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芈越不同于姒越
《世本》、《史记》或其注释中，所述芈越是指楚王族的一支，被中原诸侯用来泛称楚国，类似的蔑称还有蛮夷。早期文献说得很清楚：芈姓越，与楚同祖。这跟楚熊渠(?―前877年)封少子为越章王有关，它是西周晚期的事。此后的楚王，都是越章王的后裔。
《史记·越世家》、《吴越春秋》则说越王勾践为姒姓：夏少康封庶子于越，号无余。这与芈姓越不是一回事。今人所说的芈越与姒越，夏代涂山与会稽，永远也不能与古籍、考古相统一。有些砖家把自己绕在里面，以至烧坏了脑子。少康封庶子之越以及东夷，都在夏的疆域内，比如史载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在太康仲康时夺权与杜康造酒传说。按我分析，夏代的姜姓伊耆国在黄河中下游且耆国近太行山，姒越（注意，少康之子与国民不一定同族）应该也在这一带，只是更偏东南一点，这是会稽、诸稽或诸暨地名的起点。西周时期的越人更偏西南一些，已达汉水流域。之后，于越、杨越等分别随吴太伯与楚国一路南迁，有关地名也一路迁移。包括虞夏时期的传说，也随人口传播。
姒姓越在夏代以后的传承很难考证了，司马迁时代没有汲冢书与后来出现的大量考古资料，他写虞夏的人与事，多采用耆老传说。秦末汉初的赵陀也称南越王，没有人说他是夏禹的后裔。司马迁说勾践是夏朝少康后裔，是根据史籍还是采用传说，目前难以定论，只有等待夏王族与越王DNA检测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河姆渡文化与山东丘陵乃至辽河平原的新石器文化都有关联”，良诸文化等也表现出明显的南北融合特点。推测存在两种可能性：（1）百越的大本营在南方，古越人创造了河姆渡、良诸文化；（2）五至七千年前的南北彩陶文化、玉文化的传播，对应同一支或两支北方人口的南下与北上，部分越人在大洪水期间伴随北上。两种推测结果均肯定，第一次大洪水之前，南北文化交流通畅（最可能是水路，包括海路），只是创建南方文明的的主体不同。到底是部分北人南下传播了彩陶、玉文化，还是由东夷人南下传播，目前还难定论。彩陶、玉文化在五到七千年前，已在东西蒙古草原及东南沿海传播开了。http://www.ranhaer.org/forum.php ... &tid=39537#lastpost
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大洪水后，部分类贾湖、大汶口人的大个子南迁，或隔离于东面岛屿（海岱文化？），而一部分小个子南人在第二次大洪水时北上。我在前面说过，前者就是波利尼西亚这类人的前身，在两次大洪水期间掌握了航海技术，此后南下或散布于南太平洋。这样就能解释，越人与他们文化相近却体格差异很大，也能解释纹身、凿齿文化以及射日传说的传播，甚至包括山东焦家遗址墓葬与达尼人剁手指陪葬习俗（部分人后来与非洲人有混血？）。总之，在六千年前的山东河南，人口类型与今天会有区别，也不排除存在近似西方类型。夏代的东夷，明显不同于汉唐时的东夷！
我曾经在某网帖中肯定了谭其骧、佘太山先生，却说沈长云教授只是触摸到边缘了。是因为当代专家绝大部分能力不足，只有沈教授很早就意识到黄帝族异于当今大部分汉人，但沈长云对戎狄概念也是很混乱。
今人大多认为纳西族为古羌人，原居地在青海湟水一带。然而，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民俗学者和士华的研究结论是：“我们纳西族与凉城的渊源有近4000年的历史，凉城是我们纳西族先民曾经居住的地方，纳西族先民董术之战即黑白之战的古战场就在凉城；纳西族神山、神海、神石、神树“东巴四圣”都在凉城县；一直到现在，每一个纳西人去世以后，纳西族东巴都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到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纳西语叫‘邛纳若罗山’的地方，让死者的灵魂与纳西族老祖宗相聚。”
此凉城在内蒙古的阴山东南侧，西汉中期这里仍然存在汉朝与匈奴的拉锯战，它与我寻找夏代涂山地名变迁路线也较近。从时间上看，四千年前的黑白之战发生在夏初。和士华的以上说法似乎可信，一是证实炎黄族的扩张，它对研究黄帝族的兴起，以及厘清老虎山、海岱、龙山文化的关系，说不定是突破点；二是说明纳西族与彝族不同，前者与初夏有接触但主要是对抗，后者与夏人有深度接触却脱离了商周主流。
更值得注意的是：纳西、普米、彝族等，都存在玛雅人的卓尔金历（20×13=260天/年）,而且记时起点在1.5万年前，这与象雄文明也相符！
【附图】“围子”的中国史——先秦城邑七千年大势扫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许宏 教授
请注意下图右上的商都县，这类地名的变迁不会是空穴来风，绝对是千年尺度的传承。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在左下方，河北涿鹿县有西汉以前的黄帝陵。中山国的迁徙路线似乎也能反映河北、陕西两处黄帝陵以及涂山地名的的变迁，比如山西晋中市就有涂水。
下图2右图未包括新发现的石峁遗址，左右两图分别对应5~4千年前两次大洪水前后的情况。第一次大洪水把黄河下游破坏殆尽，仰韶系人口受到重创而向北或西北收缩，龙山文化人口乘机扩张。第二次大洪水后，北方人口与南方北上人口既有融合又有冲突，交叉区域应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上游（包括汉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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