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唐文宗李昂，初名涵，与唐敬宗同年，出生于元和四年（809）十月十日。他以唐穆宗次子、唐敬宗二弟的身份即位，并不是既定的继承人选。而他为什么能够承继大统？简单地说，乃是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的结果。
刘克明与苏佐明杀害唐敬宗后，假冒敬宗旨意选立了宪宗的另一个儿子绛王李悟“权勾当军国事”。这样做本来也是多年来宦官拥立的惯用伎俩，大臣也都见怪不怪了。刘克明等还不以此为满足，又商议着剥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这样就惹恼了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以及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唐末任左右枢密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的四位大宦官被称为“四贵”，他们是宦官中的实力派。
王守澄等密谋商定，动用了所掌握的禁军力量将穆宗的次子江王涵迎入宫中，此举还得到了三朝元老大臣裴度等朝廷官员的支持。神策军中尉派出的精锐禁军将刘克明与苏佐明一伙全部诛杀，绛王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涵就是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
由于没有先帝的遗嘱，唐文宗应当以什么方式登基即位，王守澄搞不明白。他听从了翰林学士韦处厚的主张：先以江王的名义宣告平定了宫廷的叛乱（这是为了说明江王有功于国家），然后百官再三上表劝他登基（这是为了说明江王有群臣的拥戴），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册文，下令指定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了说明江王即位具有合法性），然后举行册立新君的大典。
唐文宗于宝历二年十二月十日在紫宸殿外素服与百官相见，十二日正式在宣政殿即位，十三日正式“成服”，也就是扮上了皇帝的行头，次日亲政。十五日文宗将自己的生母萧氏上尊号曰皇太后（穆宗贞献皇后）。唐文宗即位后一直有崇树外戚的打算，但是他的生母萧氏是闽人，来京以后父母早亡，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已失去了联系。唐文宗后来令福建官员寻访，一连有三个人自称是唐文宗的舅舅，其中有人还得到了优厚的待遇，但是最终都是假冒，真的国舅竟无从找到。据说元和、长庆时，两京百姓在大街巷里见面打招呼，多说“合是阿舅”，唐文宗找国舅的事正好与“合是阿舅”的说法相应验。
唐文宗生母萧氏被立为皇太后以后，居住在大内，唐穆宗的母亲也就是文宗祖母懿安太皇太后郭氏居兴庆宫，唐敬宗的母亲王氏称宝历皇太后居义安殿，号“三宫太后”。唐文宗对她们是每五日一问安，逢年过节都会亲自往各宫谒见。对于祖母太皇太后郭氏，因为有拥立之功，更是礼数有加，唐文宗经常从城内复道中前往南内兴庆宫，群臣及内外命妇也到宫门问候起居。开始，有司献四时新鲜瓜果给三宫时称“赐”，文宗认为言赐不妥，就拿起笔将“赐”改为了“奉”。太和五年，在宰相的建议下，为了把太皇太后郭氏与宝历皇太后称号有所区别，将居义安殿的宝历太后以宫为称，改称为“义安太后”。开成年间的一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唐文宗率同诸王、公主等在咸泰殿上灯，亮如白昼，迎来三宫太后，为她们奉觞进寿，一如家人之礼。
文宗在位期间的行为举止，与敬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勤勉听政文宗与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他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举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文宗还比较重视发挥谏官的作用，太和九年（835）十二月，文宗令铸造“谏院之印”，改变了谏官进奏表章还要在其他部门请印以造成奏事泄密的状况。
生活节俭文宗不仅倡导节俭，革除奢靡之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位之初，就下令放宫女、太常音声人，各地额外的进献和上供的奇珍异物基本上停止，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也都停废。他自己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十月十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被立为“庆成节”，文宗也不允许宰杀猪牛，只许食用瓜果蔬菜，他还特别诏令京兆尹暂停在城南的曲江池宴请百官和在宫中为他祝寿。文宗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有一个官员穿着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区生产的一种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较之绫罗绸缎自然略逊一筹，文宗见他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文宗穿着朴素，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洗了三次了。”众人都赞誉皇上节俭的美德，只有翰林学士兼侍书的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该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皇上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细节而已。不过，能够注意节俭对于一个封建皇帝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史书上也称赞他“恭俭儒雅，出于自然”。
喜欢读书文宗不喜欢音乐、歌舞和游乐，不近女色，自己在听朝理政的闲暇，十分注意读书。文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甲夜（初更）亲自处理政事，乙夜（二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
文宗博览群书，见识很是渊博。他经常就经书诗赋中的名物询问大臣，结果宰相经常被他问住，回答不上来。有时候，他不仅读古典，也很了解当代人的诗文。有一次，他在内殿赏花，就问身边的人：“现在京城传唱牡丹诗，谁写的最佳？”前朝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师”是很有名的，侍臣告诉他中书舍人李正封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句极佳，文宗听了很是赞叹。
文宗平时尤喜读史书，对于历史上的名君贤臣羡慕不已。他因为喜欢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把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文宗也很喜欢把他认为有学问的大臣召到宫中讲谈经义，评论文章。像当时的翰林学士柳公权就常常被他召来，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在夜里闲聊不自觉中蜡烛都燃尽了。他和柳公权留下过“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的联句。
打击宦官自德宗以来，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制度，宦官势力的膨胀有了充足的理由，已经无法简单根除。由于文宗是宦官拥立，所以宦官的权势更是不断扩大。
太和二年（828）三月，文宗下诏制举，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进士出身的幽州昌平（今北京）刘蕡对策，直陈宦官专权，认为天下倾覆、海内大乱、国家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宦官的专权所导致的，他还论述了藩镇擅兵、奸臣当道的危害，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文宗刚刚即位，羽翼未丰，他任用了其他的对策者，惟独没敢用刘蕡。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他也开始着手解决专权的宦官。
太和四年（830），文宗任用宋申锡为宰相，要他秘密铲除宦官势力，但因时机不成熟，计谋破产。后来，文宗又重用郑注、李训开始剪除宦官。郑注本姓鱼，因为冒姓郑，人称“鱼郑”，以精通医术得以进用。李训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门，以精通《周易》得以进用。郑、李二人都善于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极佳，文宗把二人视为“奇才”。郑注几番死里逃生都得益他的擅辩，他本来是因大宦官王守澄推荐得到重用的，太和九年（855）时他建议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并将他毒死。同时，李训建议文宗将担任山南东道监军的陈弘志召回京城，宫中一直认为是此人当年杀死了宪宗，文宗便派人将其杖死于回京途中。文宗在剪除宦官的行动中，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本来，郑注和李训计划在下葬王守澄的时候，要求所有宦官都为王守澄送殡，然后以所率亲兵怀藏利斧将其全部砍杀。但李训求功心切，决定抢先下手。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提前在宫中部署了兵力，等文宗上朝后，假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之后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甘露是预示天下升平的祥瑞），诱使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今本《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处）等前往，想一举诛杀宦官。没想到，被仇士良看出破绽，他们立即返回大殿，挟持着文宗直往内宫夺路而逃，缓过神来之后，立即派兵关闭宫门，对宰相和朝廷官员下了杀手。李训乔装出宫，一路上假装疯癫逃到终南山的寺院中。后被地方官抓获，他担心押送到宦官手中会遭羞辱和酷刑，在到达京师附近时，便对押送的人说：“现在禁军到处抓我，是因为能够得到重赏。等他们见到我，肯定会将我从你们手里抢去领功，不如你们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领赏更直接了当。”结果，李训被杀。郑注和全家老幼被仇士良派人诛杀，与事变有关无关的朝廷官员也有上千人被杀。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文宗留下了一首“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的诗，正是这一凄凉无奈神情的写照。
唐文宗李昂，为唐穆宗次子。
自唐高祖传位唐太宗起，除了唐中宗、唐睿宗是兄终弟及之外(按史实唐中宗驾崩后，韦后曾立过少帝，然为时过短，故不得史家承认，未计人唐朝君主世系)，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唐敬宗被宦官害死，他虽生有五子，然由于他自己仅十八岁，其诸子均过于幼小，难以继承大统。宦官首领王守澄与翰林学士韦处厚商议，立唐敬宗的大弟李昂为帝。
唐穆宗、唐敬宗二朝，前后共七年时间，由于君主荒淫无度，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唐文宗登位之前，深深了解二朝的弊端，久有振兴之心，然因地位的关系，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付诸实施。在侥幸得了皇位后，上台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张。
套用史家的一句话，唐文宗的政治表现，叫做励精求治。他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法则，首先从去奢从俭开始。他将没有职事的三千宫女放出宫，将五坊的鹰、犬等动物放归野，将教坊、翰林、总监等机构一千二百多冗员放还乡。此外，废除无功受禄的赏赐，退还宫廷强占的土地，停罢锦绣、雕镂之物。这些举措，表示了唐文宗对奢侈享乐之风宣战的决心，也表示了他要把全部精力用于治国理民的决心。
作为君主，其起码但却很难坚持的职事是听朝。唐敬宗时，每月听朝至多一二次。唐文宗恢复了听朝制度，每逢单日，无论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他把各种待制官从有名无实变得名副其实，让他们成为他的智囊团。听朝、谈话、寻顾问，使唐文宗得以了解了国计民生，得以掌握随时变化的政情。
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浮了出来，使久处昏君治下的官民互相庆贺，说太平之世将为期不远了。
然官民们高兴得早了点，这仅是新君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朝廷中积弊已深，且积重难返，非这三把火所能烧去的。
唐文宗自然也明白，他面对的政局，乃是个烂透了的政局，要想起死回生，确实谈何容易。但无论怎样难，他当尽力去做，至少在良心上不愧对列祖列宗。他非常清楚，整个帝国的问题不胜枚举，然关键的还是三个老问题；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方镇割据。
对方镇割据，唐文宗采取了抚、剿、拉、谈等多种方式，力图保持割据势力不要加强，割据版图不要扩大。
对朋党之争，唐文宗是极为头痛的，他曾很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河北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为对付朋党这历经数朝的难题，他不得已采取了逐渐抽薪的策略，将牛、李二党成员陆续排出中央。
对宦官专权，唐文宗是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不彻底予以解决，他这个皇帝不仅是个傀儡，且弄不好还会重蹈唐宪宗、唐敬宗的覆徽，且子孙们也永无拨云见日之时。具体而言，唐文宗对宦官的切肤之痛，一是拭唐敬宗的宦官仍逍遥法外，这让他愤惧交加，时不时有种惊悸之感；二是拥立他的宦宫首领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专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全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由此，他将铲除宦官之祸，当作了万务之首。
唐文宗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好恶所致，而是在朝中有着广泛的呼声。代表这种呼声的，是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制举中举人刘黄的对策，说是否能消除宦祸，当关系到“宫胭将变，社翟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开始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看中的合作人选，是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被唐文宗认为忠厚谨慎，对宦官也充满了恶感。在秘密交谈中，宋申锡大胆地提出了逐渐消除宦官专权的建议。为让宋申锡能充分发挥作用，唐文宗先提升他为尚书右承，旋即又拜他为相。宋申锡孤掌难鸣，又选拔了吏部侍郎王瑶为京兆尹，想与他联谋解决宦官问题。然王瑶得知了宋申锡的真实意图后，未能紧守口风，将此谋泄露了出去。
王守澄立即从耳线那里获悉了消息，他抢先一步，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撰写奏章，诬告宋申锡图谋拥立唐文宗之弟李凑为帝。李凑颇有德望，唐文宗对他早存防范之心，阅了奏章，不加调查即信以为真，遂批准王守澄逮捕宋申锡。宋申锡百口莫辩，幸得宰相大臣为他开脱，才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的轻信，造成了第一次行动的破产。其实，唐文宗也未必全信，与其说他严惩宋申锡，不如说他惧怕宦官对他有所不利，才出了丢卒保车的下策。
密谋破产，唐文宗郁闷在心，患上了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他治病，病竟然被治愈了。唐文宗由此宠信郑注。郑注是贪财之人，在得到流放被赦的李训的贿赂后，将李训荐引给王守澄，王守澄为加强对唐文宗的控制，再将李训推荐给唐文宗。
李训、郑注伺候在唐文宗的左右，时间一长，唐文宗吐露了他的心事，两人表示愿意为君主赴汤蹈火，以诛杀宦官为己任。唐文宗遂任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双向配合，以彻底剿灭宦官。
李训出任宰相后，凌厉地走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第一步，让唐文宗下令由宦官仇士良接替神策军中尉之职，将王守澄调任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剥夺了他赖以控制政柄的军权，随即，再让唐文宗赐他毒酒，将他给鸿杀了。李、郑二人本计划趁为王守澄送葬之机，由郑注率兵将全体宦官杀死，一同埋于墓中。然李训考虑如此郑注功勋太大，复改变了主张。
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为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京兆尹等职，以期从内外全盘掌握政局。他让担任那宁节度使的郭行余、担任太原节度使的王蟠在赴任之前，各招其镇兵前来京师，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唐文宗令全体大臣、宦官，陪同他前往观看。到了金吾厅后，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宦官们来到树下，反复端详，看甘露何在。此时在一旁的韩约紧张得神色大变，满脸是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韩约为何如此惊恐。说话间，一阵狂风掀起了金吾厅前幕帐的一角，露出了事先埋伏在内的壮士，又传出兵器撞击声。仇士良见状，忙率宦官站到唐文宗前，说有人谋逆。李训急呼兵士来保护君主，意即让他们动手。可宦官抬起唐文宗的软舆，迅速向殿中逃去。李训拉住软舆，遭到唐文宗的叱责，又被宦官打倒在地。待兵士冲上来，仅杀了数十宦官，大部分宦官拥着唐文宗逃进了东阁门，并关闭了大门。未出多时，宦官调来了五百神策军，杀向朝臣，李训、郑注集团成员遭到了大屠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也被枉杀。
事后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事情大闹了十几天，京城秩序才渐趋正常。
此事因甘露而起，史称“甘露之变”。
经宋申锡之案、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诛灭宦官的计划不仅全面破产，且他诛灭宦官的壮志也从此烟消云灭。因宦官非但加强了专权，并严密地将他监视了起来，实际等于将他软禁了起来。
对于唐文宗处置藩镇、朋党、宦官之事为何一无成功，陈寅格有着精到的评析，他说：“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文宗壮志未酬，旧疾又复发，刚至而立之年，已如同行将就木的老翁。他为解寂寞，和当值的翰林学士周墀喝酒聊天。
唐文宗问道：“联可和前代什么君主相比？”
周墀答道：“可比尧、舜。”
唐文宗接口说：“联岂敢和尧、舜相比，联问你的意思，是否像周赧王、汉献帝？”
周墀大惊说：“这都是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这样的明君相比。”
唐文宗长叹道：“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联却受制于家奴，以此而言，肤知道不如。”
说罢泪如雨下。
在此次谈话后，唐文宗再也不听朝了。
唐文宗不听朝，不是像唐敬宗为了淫乐，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再在皇位上呆着。
不呆也得呆，如木雕泥塑般，唐文宗握完了最后的岁月。
开成四年（839），文宗在一次延英召对的间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惶骇跪奏：“陛下之德，周成、康二王和汉文、景二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天下文宗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
历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似乎上天也不眷顾文宗，到开成（836～840）中，各地水旱蝗灾不断，彗星频频现于天际，百姓的房屋倒塌，田苗颗粒无收，文宗发出了存抚百姓实施赈济的诏书，但至于能够取得多少赈荒的实效，他已经顾不上了。开成三年（838）正月初五，京城内发生了宰相李石遭到刺客袭击的严重事件。李石中了一剑，却是刺断了马尾，还中了一箭，人伤得并不重，但引起了京城的巨大恐慌，第二天常参官入朝者仅有9人而已。开成四年六月，久旱无雨，派往各处祈雨的使者却没有带来多少值得鼓舞的消息，文宗一度对宰相表示，如果上天再这样不下雨，他就将退居南内兴庆宫，另选贤明之主，不再做这个皇帝了。十二月，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发生了大火，文宗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开成五年（840）的新年，文宗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正月初四，文宗在大明宫的太和殿走完了他33岁的一生。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唐武宗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史称“会昌法难”。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那么唐武宗灭佛的起因是什么？唐武宗本人又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在唐武宗在位的会昌年间，又是如何实现“会昌中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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