的儿子娶的又是李顺的女儿。按理说关系应该很铁，可是崔浩就是有些自大，看不起李顺，两个人之间矛盾很大。崔浩当面反驳说：“《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说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要是那里没有水草，怎么放牧啊？而且汉人的居住地，历来就是依水草筑城。积雪融化的水，足够引来灌溉么？你说的根本就是谎言，经不起推敲。”
李顺急得面红耳赤，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是亲自看见的，你凭什么跟我辩？”
崔浩冷笑：“我看你是收受了人家的钱财，为他们说话吧，别以为我没亲眼看见就好欺骗！”
李顺果然心虚，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他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回来后，他就上下打点文武大臣，传播“凉州无水草”的言论。崔浩的一句话戳穿了李顺的谎言，坚定了拓跋焘西征的决心。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把太子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以两万人屯兵漠南，防备柔然，然后自领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凉州。师出有名，他又命手下人拟了一份罪状，斥责沮渠牧犍的叛逆行径，劝他早点投降，以保性命。
北魏这次进军，还找到了一位好向导，那就是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南凉灭亡后，秃发破羌投奔北魏，拓跋焘欣赏他仪表堂堂、行事机敏，赐他爵位，并封为将军。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拓跋焘又赐姓名“源贺”。源贺对拓跋焘说：“姑臧城本被我秃发氏占据，现在城外有四部鲜卑，都曾是我父亲的臣民。我愿领兵在前，宣扬我们大魏的军威，那些旧部必然来降。到时我们再围攻姑臧孤城，取之易如反掌。”魏军依计行事，很快招降了河西大部军马，数万部落，牲畜十几万。
沮渠牧犍被孤立，只得固守姑臧，派人向柔然求救。柔然可汗吴提吹牛虽然不打草稿，真打起仗可不怎么行。他领兵犯塞，遭遇北魏司空长孙道生拒守，兄长企列归又在阴山北面被嵇敬、拓跋崇击破。吴提不仅没帮成北凉，还害得自己损兵折将，远遁漠北。
拓跋焘来到姑臧城下，眺望四野，水草丰盛，心中赞服。他兴奋地对随军的崔浩说：“爱卿所言，果然应验。”崔浩答道：“微臣不敢不说实话，倒是那个李顺，接收了沮渠牧犍父子的贿赂，欺骗陛下，几乎误国。”拓跋焘原本还挺宠信李顺，经过这一连串事件，开始厌恶李顺。崔浩乘机在他耳边说些李顺的坏话，又有凉州人告发李顺受贿的实据，拓跋焘终在三年后下令将李顺斩首。（崔浩的谋略屡屡成功，是拓跋焘信任他的主要原因，但他利用这些公报私仇，对李顺极尽打击报复之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就不够厚道了。所以崔浩虽然见识非凡，在北魏朝中却结怨颇深，为拓跋氏谋了一辈子还是惹了杀身之祸。）
沮渠牧犍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凉州入于北魏版图，沮渠氏的北凉灭亡。沮渠氏政权还有个小小的尾声，牧犍的两个弟弟无讳和安周逃到西域，攻占了高昌国，多熬了那么二十几年，终灭于柔然之手。
几年后，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成为北方博弈的最后胜者，除北魏以外所剩的两大势力：柔然和吐谷浑，也都是鲜卑的旁支或苗裔。
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领拉上几支骑兵就可以割据、称帝甚至称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与以往石赵和前秦的两次统一局面相比，北魏的这次统一要稳固长久得多，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雄踞中原的最终霸主，会是这支起于漠北、弱小且落后，一开始并不被众多势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时”。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这个国号时，就有了志吞天下的决心。从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焘，三代帝王，综合素质未必比石勒、苻坚、慕容垂等人强，但其平均素质绝对高于十六国中间的大部分君主。首领素质的均衡性与一贯性，是北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齐等同时期的朝代，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时也得归功于比较合理的北魏储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也经受过政治的考验。“子贵母死”的制度，则更保证了皇室的权威性。有了优秀的君主，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从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的五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扩张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个马背上的部族并不像赫连勃勃那样只知用骑兵进行冲杀和游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边在战场上取得土地，一边在战场下巩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时代主要对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项新的战果，这种时间间隔是相当合适的，既给了己方巩固消化的时间，也没有给敌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顾，赚了不少便宜，比如参合陂之战中黄河突然封冻，生擒赫连昌的战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风大作，等等。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艰难，幼主哪里可以统治！”这话一出，刘义康、殷景仁都哑口无言——这位刘湛先生，果然有点胆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实刘湛也该想想清楚再开口，刘义康也就算了，他有没有意图篡夺皇位暂且另说。当时在场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亲信，说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起疑。此时的刘湛恐怕已为权势迷了心窍，一心只想让刘义康上台，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臣了。这种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时机有利时再付诸行动，怎可不分场合，随口而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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