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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安人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蒙古:成为游牧民族只需要草原就够了吗?


如果要论证中美洲文明,是否曾经遭遇和旧大陆边缘地带文明一样的压力,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在北美大陆上找到一片类似“欧亚草原”的存在。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片荒芜的“西部大高原”上,并不存在适合游牧者野蛮生长的大草原。寻找游牧者的希望,落在了落基山脉以东地区。



绝大多数情况下,高大山脉与平原之间,都会存在一片地势介于二者之间的高地,落基山脉以东的情况也不例外。在山脉以东的美国中部地区,的确存在一片面积约在15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的高地。无论从面积和海拔来看,都与今天的蒙古国相当。


当然,这两个相似数据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将之和草原联系起来。真正让这片高地有机会与“草原”二字相关联的,是其不超过500毫米的年平均降水。以我们在旧大陆的经历来说,如果人类不兴建水利工程,纯粹依靠自然降水的话,草本植物和那些游牧者,将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如果以我们在中美洲的研究结果来看,作为北美最为高大的山脉,落基山脉应该是很有机会在它的东麓地区,用地形雨造就一片多水之地的,一如索科努斯科山对东麓雨林地带的塑造一样。


问题在于,地形只是影响降水量的因素之一,相比之下风向的作用要更大。


墨西哥湾北部(美国东南平原)雨热同期的亚热带气候,受益于每年夏季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季风(虽然会因此有飓风灾害);中美洲雨林地带的形成,归根到底则是因为东北信风的存在,将墨西哥暖流上空的暖湿气流,吹向了玛雅人的生存之地;在哥伦布决定向西探险,寻找中国和印度的时候,这股东北信风亦曾经帮助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完成这次发现之旅。只是到了美国所处的中纬度地区,大西洋之上所刮起的就不再是东北信风,而是著名的“西风”了。


环行于北纬35°~65°之间的西风带,曾经帮助哥伦布的船队回到了欧洲,并且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大陆,带去了丰沛的降水以及相对温暖的气候。想象一下,纬度甚至比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要高一点的大巴黎;同纬度平移到北亚,就会落到贝加尔湖中的柏林,如果没有西风的帮助,将会成为什么样的苦寒之地,你肯定能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西风之于欧洲大陆的重要性了。


只是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欧洲大陆借助西风得到了大西洋的厚爱时,北美大陆却不得不成为牺牲品。

作为补偿,太平洋水气同样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带入了北美大陆,并为美国西海岸地区带来充足的降水。以太平洋海岸城市西雅图为例(位于北纬47度36分35秒),这座城区年平均降水量达到1000毫米左右,山地降水甚至能达到3000多毫米的城市,在美国便素有“雨城”之称。


然而科迪勒拉山系的存在,阻挡了太平洋水气在北美大陆的进一步深入。地理阻碍,不仅让山系腹地盆地(美国大盆地)呈现出大片的荒漠状态,同时也在落基山脉以东的高地区造就了“雨影效应”。在西风的作用下,落基山脉以东地区越是离山脉近,降水量反而越小。

然而刚才描述的这片高地,正式的地理名称却没有被标注为“草原”或者“高原”,而是一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标签——美国大平原。这个名称的出现,源自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在英国统治时期,帝国治下的移民们被限制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沿海平原,也就是最初的“北美十三州”地区。


这种情况的出现,最初是因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原本是法属路易斯安那的范围。不过尽管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763年,英国已经通过战争得到了密西西比河以东,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地区,但为了便于管控已经有分离倾向的东海岸殖民地,英国政府出台了禁止向密西西比河流域迁徙的禁令。

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1775年—1783年),英国的禁令自然也就不再起效果了,原本聚居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英国移民们(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叫美国人了),开始翻越山脉向西寻找新的土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地缘角度的美国“西部”,范围曾经要比地理层面的认知要广得多。


随着美国领土的持续向西扩张,以及西进运动的一步步推进,落基山脉东麓那片无论从海拔还是降水量来看,都与大家印象中的“大平原”相去甚远的草原地带,亦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被开发对象。为了吸引移民,政策的推进者便玩了一个游戏,将本该称之为“美国大草原”的这片土地,宣传为了“美国大平原”。


为了不至于给大家造成误解,也为了还事情的本来面目。接下来的行文中,我们将把这片涉及到美国: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等十个行政区的高原,称之为“美国大草原”。


如果历史上的中美洲文明,注定将遭遇来自北美的威胁,那么最有可能成为压力源的,便是这片“美国大草原”。

吊诡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巨大气候差异看起来像是主要原因。在旧大陆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可供参考的证据。比如13世纪初,西征的成吉思汗大军在试图跨过印度河,深入恒河平原时,强悍的蒙古战士就对当地湿热的气候极度不适应。今天的印度,也因此没有被这场所谓“黄祸”所覆盖。


然而蒙古人的失败,更多是因为他们的扩张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纵观印度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源出欧洲或北亚草原,在中亚地区已经适应了干热气候的游牧者,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恒河平原建立政权。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长的适应过程,气候差异本身并不会成为扩张的障碍。唯一的问题在于,过大的环境差异会使得入侵者属地化,并最终与那些留在祖地的族人分化为不同的民族。

“马”的缺失,是中美洲文明未曾遭遇北美威胁的核心原因。在了解马的作用前,我们先来看看“前哥伦布时代”,北美乃至整个美洲,在动物种类上呈现出哪些特点。


地理分割,使得新大陆在物种上与旧大陆之间,呈现出太多的不同。除了那些更容易吸引眼球的地缘政治影响以外,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更促成了生物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物种大交换事件,这一事件也因此被称之为“哥伦布交换”。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那些我们在欧亚大陆常见的物种,如中国古代认定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畜”中,只有狗进入了美洲原住民的生活,而狗本身也不是在美洲驯化的。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伙伴,狗最起码在14000年前就已经被人类从灰狼中分化出来(随着新考古证据的发现,这一时间点有可能被大大推前),然后被跨越白令海峡的人类带入了美洲。

与玉米一样,狗并不是一个原生物种,而是一个完全由人类从灰狼中驯化而成的新物种。虽然也会有一些野生物种参与了这场物种大交换(比如源自北美,被中国吃货们热捧的小龙虾),但总的来说,被人类驯化的物种才是“哥伦布交换”的主角。


在动物驯化的问题上,美洲原住民们并不如他们在植物驯化上的表现那么突出。如果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到来,美洲原住民驯化的玉米、土豆、可可、南瓜等植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那些旧大陆对新大陆的物种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动物身上。

美洲原住民在动物驯化过程中差强人意的表现,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驯化动物的能力。中美洲原住民所驯化的“火鸡”,以及南美原住民所驯化的“羊驼”,便是他们在驯化动物方面的典型成就。



只不过,这两种动物在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程度,要远逊于那些美洲作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火鸡”更多是一种通常出现在美国感恩节餐桌上的遥远食物;而“羊驼”则只是一种以“草泥马”之名出现在网络上的神兽。

在未曾引入旧大陆驯化动物之前,无论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还是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玛雅、印加等中南美文明区,都因为这块短板的存在,而受到了一定影响。


如果说餐桌上没有“鸡”还可以用“火鸡”来代替;“羊驼”一定程度也可以承担驼兽的职能,以及为人类提供毛纺原料和肉食,那么马的作用则是无可替代的了。


在旧大陆,最早被欧洲游牧者所大规模利用的“马”,成为了他们驰骋草原、掠夺边缘文明的利器。而对于那些成长于边缘农业区的文明来说,“马”同样是衡量他们军事能力的重要指标。



事实上,美洲并非没有过马的存在。今天,在南美还能够找到被命名为“南美土著马”的,那些数百万年前便迁徙到美洲土地上的原始种群的后代(北美的迁入时间为地质时代的上新世,南美的迁入时间为稍晚的“更新世”)。只是在这片大陆迎来人类之后,北美那些野生状态的马便很快消失了,南美土著马也没有被印加人所遇见。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游牧者与骑马者的形象可以说很大程度是重叠的。所谓的“游牧威胁”,说到底是来自于“马”的威胁。你很难想象,一群没有马的游牧者,还能够对那些拥有更多人口、资源的定居者,造成重大威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游牧者通常会与马上民族重叠(虽然在马被驯化之前,已经有游牧经济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马上民族都应该被认定为“游牧民族”。

受影视作品中,美国印第安人纵马驰骋与白人战斗的场景影响,北美原住民部落通常被描述为“游牧者”。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经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前哥伦布时代”,马并不存在于美洲人的生活中。


由于北美腹地被欧洲殖民者侵入的时间较晚,北美原住民开始骑马的时间,很可能要迟至17世纪。不过事实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一如20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赵武灵王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胡服骑射”改革一样,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马匹的印第安人,很快成为了北美大地上最为骁勇的骑马战士。


既然在与白人殖民者产生密切接触之后,印第安人很快便成为了熟练的骑马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最起码出现在美国建国史中的那些土著部落就是游牧者呢?当然不是,因为认定游牧属性的标准,并不在于他们会不会骑马,而在于是否采取游牧的生产方式。以这点来说,无论是在前哥伦布时代,还是在与白人战斗的那些岁月里,北美原住民部落整体上都没有变成过游牧者。

在旧大陆充当被放牧对象的牲畜大体有三类:如果水资源相对丰富,游牧者可以牧牛;如果水草资源不够理想,则可以放牧要求更低一点的山羊、绵羊;实在是异常的干旱的荒漠地带,还有骆驼可以放牧。然而就象我们刚才所罗列的那样,除了能够用来捕猎看家的狗,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完全没有这些物种。因此除了少许学会种植玉米的部族,绝大部分的北美原住民部落都处在最初级的渔猎采集阶段。

前半身长满浓密粗毛的“北美野牛”,是北美原住民的主要狩猎对象。与最初的人类一样,这些野牛也是通过白令海峡上的陆桥抵达美洲的。这些野牛根据栖息的环境不同,被分为“北美森林野牛”与“北美草原野牛”两种。后者分布于半干旱的“美国大草原”及其西侧的干旱高原上;前者则遍布于那些间有草地的温润森林地带。


19世纪之前,北美野牛是北美大陆上最为优势的动物物种。其栖息地遍布今天的美国、加拿大西部,以及墨西哥东北部。及至欧洲殖民者开始关注其数量的19世纪初,北美野牛的数量仍然有7000万头之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美洲文明以北,野牛比之人类部落,更象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一些网络文章认为,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屠杀了上千万的印第安人(最夸张的说法为4000万),并使之数量锐减至二十万。实际考虑到渔猎生产方式的初级性,北美大陆并没有生存那么多原住民,其数量约在100-300万之间。以北美野牛与原住民之间的数量比来看,依靠狩猎而维持生存的经济是可持续的。也正因为有数量充足的野牛可以猎杀,绝大部分北美印第安人在很快学习到骑马技术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从殖民者那里,学习畜牧牲畜的手段。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推进,大量的北美野牛在19世纪被屠杀。及至20世纪初,由于东部自然条件较好的森林地带,被全面开发为耕地,体型较大的“北美森林野牛”在美国完全消失(目前只在加拿大西部的森林地带有少量存在);只有在因为半干旱环境,而残存有天然草场的“美国大草原”,才残留有数十头 “北美草原野牛”。


今天,经常长达一个世纪的保护,北美野牛的种群数量勉强恢复到了1万头(不包括人工饲养的野牛)。其强悍的外表及其强烈的北美地缘属性,使得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签署法令,将之正式定为美国“国兽”。


稀缺性,看起来是野牛成为美国“国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者认为,北美野牛的灭绝是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阴谋。这一阴谋论的逻辑线是,既然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源自于野牛,那么野牛的数量锐减,也必然导致印第安人数量的同比例削减。


然而北美野牛数量的锐减,固然改变了很多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但却并没有对北美原住民的数量造成致命影响。及至野牛几近消失的20世纪初,美国印第安人的数量仍然保持在百万以上。这是因为,随着殖民者和新技术的输入,北美的土地潜力被大大激发。换而言之,即使失去了野牛,印第安人也有很多途径(比如交换)获取新的食物来源。

针对北美野牛的大规模猎杀,更多是因为经济驱动。在殖民时代,毛皮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项目。北美野牛的浓密毛皮,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商品,不仅可以用之来御寒,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耐用的皮革制品。


在这场延绵百年的猎杀活动中,印第安人并非完全无辜。为了从白人手中换取商品,印第安人开始猎杀超过食用数量的野牛。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到的马和火枪技术,则大大提升了捕猎效率。这种打破原始生态平衡的做法,反过来又迫使印第安人进一步淡化自己的原始属性,并向那些白人学习新的生存方式。

对于殖民者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北美野牛资源是否会消失。因为他们拥有从旧大陆来的驯养牛来填补这一空间。既然一片土地适合野牛生存,自然也能够为它们的欧洲远亲提供足够的牧草。当一片土地的北美野牛种群消失之后,这些土地如果不被耕种的话,通常就会被畜养的牛群所覆盖。


由此也造就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美国标签——西部牛仔。



在经济层面上,种植作物、蓄养牲畜,要比捕猎野生动物更为有利可图,也更有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那些希望成为农场主的白人,有没有为了土地的利用而屠杀野牛,最起码也是乐见野牛从被他们圈定的土地上消失的。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中美洲文明之北,的确有一片被误读为“美国大平原”的“美国大草原”存在,但由于没有马和其它可供畜牧的牲畜,并没有所谓“北美游牧民族”存在。


当然,在欧亚大陆,那些原始属性为渔猎的族群,同样有机会对定居者的文明造成冲击(比如清朝的建立者),不过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马背上的。假设一下历史的话,如果早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北美印第安人便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被驯化的马以及学习到相应的骑乘技术,他们的确有机会周期性的,对中美洲文明造成冲击。

没我,能行吗?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并非是坏事,因为可以加速文明向北美扩散。只是鉴于美洲整体的封闭性,即使北美大陆因为马的存在,在前哥伦布时代形成了自己的文明,也没有可能超越旧大陆的技术进步。


一定要说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那就是有可能让西班牙人,更早的引发对北美大陆的兴趣,并像掠夺印加、阿兹特克文明那样,毁灭北美文明。另一个可能的影响,则是如果北美大陆拥有了成熟的文明,原住民的数量将会呈现指数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到底是成为一个移民国家,还是像南美很多国家那样的混血国家,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假定历史,只是为大家拓展一个思路。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我们并不能确定的告诉自己,人类科技树上某一个要素的变化,会否产生我们希望或者推导出的结果。不过地缘研究,应该能够让我们的思路,更加接近历史和未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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