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讲述变故之前，先得说说高澄在东魏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
高澄对于老爹留下的遗产，很不以为然。高欢手下有四个没人敢惹的重臣，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前两位是高欢的旧友死党，后两位是高欢的亲戚。这四位在朝中共事，人称“四贵”（南北朝时代凑个“四贵”也算时髦的玩意，刘宋末年就有以萧道成为首的“四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四大恶人的“美称”，东魏一朝也给学来了），权倾朝野，为非作歹，贪赃枉法，自不待说。高澄看不惯这些人，但他不是什么嫉恶如仇，不过是出于自己横行霸道，又不许别人作威作福的心理。高欢晚年身居晋阳，把朝政交给邺城的高澄打理，高澄第一个拿孙腾出气。一次孙腾进见高澄，因为态度不好，礼数不周，高澄立即命左右随从一把将孙老头从坐床（即胡床，小板凳，也叫马扎）上揪下来，举着刀环猛敲脑袋，然后推到大门外去罚站。高欢不教训儿子，反跟众臣说：“我儿子长大了，脾气不好，诸公请务必躲着点儿。”
高澄更嚣张了，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当年高仲密叛变，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做了御史中尉，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私德很差，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下了监狱。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了。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大王给我一辆车子，一头牛犊，如今牛犊死了，牛角我还留着，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高欢念及旧友之情，给高澄写信求情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你得对他宽大处理。”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而是骑着大马，把他押到街上，卸去枷锁，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口中嘀咕：“是不是要杀我了？”没想到是当场释放，当然，官是没得做了。
高欢死后，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
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孝静帝兴办大礼，他一路上手持香炉，步行跟从，屏息弯腰，察言观色，举止小心谨慎。一句话，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孝静帝呢，年纪还轻，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
高澄一上台，就把中兵参军崔季舒（崔季舒与崔暹同宗，比崔暹大一辈）安插在孝静帝身边，定期与崔季舒通信，把孝静帝称为痴人：“痴人最近怎么样了？痴呆的程度是否有变化？”
孝静帝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史载他喜好文学，长于诗赋，仪表堂堂，力大无穷，射无不中，颇有其曾祖父魏孝文帝的遗风。高欢比他大一辈，相当于长者，管着他于情于理还能接受，现在的高澄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少的年轻人，这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特别“监护”，他哪受得了，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一天，孝静帝与高澄一同去邺城东郊打猎。孝静帝兴致大起，纵马扬鞭，追逐野兽，忽听身后的监卫都督大叫：“天子别把马跑得那么快啊！大将军要发怒了！”孝静帝那个气啊，一股火憋在心头又不敢发作。
过了几天，孝静帝与高澄宴饮。高澄略有醉意，端着酒杯大大咧咧走到孝静帝面前，敬酒道：“臣高澄向陛下劝酒。”
酒气扑面，孝静帝愤愤说道：“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高澄心说你这“狗皇帝”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借着酒劲当即骂道：“朕？朕？狗脚朕！哼！”说着，叫崔季舒走上前来“咣咣咣”痛打孝静帝三拳，打得孝静帝鼻青脸肿，无法动弹。高澄一甩衣袖，扬长而去。
孝静帝不堪凌辱，回到宫中暗自吟诵刘宋诗人谢灵运的诗句：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身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这是谢灵运被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立志雪耻的一首诗，却被孝静帝身边的常侍侍讲荀济听懂了。荀济原是梁武帝手下大臣，因上书反对修佛，被梁武帝下令治罪，潜逃到东魏。荀济看透孝静帝的心思，就去找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以及其他几位元氏宗室密谋杀掉高澄，营救孝静帝。在荀济的策划下，一群人借口在宫中堆积土山，向城北挖掘地道。事情开展顺利，眼看就要挖到北面的城门了，守门的士兵感觉地下有动静，起了疑心，一查，有人在挖秘密通道，马上向高澄汇报。
高澄立即领兵入宫，见过孝静帝，也不跪拜，劈头就是一句：“陛下为何要造反？（什么屁话）臣父子功盖社稷，什么时候有负于陛下？此事必是左右嫔妃出的鬼主意！”一挥手，左右士兵抓住孝静帝的两名嫔妃，就要处死。
孝静帝也真是被逼得忍无可忍了，脸色一沉，斥道：“自古只听说大臣反皇帝的，不曾听说还有皇帝反大臣的。高王自己要反，为何还来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可以安宁，不杀你则国家早晚灭亡！我自己都不怕死，何况几个嫔妃呢？你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弑君，什么时候动手就由着你了！”说罢毫无惧意地瞪着高澄。
高澄被孝静帝突如其来的慷慨激昂震住，反而一句话说不出来，趴到地上磕头，一边哭一边谢罪。君臣把酒“言欢”，直到深夜。
高澄心狠手辣，翻脸快过翻书，一出宫就命往宫中派遣军士，幽禁了孝静帝。他又派人去缉捕荀济，质问他：“荀公为何造反？”
荀济答道：“奉诏诛杀逆贼，何谓造反？”高澄就把荀济一干人等用大锅活烹了。
高澄消灭了异己，地位也稳固了，就开始筹备禅让的相关事宜了。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八月初八这天，高澄召集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到他在邺城的居所东柏堂讨论禅让后文武百官的人事安排。高澄近期宠爱高阳王元斌的妹妹琅琊公主，为了方便起见，把侍卫都打发出去了。高澄议事机密，又把左右亲信也给屏退了。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火热，忽见进来一名厨子，手中端着一盘饭菜。高澄把厨子喝退，对陈元康等人说：“我昨天晚上梦到这奴才砍我，回头得把他杀了。”
正说到这里，那名厨子又走了进来。高澄怒道：“我没叫饭，你干嘛又来了！”
厨子冷笑一声，从托盘下拔出匕首，手中挥舞道：“我来杀你！”
高澄大惊，一脚踢去，被厨子砍伤。他赶紧一个跟斗钻到坐床底下，厨子掀去坐床，一刀把他砍死。
陈元康以身掩护高澄，被厨子砍得肠子流出，当晚伤重去世。杨愔和崔季舒反应快，拔腿就跑，才侥幸逃生。
这就是震惊东魏的高澄遇刺事件。高澄在阴谋篡位的最后时刻，命丧黄泉，可谓作恶多端，死不足惜。然而，依照此事的前因后果分析，其中却有很多蹊跷之处，让人难以看清幕后的真相。关于凶手，至少可以列举出三层较明确的可能。
《北齐书》《北史》等正史帝纪的说法，是说杀害高澄完全出于厨子的自行主张。这位不要命的厨子名叫兰京，是梁国名将兰钦（兰钦在北魏分裂时收复了汉中地区，是与陈庆之同时代的梁国知名大将）的儿子，在东魏与梁国的作战中被俘。高澄将他收为奴仆，并多次对他施加肉体惩罚，还以处死威胁。兰京恨之入骨，便与高澄手下另外几名奴仆一同谋乱。
这一说法打击了八卦记者的好奇心理，且显得疑点多多。我们遍寻史料，除了刺杀事件外，找不到有关兰京的其他史料。《梁书》只提及了兰钦的一个儿子兰夏礼。南北朝时代起名极重谱牒排行，兄弟乃至同辈人都讲究名字的整齐对称；仅从名字上看，兰京与兰夏礼是兄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真实身份更像是一个谜。此外，事发前后虽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光凭兰京一己之力，要做到唆使多人同伙并成功刺杀高澄仍然是困难的。
我们想到了第二层可能——东魏孝静帝。孝静帝外柔内刚，可叹身不逢时，命中注定做了傀儡。他的不甘心是显然的，他恨高澄是必然的，他要杀死高澄，从而夺回皇权，也是具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孝静帝在荀济等人被烹后，基本被高澄有效地软禁在宫中，少有机会与外界交往。如果孝静帝与幕后策划者有关，那就意味着保皇派在朝中还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而从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似乎不是事实。孝静帝与刺杀事件有关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于是，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第三层猜测，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幕后元凶，可能是高澄那位外号“神童”（也可理解为“神经病儿童”）的二弟高洋。
高洋是高欢与娄昭君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高欢夫妇有了高澄及长女（后来嫁给孝武帝）后，很长一段时间颠沛流离，没有生养。直到高欢投奔了尔朱荣，家境稍有好转，高洋就在那个时候出生了。
高欢的儿子大多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高洋却是个例外。他皮肤黑，大脸盘，满身鱼鳞纹，少言寡语，旁人见了也留不下什么印象。但在高洋十几岁时，有两件事让父亲高欢对他另眼相看。
头一件事，一次高欢想测试一下儿子们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交给每人一团乱丝，要求他们想法解开，大家一个个手足无措，毫无头绪，高洋二话不说，抽出腰刀，就把乱丝斩成几段，并说：“乱者须斩！”高欢深为赞许。另一件事也是高欢试子，高欢给每个儿子配备一队士兵，命他们领兵出发，然后派大将彭乐假装进攻。高澄等人都吓得不敢乱动，唯独高洋指挥士兵上阵与彭乐厮杀，彭乐慌忙卸甲下马说明实情，高洋不信，把彭乐抓起来交给高欢。高欢欣慰地对旁人说：“这个儿子啊，谋略胆识比我还强！”
尽管如此，哥哥高澄还是看不起这个弟弟，由于年秩相次，他对高洋更有所嫉恨。高洋在高澄面前言辞迟钝，无比恭顺，事事依从。
高澄看到高洋的夫人李祖娥的衣服首饰好看，要拿来收为己有。李祖娥不愿给，高洋就劝她：“衣服首饰我们还能再买再做，哥哥要的东西怎么可以吝啬呢？”高澄“良心发现”，提出不要了，高洋就主动把东西送上门去。
背地里的高洋却是另一副样子。他有时在家独自静坐，一言不发；有时又平白无故光着脚丫在院子里又跑又跳。李祖娥诧异，问他发的哪门子神经，高洋总是笑笑说：“我在跟你耍着玩呢！”高洋古怪的举止，其实和当年陶侃搬运砖头是一样的，所谓“习劳则神钦”。高洋的志向不在高澄之下，而且，是个相当可怕的敌人。
高澄不知道这些，他以为高洋就是那个在他面前诚惶诚恐，还带些呆劲的傻小子，经常得意地说：“这家伙要是都能发达了，我看相书也可以不信了！”
谁曾想，笑到最后的却不是高澄。
高澄遇刺一事，《北齐书·陈元康传》中有段文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段文字大致是说，兰京（《陈元康传》中兰京被称作兰固成，这也是凶手身份的一个疑点）有一名同伙，叫做阿改，是高洋手下的带刀仆从。兰京与阿改约好，若高澄那边刺杀事成，传出叫声，阿改这边就出手杀掉高洋。
这应该是事后凶手的供词。问题在于，刺杀发生的同时，高洋并不在府中，而是有事去了城东，因此阿改也就没能有所行动。更大的疑团由之而生，高澄的秘密会议不只开一次，为什么事变偏偏安排在这一天呢？
我的猜测是，不管是兰京，还是阿改，都不是这次事件的主凶。幕后的元凶，很可能就是隐忍多时的高洋。带刀仆从是主人的死士，是完全对主人尽忠的，高洋在高澄准备受禅的前夕，指使阿改挑唆兰京等高澄手下的奴仆，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向高澄下毒手，再利用阿改等人的供词脱清干系。
当然，我们的证据并不充足，猜测终归是一家之言。不过高洋在事变后的表现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猜测提供了佐证。
高洋在城东得到消息，面不改色地率领手下去收拾凶手及其同党。高洋到达出事地点时，高澄府中的其他仆人已经制服了兰京等人，高洋便下令将凶党全数处死，并且碎尸万段，然后出来向外界通报：“奴才造反，大将军受伤，但无大碍！”高洋秘不发丧，迅速控制了局面。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让朝野群臣大为吃惊。
高澄等人的死讯瞒了几天，有所泄露，孝静帝知道后兴奋地说：“大将军如今死了，似乎是天意哪，帝室有望重得权威了！”这时候连皇帝都没意识到高澄还有个更为厉害的弟弟。
高洋当机立断，决定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愔（孙腾当时已去世，杨愔大致取代了他的位置）这四位高氏的重臣守卫邺城，其余大臣权贵统统跟他去晋阳。临走，高洋亲率八千甲士入殿拜见孝静帝，命人传报：“臣有家事，必须先回晋阳。”手按刀剑，如对大敌。说完，高洋拜了两下，转身离去。
孝静帝脸色大变，目送高洋远去的背影，口中呢喃：“此人又好像不能容我，朕还不知死在哪天哦！”
高洋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对高欢、高澄时代的文武百官更是视若无物。他在晋阳大会群臣，神采飞扬，言辞敏锐，与昔日活在高澄阴影下木讷的高洋判若两人，全场都被震慑了。
为树威信，高洋对高澄留下来不便执行的政令，一律修改或废除；高隆之、司马子如参奏高澄的两位近臣崔暹与崔季舒的过失，高洋将两人各打两百鞭，发配边疆。一报还一报，高洋巧妙地通过各种手段，相对平稳地接手了高澄的最高权力，并且更上一层楼。即便高洋不是高澄被刺真正的主使者，那他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一年后，高洋晋升丞相，都督中外诸军，齐郡王，接着又被封为齐王。（孝静帝估计绝望了，高家两代三世连续掌权，一个比一个恶毒凶狠，好不容易看到的一点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高洋的亲信高德政、徐之才、宋景业等人声称天象有变，劝他受禅。高洋何尝不想早登大宝，然而朝中的阻力不小，反对的人不但有老臣司马子如、斛律金、杜弼，还有高洋的生母娄昭君。娄昭君眼光独到，却也没能看清这个城府极深的儿子，她说：“你父亲如龙，你兄长似虎，他们尚且不敢妄夺皇位，终生北面事君。你有什么能耐，想做禅让之事？”
高洋无奈，召集群臣共同商议此事，全场肃穆，无人吱声。
半晌，杜弼说道：“关中宇文泰乃是我国的劲敌；如若接受魏帝的禅让，宇文泰必定会挟持他们的天子，以讨逆勤王为名，东侵我国，到那时，大王如何应对呢？”
徐之才笑道：“如今与大王争天下的那个家伙，想做的还不是和大王一样的。即使他想逞强不顺从，大不了照着大王的样子也称帝就是了。”
东西魏分裂了十多年，人们渐渐习惯了两个国家对峙的形势，淡忘了政权正统性的问题，两家的皇帝都是傀儡，两家的权臣都是野心家，没什么谁比谁更正义的道理。从高氏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防止高澄被刺之类的变故再次出现，早日夺取皇位，使江山变色，还是好处多多的。所以，杜弼听了徐之才的一番辩解后，也无言以答了。
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高洋一切准备就绪，从晋阳出发，前往邺城。司徒潘乐、侍中张亮等人进见孝静帝，上奏：“五行运次，有始有终。齐王圣明，万民仰慕，愿陛下效法尧、舜明君。”
孝静帝一脸严峻地说：“此事拖延已久，到该退的时候了吧。”随即命人作禅让诏书，旁边的中书郎答道：“诏书已经作好了！”请杨愔进呈孝静帝。
孝静帝默默阅完诏书，签署盖印，缓缓起身走下御座，吟诵道：“献坐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这是《后汉书·献帝纪》的赞词，孝静帝自比汉献帝，向皇位投去了恋恋不舍的最后一眼。天下纷乱，高欢像曹操扶立汉献帝一样拥立了孝静帝；沙苑之战，高欢像曹操在赤壁一样大意轻敌，成就了宇文泰的割据局面；一晃半世，现在已是高欢儿子们掌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结束了，高洋如曹丕一般对皇位如饥似渴，孝静帝除了让位，别无选择。
孝静帝辞别六宫嫔妃，坐着牛车走了，东魏灭亡，头尾共十七年，仅历孝静帝一帝。高洋接受玺绶，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齐，年号天保，高洋就是齐显祖文宣帝。为区别于南朝萧道成所建的齐国，历史上把高氏的齐国称为北齐或者后齐。
高洋对待孝静帝，远没有曹丕对待汉献帝那么好，过了一年，就在他的食物里下毒，把他杀死了。
宇文泰在关中听说高家篡位，果然兴兵讨伐。西魏军从弘农造桥渡过黄河，进驻建州（今山西绛县东南），威逼邺城。
高洋心中明白，宇文泰还没有能力在关东立足，此次用兵是假，打探是真。他并不出兵与西魏军直接交锋，而是亲率大军镇守晋阳东城，阵容严整，军势强盛。
宇文泰闻报，不禁长叹：“原来高欢并没有死！”说罢，他下令撤兵，由蒲坂渡口退回关中。随着宇文泰的这声长叹，高洋的北齐政权稳固了下来。
萧纪空国来战，萧绎不悲反喜。一方面，他在这一年十一月撕下了虚伪的面纱，接受了群臣的意见，在江陵登基称帝，改元承圣，是为梁世祖孝元帝，简称梁元帝；另一方面，他再次派人给宇文泰送信，说萧纪东下，希望西魏能够助他讨蜀。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北齐、西魏的使臣同时来到江陵。梁元帝对西魏使臣不如对北齐使臣友好，还向西魏要求退还土地，令宇文泰大为不满。西魏连年拓展疆土，兵强马壮，又刚刚解决了内部问题，梁元帝的无理之举，给了宇文泰一个兴兵灭梁的好借口。
西魏的实力几年间迅速增强，固然托了侯景之乱的福，但宇文泰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军事与文化改革，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吕思勉先生评价说：“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尔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宇文）泰颇知治体。”
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到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已经基本成型。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西魏所封的柱国一共有八个，另外两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元欣，宇文泰总揽大权，位居众人之上，而元欣的柱国身份，更多的是对宗室的安抚，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资格统领军队。六柱国的实权，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包括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每名大将军手下再统领两名开府，开府就可以直接对士兵发号施令了，府兵的“府”，便源于开府。
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是通过广募豪强、扩整乡兵组织起来的，如何才能够有效地维系呢？宇文泰的措施是：一、改郡望；二、改姓氏；三、物质的赏赐。
孝文帝迁都，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又各有各的郡望。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客居他乡久了，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宇文泰下令，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以宗族为单位，统一改变籍贯郡望。一般的原则是，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将士们做了关中人，向心力得以加强。
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就要反其道而行：对于鲜卑人，恢复原来的复姓，比如于谨，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谨；对于汉族将领，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比如柱国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赵贵，改叫乙弗贵。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也统一跟着改姓。如此一来，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包括农田、奴仆、牲畜、财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有了田地的将领，就是关中豪族。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因此，宇文泰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不容忽视。
府兵制刚刚成型，就发生了波折。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于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
按理说，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朝中商议，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举荐了另一个人选——义阳王元子孝。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
元子孝与元欣一样，是西魏的宗室，身为柱国，徒有虚名。经过此次人事变动，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
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得以善终，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元钦继位的第三年（公元553年），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意图夺回皇权，计划败露，被宇文泰诛杀。
元钦愈发不满，对宇文泰怨言不断。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宇文泰也不含糊，直接把元钦废了，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魏恭帝。
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取消魏帝的年号，称元年。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周礼》，改“品”为“命”（一品即九命），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职权，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宇文泰自任大冢宰，其余柱国分担各官。这项制度，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苏绰病逝，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
整顿好内部，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命于谨、宇文护、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
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肯定会坐以待毙。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长驱扑向江陵。
火烧眉毛了，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他素爱道家思想，兴致甚高，升殿大讲《道德经》，听众云集。边境战报传来，手下大臣们认为梁、魏修好，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梁元帝深感有理，不做军备，继续讲经。等到魏军兵临汉水，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一切都太晚了。
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然后，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百道攻城。
梁军奋力抵抗，可是江陵守兵太少，援军又过不来。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外城被攻破。梁元帝无心再守，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
令人愤怒的是，梁元帝在投降前，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不少是孤本，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他自以为读书万卷，乃至失败。我看，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也真是活该失败。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
梁元帝想要自焚，被左右宫女拉住。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梁元帝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他换上白衣、跨上白马，出江陵东门投降，一路上长吁短叹：“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梁元帝字世诚）
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他使出损招，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发泄折磨够了，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可叹梁国几代君主，没一个死得像样的）。
梁元帝一死，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派专人“看护”，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就把江陵的文士、珍宝、仪器（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梁代的铜晷表等等）集中起来带往长安，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从此一蹶不振。
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后悔也没用了，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不久，萧詧称帝，定都江陵，以梁国正统自居，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为正朔，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
西魏尽取梁、益、雍、荆，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南朝烟雨》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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