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唐德宗李适（ｋｕò），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唐肃宗的长孙、唐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唐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遗诏中所说，就是“二十有七载”，这是虚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也不过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
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间，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建中（4年）、兴元（1年）、贞元（21年）。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唐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唐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粗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唐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唐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德宗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唐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唐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唐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
但是，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下回详述）。
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唐玄宗、唐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
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唐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唐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唐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唐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唐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唐德宗又以吴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唐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唐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唐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唐德宗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唐德宗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唐德宗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唐德宗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唐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唐德宗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唐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唐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唐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唐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祐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德宗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德宗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向他进贡。此外，德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德宗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唐德宗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唐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中国经济史上，曾有过两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次是“二税法”，一次是“一条鞭法”，前者是唐朝的杨炎推出的，后者是明朝的张居正推出的。
因这“二税法”，杨炎的大名得以传之后世。
杨炎，字公南，凤翔(今属陕西)人。他的父亲杨播是唐玄宗时代的进士，然中举之后，却厌恶官场，做了隐士，诏举为谏议大夫，又弃官回了家乡，自号玄靖先生。杨炎长得一表人才，文章极具雄气，处世极具豪气。人以为他肖似其父，有隐士之风，遂送了个雅称，叫“小杨山人”。
其实，杨炎与其父根本不同，有着强烈的官场情结。他凭着才华，在仕途上平地一路做去，在唐代宗时期，直做到中书舍人。他和常衰一起知制浩，常衰擅长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杨炎擅长起草天子施行恩命的诏书，两人各有千秋，人并称为“常、杨”。
他和宰相元载是同乡，凭着这层关系，他被授为吏部侍郎。同乡多得很，元载看中杨炎，是看中他的政治才干，以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故而待他亲近无比。然当杨炎完全踏上元载这条船后，却因元载获罪被诛灭，受到株连，被近似于流放地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人被贬到远方，却因他所撰写的《李楷洛碑》而峰回路转。这碑写得气势宏大，是一篇难得的佳文，时尚为太子的唐德宗爱之不舍，将它镶嵌在东宫的墙壁上，每日诵读把玩。到他登位，已萌生了起用杨炎的意思，加上宰相崔祐甫的极力推荐，便把杨炎调回中央，以门下侍郎带宰相衔。
有风度，有才干，有文名，有时誉，在杨炎被拜相后，天下舆论反应强烈，认为从此有了个为民谋利的贤相。
从流放地调回中央，从犯官一举成为宰相，平步青云的杨炎，有了宽阔的舞台作为用武之地。然而，他与刘晏一样，以文学崭露头角，却以经济之才大展身手。而唐德宗寄希望于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杨炎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战后经济秩序的紊乱，以及经济政策与时代潮流的脱节。他由此人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作出了一系列的大改革。
他首先处理的，是天下财物归朝廷所有，还是归天子所有的难题。
在战前，天下财赋贡送首都后，全部被储存于由朝廷掌握的左藏库，由太府按时核实呈报，由尚书省的比部复查出纳，从而账目相当清楚。战后，理财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主管左藏库，京师的禁军将领杜撰种种理由，无限制地申请调拨财物。迫于他们的淫威，第五琦无法拒绝，然又恐人不敷出，遂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将财赋从左藏库转移到大盈内库。大盈内库是天子私用之物所藏之地，在财赋进人大盈内库后，天子从此得以自由支配，自由取用，再不受太府、比部的节制，宦官们乘机在内制造了许多弊端。时称：“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
杨炎以为：“财赋，是邦国大本，人的喉舌，其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他要求唐德宗以天下为重，恢复财赋归左藏库的旧制，杜绝宦官的舞弊，让财赋重新成为天下的公物。为说服唐德宗，他作了一些让步，提出了妥协条件，先计算宫中的开支，然后由朝廷尽数调拨，以满足天子的私用：唐德宗见自己的私用得到了保障，并可显示他有天下为公的胸襟，由是同意了杨炎的主张。
这一步的成功，使杨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有了足够政治资本的杨炎，接着，干了一件更让朝野震动的大事，改革因均田制破坏而不合时宜的租庸调制，推出焕然一新的“二税法”。
唐朝前期，继承了北周、隋朝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均田制。
均田制以人丁为基础。其规定男子按年龄分为五个等级：始生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受田的规定是：丁男、中男各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者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如是户主，则为五十亩。道士、僧人三十亩，女冠、尼姑二十亩。官奴蝉受田减百姓之半。百姓一家超出三口，给园宅地一亩，另外，每增加三口，加一亩。奴蟀一家五口给园宅地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口分田在受田者死后交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永业田每亩得种桑五十株以上，榆、枣各十株以上，以三年为毕。授田的原则是：纳税者优先卜贫民优先，无地者优先。
国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相应的赋税征收制度，即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租是每丁年缴纳租粟二石。调是缴纳帛二丈、绵三两，或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每T年服役二十天，无事则改折为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有事加役，超过十五天免征调，超过三十天，租调全免。而正役和加役加在一起，不得超过五十天。遇自然灾害，收成减少十分之四以上，免调；减少十分之六以上，免租调；减少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
均田制实行以来，尽管实际情况有些出人，但基本保证了人均有田。而国家通过租庸调的征收，也保证了基本的财政收人。
然随着官僚经济、寺院经济、豪强经济的发达，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土地私有制蔚然成风，小农纷纷失去土地。富户丁多，或以官职，或冒僧名，或勾结官府，以逃避赋税。贫者丁多，无力负担，或逃亡他乡，或依附富户，以逃避赋税。从而均田制逐渐变得徒有虚名，国家的租庸调的征收逐渐难以落实。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各级宫吏假借征收租庸调，弄出许多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以致农民无法生存，被迫挺而走险；朝廷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于此之际，不改革赋税制度，国难望治日，民难望宁日。
杨炎针对这种情况，并鉴于各地没户籍的浮户，远远多于有户籍的定居者，遂以此为基础，废除了以丁为对象的租庸调制，改行“二税法”。
二税法的基本内容：一是量出为人，即国家根据每年的财政开支，先度算出数目，然后按这数目摊派税额，下达州县各自执行；二是取消原户籍限制，均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不再区分年龄，而以贫富也即每户实际财产的多少来划分户等，作为承担税额的依据；三是土地税的征收，以每户在大历十四年土地占有的情况为准；四是户税、地税按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
二税法是根据现实经济状况而制定的，它较为实际，适应了经济变动的形势。它使国家扩大了税源，扩大了纳税对象，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国家财政拮据的窘况。它也减少了无地者的赋税负担，同时取消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抑制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民众稍稍得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完全凭人治的社会中，任何制度的推行，在一段时期后，总会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篡改，以致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发生极大的改变。二税法也是一样，在日后长期的施行中，被附加了盐、铁、茶等税，使二税法变得面目全非，再一次导致了唐朝经济制度的紊乱，进而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这是后话，在此带过。
二税法推行的成功，使杨炎走上人生辉煌的巅峰。
可是，巅峰过后，杨炎却面临了深渊。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然杨炎这个宰相，心地却极其狭窄，受不得一点委曲，睚眦必报。他早先刚踏人仕途，就凭着河西节度使吕崇责的宠信，将曾侮辱过他的县令李太简打了个半死。和刘晏结仇后，又进谗言，害死了刘晏。然他不懂政治之道，为对付舆论，竟将害死刘晏的责任推给了唐德宗。唐德宗为此极为愤怒，先将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走到半道，又将他赐死。
杨炎害了刘晏，又因刘晏事被唐德宗处死，这是他始所难料的。
自662年龟兹弃唐投蕃，苏海政统率的唐军为了苟且逃生，竟然临阵以军资贿赂蕃军开始，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大唐在西域和河陇两条战线上丧师失地，被吐蕃人打得节节败退，领土大块丢失，先后于西疆战没的将卒多达四五十万，受伤、溃散者不计其数，随军的民夫更是折损了数百万之多。
在频频败绩、饱受欺压之下，实在受不了凌迫的大唐最终采用了自己的杀手锏——和亲，继文成公主之后，又于710年将金城公主进献给吐蕃国主，并在一年后又割让了黄河河西九曲之地。尽管史官们巧舌如簧，将割走的九曲之地美其名为金城公主的陪嫁，说是什么供公主洗浴所用，但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是如此地荒诞牵强，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人人皆知是在以曲言为屈辱割让领土的大唐遮羞。
尽管唐朝送女人、割土地，行为极尽卑屈，但国与国间的关系素以实力为基础，因此金城公主入藏根本无法改变唐、蕃两国的实质关系。吐蕃在得到九曲之地后，取得了战略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再次入侵大唐本土时，便有了一块绝佳的踏板；而且九曲之地土壤肥良，农耕产出极丰，吐蕃的农耕经济因之大幅提高，国力日强，此后更是连年攻打大唐。
幸好此时的唐帝国也进入了自身唯一真正强盛的时期，在一代英主李隆基上台后，大兴改革，废除了唐太宗在急功近利的动机下推行的弊端重重的府兵制，唐军渐渐由职业农夫变成了职业战士，战斗力迅速提升，大大缓解了唐朝之前一败涂地的颓势。然而好景不长，当镇国的七万安西唐军覆没于怛逻斯，二十余万内陆唐军又先后丧于滇南之后，唐朝的情势再度变得极为不妙，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更令其一蹶不振。等到763年连首都长安都被轻易攻陷之后，弱小的大唐对远比自己强大的吐蕃已经是怕到了骨子里，779年唐德宗刚一即位，为了避免再被吐蕃痛打，便马上主动遣使，谋求与吐蕃和盟。
事实上，迫于大食、回纥等国强大的军事压力，蕃军主力此时均屯驻于自己的西疆，在河陇地区的驻军并不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二、三流的部队。在《全唐文》卷434中，记述了润州节度使韩洸在786年的一封上书，其中详细描述了吐蕃在河陇地区捉襟见肘的窘境——“闻其近岁以来，兵众寝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事实上，早在清水盟约缔结之前，入蕃使崔浣便已通过秘查侦知了吐蕃人的虚实，并且明确地奏报唐廷：此时吐蕃在河陇地区的驻军仅有五万九千人，其中只有不到三万是能战之师，“余悉童幼，备数而已”（《旧唐书》卷196）。
尽管吐蕃此时在河陇地区只驻扎了三万偏师和三万“童幼”，弱小的大唐却仍然不敢与其相争，只是一味乞求媾和。此时吐蕃的军事控制区已经逼近大唐的首都长安，令唐朝君臣感觉如芒刺在背，而面对的又只是吐蕃的一支人数不多的二流偏师，但大唐仍然无力改变痛苦被动的现状，其下风之势和软弱之态尽显无疑。不过在之前短短数年中，吐蕃从大唐手中掠夺了太多的土地，扩张过快，疆域已经逼近了其国力和人口的极限，必须先腾出手来好好消化，暂时无力继续扩张；而且蕃人畏热，无法承受陕西的酷暑气候，在夺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之后，其扩张欲望和扩张需求也大大减弱，对继续东进兴趣不大；更重要的是，在帝国西线，大食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北部的回纥也日益强盛，态度咄咄逼人，东境休兵止戈后，吐蕃便能专心向其它方向用兵。
基于以上所述的复杂考量，吐蕃最终决定放过弱小的唐朝，为自己营造一个稳定的后方，因此在唐德宗主动递出橄榄枝后，便痛快地答允了和盟，两国遂于783年正月签订了令大唐百姓饱受屈辱的《唐蕃清水盟约》。当年在兵临城下时，唐太宗也曾与突厥人签订过丢人败兴的《渭水盟约》，但那次还仅仅是“倾府库”（《唐语林》卷5），向突厥铁骑缴纳了海量的财帛金宝，花钱买个平安，尽管也极不光彩，但总算是还没有割让土地。可在783年时，大唐却勇开历史先河，与异族签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款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
其实唐德宗也未必就比唐太宗更加卑屈怯懦，只不过突厥人游牧而居，营无定所，对非草场地区丝毫不感兴趣，唐太宗这才得以侥幸不割土地，否则若按当时突厥兵在大唐境内恣意纵横，轻松便打到京城脚下，迫使唐朝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势来看，突厥人夺占唐朝多少领土都是易如反掌，李世民也决计无能抗拒。
有些人认为，在送金城公主和亲后，唐朝紧跟着割让了黄河九曲之地，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幕割地卖国之举，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虽然金城公主和亲的实质确实是送女人、割土地以求苟安，但毕竟还打着和亲结好的借口，吐蕃也给大唐留了面子，并未逼迫唐朝签署正式的割地条约，因此此事不宜明确列为割地行为，第一款割地条约的殊荣，还是应该冠于《清水盟约》之上。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款割地卖国条约是仅仅割去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即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这已经是第三款了；第二款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割地二十五万平方公里；而第一款便是《唐蕃清水盟约》，此约也是中国历史上割地数量最多的一款卖国条约，一次性割地近两百万平方公里，连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次割地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瑷珲条约》都屈居其后。唐朝也因此而得到了三项殊荣，成为中国历史上割地最早、割地总量最多、单次割地面积也最多的王朝。
然而唐朝毕竟是被儒教大力吹捧、推崇的样板王朝，因此在历代的主流舆论和历史论断中，都尽量淡化此事，唐朝首度割地卖国的丢脸行为被竭力遮掩，以致于如今大部分人竟然对《清水盟约》一无所知。同样是出于民族自尊心的考量，清朝在《尼布楚条约》中割地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事也被深深遮盖，在一些历史读物中，甚至还将伤亡十倍于对方的雅克萨之战吹嘘为大捷，将战后被迫割地求和的屈辱之举歪曲为占据绝对上风后宽容大度，慷慨地将自己不稀罕的边塞土地赏赐给对方……实可谓将阿Q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其实中国的历史评断素来都不够公允，历朝历代无不大肆夸功掩过，粉饰太平，因此在我们的史书中，中原王朝才会永远都高高在上，万国来朝；而周边诸国却一贯是蛮夷胡虏，不值一哂。直到清末时，中国的衰败再也无法遮掩，历史学界才决定丢卒保车，将《南京条约》做为割地辱国的开端。
在清水会盟之后， 无能的唐朝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为借口，与吐蕃重新详尽地划定了两国边界，将大片领土无耻地割让出去。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今甘肃经州）西至弹筝峡西口（今平凉县西），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凤州（今陇西凤县）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今甘肃临潭），又东至成州（今甘肃成县西），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旧唐书》卷129）“盟毕，结赞请镒（大唐割地使张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 ”（《旧唐书》卷125）。至此仪式结束，清水之盟正式达成，双方均表示愿意坚守盟约。
根据此次议界的记载，我们能够清楚地标记出双方在黄河以南地区的划界线：按从北至南的方向，从今天的六盘山中段到陇山南端，然后穿西汉水、白龙江、再循岷江上游西到大渡河，然后循河南下，直抵磨些诸蛮（今云南西北部），此线以东属大唐，以西的土地则尽归于吐蕃。在得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之后，吐蕃彻底切断了自长安通往河西和西域的通道，并且占有了西自临洮，东到陇山西麓，包括大夏河、洮河、渭水上游、西汉水上游的一大片农业地区，唐帝国蒙受的损失大到无法估量。据《旧五代史》卷138记载：“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由此不难看出，在丢失这一大块土地之后，大唐直接的损失就已极其惨重，与西域交通断绝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十分惊人。更惨的是，在丢失了这个重要马场之后，唐朝的军事实力更为衰颓，这也为其日后遭受更甚的屈辱埋下了伏笔。
不过唐廷此次割地虽多，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之前刚刚被蕃军攻占的土地，因此大唐这回割地的性质，与日后宋高宗和秦桧在“绍兴和议”时割让淮水以北地区是一样地，都并非割让自己正掌控的领土，只是承认丢失的既成事实罢了，可以说是无可厚非。其实这两次割地的后续影响也基本一致，即都是统治层放弃了收复失地，大唐承诺不再反攻西疆失地，宋高宗则止歇了北伐收复中原之念。
据《资治通鉴》卷228记载，783年正月，“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 783年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在这句记载中，有“不果盟”三字，一些学者为了给唐朝遮羞掩辱，便有意混淆视听，试图藉此来否定会盟的达成。事实上，当783年正月双方订盟时，大唐与吐蕃进行了礼数周详的仪式，盟约最终完满缔结，几家唐史也均对整个结盟过程做了详细记录。所谓的“不果盟”，是指四月时，唐德宗准备在清水之盟完成的基础之上，于丰邑里再与吐蕃进行另一场会盟，会盟的目的可能是商讨两国间进一步的交往与合作，但吐蕃使者区颊赞认为，在清水会盟时，仅仅是在纸面上进行了领土划分，此时尚未在实地上进行落实，“疆场未定”，因此便坚持在落实了清水盟约之后再进行下一场会盟。然而德宗与吐蕃人深入交流之心甚切，便跳过区颊赞，遣崔汉衡与吐蕃国主直接交涉。不过吐蕃国主似乎没有搭理唐德宗，据《资治通鉴》卷228记载，783年六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可知在疆界划定之后，德宗又遣于頔去见吐蕃国主，要求其召回区颊赞，这可能是德宗在重提四月时的和盟之议前的铺垫。
783年六月，唐、蕃两国的边界调整和土地交割结束，清水盟约从宏观到细节，从文字到实际，至此已经完满达成。其实大部分所割的土地早已落入吐蕃人之手，大部分所割土地早在清水盟约签订时就已然生效，于頔一直忙到六月，不过是做些微调罢了，其具体行为无非是双方使者去实地勘察，再根据具体的地理情况讨价还价，细划边界，然后再引导己方的边军调整辖区。在《旧唐书》卷208中，曾提及这个过程的一些细节：“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由此能够看出，双方将黄河以北的贺兰山区划作“闲田”，充当两国之间的军事缓冲区。
从和盟仪式的完备复杂、《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对会盟过程记载的详细程度、吐蕃使者区颊赞对边界划分的慎重态度，以及双方花费了五个月之久才将疆界落实清楚均不难看出，吐蕃人对清水和盟极有诚意，态度与之前大不相同。事实上，这也是除了《长庆会盟》之外，唐、蕃两国最正式、最有诚意、也最为重视的一场会盟，双方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几个月之后，唐朝发生内乱，唐德宗以再次割地为酬乞求吐蕃相助，吐蕃很痛快地出兵击败叛军，拯救了唐廷，显然对与唐朝由常年敌对转为合作友善颇具信心。
一场盟约能否持久，并不取决于缔盟双方的廉耻和诚信，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这些东西根本微不足道。唯有双方力量均衡，或是均无心战争，和平才可能延续下去；若是双方力量悬殊，那战争和领土更易便无可避免。因此在分析国际问题时，重心决非双方的道德和之前的表现，而应是国际形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783年以前，唐、蕃两国的力量并不均衡，吐蕃自然不甘于恪守盟约，一有机会便生出异心。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尽管吐蕃之前曾经两度背盟，但到了783年时，唐、蕃两国均已无心再战，长久稳定的和盟才有了实现的基础。
在短短几年的扩张中，吐蕃总计夺占了唐朝河西及湟善地区的五十郡、六镇、十四军，连大唐首都所在的陕西省的西部地区都落入其手，双方最终以唐朝退无可退的长安以西不远处为界达成了和盟。在签署了《清水盟约》之后，原属大唐的陇南文、武、成、迭、宕、岷各州郡县俱废，均被唐廷正式割让给了异族，沦为了吐蕃人的合法领土，这块广袤土地上的大唐子民也尽皆沦为藏人的奴隶或农奴，此后被蕃人任意凌辱欺压，开始了他们被异族奴役统治的痛苦生涯。
据《旧五代史》卷138记载：“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由此可知，此次仅被唐廷随同土地一道割让给吐蕃的汉族百姓就多达百万之众，若再加上在河西、陇右一带所占比例不低的胡人，唐朝的人口损失高达一百多万。除少数加入吐蕃统治层的豪门大阀之外，这一百多万身陷敌手的百姓（以及蕃军在之前百余年中多次杀入唐境深处掳掠的人丁）大多都沦为身份低贱的“奴婢”，其中很多还被像对奴隶般黥面（脸上刻字），加以侮辱性标注。其中待遇较好者幸运地成为农奴，被分配到各处无偿耕种土地，或充任仆役；倒霉一些的则沦为奴隶，被蕃人恣意凌虐宰杀。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曾记载道：“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像这样的记载也从侧面佐证了大量汉民沦为藏人奴隶的事实。
780年，韦伦出使吐蕃而返，途经河陇地区时，发现有不少唐人以毛裘蓬头，透过墙缝偷看自己，其中有些人捶心流涕，有些人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只盼唐军能来解救自己脱离苦海。可唐廷又哪有这种勇气和能力？自然只能装聋作哑。到了唐文宗时期，唐廷又遣刘元鼎出使，途经龙支城（今青海省乐都县南）时，那些流落西域、生不如死的被弃子民们见到唐使经过，纷纷夹道涕泣质问：“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旧五代史》卷138）这句话不仅表达了沦陷区百姓对被解救的殷切期盼，同时也是他们对懦弱无能，舍弃自家百姓的大唐祖国的一种血泪控诉。
然而唐朝非但无力复夺失去的领土，救回落入异族魔爪的同胞，反倒还时刻担心吐蕃人继续东侵。军事力量已经十分弱小的大唐此时从心底惧怕吐蕃，竭力卑屈讨好犹自担心不够恭顺，又怎敢主动去触远比自己强大的吐蕃之逆鳞呢？只能是对这些流落异域的百姓不闻不问。大诗人白居易对唐朝的无能怯懦深感遗憾，作诗嘲讽道：“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长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
由于大唐对自己的同胞长期无力救援，这些饱受煎熬的可怜人们对自己的祖国逐渐失望离心，甚至满怀怨恨，汉人的归属感日渐淡薄；再加上与中原的联系完全中断，少与汉族文化进行交流，最终全部都蛮夷化。唐人子孙与蕃人长期杂居一处，习其语言，从其风俗，大多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母语和故国，再无对唐王朝的归属、亲近之心，对自己身为汉人的定位也荡然无存，反倒还将唐人视作仇寇，当有唐人途经城下时，这些人常常站在城头之上，用吐蕃语咒骂自己的同胞。晚唐诗人司空图便曾经亲历此事，他眼见山河破碎，虽然甘、凉、瓜、沙等地城邑如故，沦陷区的同胞却已变友为敌，心中十分痛苦绝望，遂写下了传于后世的名作《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寥寥数语间，一种失望不甘的情绪扑面而来，读来着实令人喟叹不已。
之后，爆发了泾原兵变，吐蕃表示可以帮助唐朝平叛，唐德宗答应让出安西和北庭，吐蕃后来仅出一偏师二万，而且还趁火打劫，叛乱平定后，唐德宗想让驻守西域的李元忠与郭昕回长安，被李泌劝止。
唐德宗在位前期，他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可惜，执政后期任用卢杞，政局转坏，尤其是建中四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不仅让唐朝政府威信扫地，就连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出逃奉天，后依靠李晟等将领才将叛乱平息。那么为什么有着中兴大志的唐德宗最后会以这样无奈的方式收场，究竟哪一个形象才是真实的唐德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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