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1930年10月：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地点在绥德县城附近的黑龙古庙里。当时，白明善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奉命先赴天津、北平，后到中共河北省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赵伯平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刚到陕北赴任。

赵伯平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李力果、刘耀三、冯文江、杨璞、苏士杰、刘澜涛、常黎夫、常立德、崔田夫、惠泽仁、张德生、张肇繁、崔玉瑚、霍维德、李文芳、唐洪澄等20多人。杨重远、李杰夫、孔祥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李杰夫宣读了从中共北方局带来的文件，传达了中共中央6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赵伯平宣读和传达了从西安带来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陕北今后发展武装斗争的有关指示。

杨重远、李杰夫、孔祥祯从天津出发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转到正常轨道之上，但因他们一行离开天津时日已久，毫不知晓，仍按照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冒险计划，在会议上要求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陕北总行动委员会，由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的正、副总指挥。

在这次会议上，参会同志主要围绕加强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在陕北和陕宁、陕甘、陕晋交界以及其他各省的军阀军队中，利用一切社会关系，采取秘密手段，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上层、中层、下层军队人物，迅速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实行起义，建立共产党独立的革命武装，并把这些革命武装汇集于陕北，形成大的军事优势，力争首先夺得一个或几个县城，造成一定的军事割据局面，重打红旗，迎接又一个新的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会址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特务发现，绥德驻军朝着黑龙古庙的方向悄悄包抄而来。在庙外山头上放哨的警卫人员一发现，急忙跑到古庙报告。特委书记赵伯平等负责人面临危情，沉着稳定，机智应对，让参加会议的同志化装成当地农民迅速地分散转移，并约定了参会人员新的集中地点。

张德生

在转移中，刘澜涛、张德生到绥德县城躲藏，被大街上涌出的国民党特务人员认出，逮捕关入监狱。中共陕北特委的其他参会同志按照转移之前的约定，先后到义合镇集中，在霍维德家中继续开会。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因被暴露遭到破坏，由绥德迁往榆林，马明方、常学恭、毕维周等先后参加特委机关工作。刘澜涛、张德生被捕后，通过杜斌丞在西安周旋，托即赴绥德上任的县长高望之设法释放。

12月，中共北方局派特派员王芾南专程到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时宣布撤销陕北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原有职权。

不久，中共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直属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为平级关系，并要求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赵伯平与王芾南、常黎夫到中共北方局直接汇报和讨论工作。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虽然在陕北地区的影响不长，中共陕北特委并未实际付诸执行，但是仍使陕北各县党组织遭到一定的破坏，如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的常设机关暴露，被迫转移至榆林；中共陕北特委各委员在国民党特务人员和军警的到处搜捕下，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各特委委员之间一时失去联系，一些农村党组织陷入瘫痪；中共绥德、清涧两县县委组织遭到破坏，暂时被迫停止活动；绥德四师被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绥德驻军姜梅生派兵查封；在神府开展兵运活动的共产党员景仰山、李来宾、刘子安、苏子秀、孙计一、杨岐山等33人，由于暴露了身份，被井岳秀密令抓捕，而又因景仰山被捕后叛变，导致刘世英、苏建勋相继被捕，中共府谷县委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