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国民党保密局南京潜伏第二组组长关堃垕
解放后关堃垕一家在南京合影
一、保密局的应变计划
1949年初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在南京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他们虽然还有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的幻想，可是自己已经预感到南京的统治中心难以存在，因而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已暗地里作撤退的准备。
国民党保密局作为一个蒋家王朝的机要机构，也在这时作了撤出南京并在南京部署潜伏特务组织的准备。保密局局本部召开了所谓“应变”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站、处级的负责人员和与撤退部署潜伏有关的机要入员。据我所知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如下:
(一)保密局撤退计划:
1.在广州、福州建立准备据点。所有在南京各部门的档案、要件，派妥人即时运往这两个据点
2.在必要时南京局本部撤出南京，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领导京沪一带的情报活动
3.在台湾组设无线电总台，准备与潜伏大陆的人员组织联系。并在浙江设一分台，以备就近待用
4.所有在南京的特务人员家属，集中到江西玉山县。此举表面上是准备在撒离时统一安排撤退，实际上是为了对所属特务人员加强控制，押作人质。
(二)保密局的潜伏部署：
由布置组(保密局主管组织机构的部门)会同各主管部门，所有特务人员中挑选有潜伏条件的人员,在大陆潜伏下来，作报破坏活动。其选拔条件是：特务身份从未暴露过，与民主党派有人事关系，可以打入解放后的军事部门的或有技之长有社会职业能潜伏下来的。选定之后经过谈话，作潜伏计划。批准以后即进行具体的潜伏部署。以后这些准备潜伏的人，就与一般特务人员断绝往来，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其家属可以不到玉山集中。
二、国民党保密局的大溃败
当李宗仁在南京就任代总统的时候,保密局就作了实质上的搬退。除局本部留2人临时应付局面外，其他所有主要机构与大部人员均撤出南京退到上海，在上海办事处负责下作2线活动。当时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就是原2处处长叶向之。
南京站在1948年底撤出(站长已先期去沪)，由社会组的1个小特务叫王鹏的当假站长,带着社会组的小特务应付局面。南京站撒退时是由南京站第1科科长李光尧带队走的。撒出商京的人员持原组织开的介绍信分别到福州、广州报到，但不是以保密局名义而是用个人行动为名，在玉山县的家属也不再执行原定的统一安排撤计划，而是由个人分别处置。这样一来一般无势无权无钱的小特务人员，在当时交通工具紧张混乱的情况下，无力携带家着逃台，因而有好多人，连本人也没有到福州或广州报到。这就是在解放后仍有许多特务散留在大陆上的原因，其中也可能有由上海派回潜伏的特务混在里面。
至于李宗仁一来保密局就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李家仁在北京当行营主任时，曾计划建立一个为他服务的特务组织。当时保密局北京站站长马汉三与李宗仁关系密切，马汉三接受了李的使命。马的条件是:他在华北保密局有一批关系要李接收。我记得在一次蒋介石召集的保密局各站处长会议上，我听到几个北方的站长在秘密对话中说：“唯马首是瞻”。因为在军统中江浙、湖南藉的人占统治地位，北方人多受排斥，这也是马汉三想依靠李宗仁另立门户的一个原因。可是此事为保密局探悉，毛人凤亲飞北平，枪决了马汉三。这就加深了保密局与李宗仁的矛盾。
三、国民党南京站潜伏组织的破灭
1.潜伏部署：
选拔人员。南京站的潜伏计划，由站长张美扬负责，办具体事务的助手是该站第1科科长李光尧。第一步是选人谈话。按照应变”会议上决定的条件，在南京站所属特务人员中选出人由张、李负责单独秘密谈话，作初步的考核。认为具备条件后，让他们拟具潜伏计划，包括打算利用的社会关系、掩护职业、人员的设置、组织电台的掩护以及可以做到的潜伏任务等，以备进一步审核。事实上南京站所属特务人员，绝大多数特务身份都已在社会上暴露，找来找去找出4个人进行了谈话。
这4个人是:
文化组组长荆有麟(化名李林)
站直属员关蕴文(化名黄正秋）
党政组通讯员张天潮(化名白尚文)
社会组副组长黄泰昌(化名已忘)。
谈话后叫每个人拟具自己的潜伏计划，计划由张、李2人会同局本部布置组审核后,由毛人凤作最后决定。决定结果定下来由荆、我2人分别担任京1、京2潜伏组组长。南京站在这两个组建立以后原建制即行撤销。这两个组由局本部直接领导，为直属组。
具体布置。潜伏的人员除组长人由同本部定任命外，组内设译电员1人、通讯员若干人人员组长自行选找。可以用符合条件的原有特务人员，也可以自行发展，并可先发生利用关系，经济关系，必要时再正式吸收。每组配属电台1部，设报务员1人，译电人，通讯员若干人，由局本部第4处派用。
联系办法。联系上要通过电台进行，随台发组用密码1本，由组长掌握，不让台上知道。电台用密码1本用作电台与总台用，并将规定的总台呼号、波长、联络方法,一并发给台上。电台设置后，先与总台试通备用。事实上保密局撤走前后，只与总台(设在台湾)联系上了，浙江台一直没有叫通。
另外还与组长订了一套电台失去联系后的联络办法，由组长指定联络地点，商定联络暗号、隐语等。同时还发给各组一笔周转金，可用以办掩护商店或其他行业，作为联络点。到1948年底，各组均部置就绪。毛人凤分别与潜伏组组长谈话后，即算该组成立。
2.南京潜伏组的计划破灭
京2组的情况。我当时被任命为保密局潜京2组组长后，得到了农工党地下党的同意(当时我已加入农工民主党地下组织)。认为借此可以进一步侦察保密局潜伏计划，并可拿到一部电台，可以得到他们的电报密码和电讯联系办法(呼号、波长、总台)，必要时还可以利用这个潜伏台，为我方使用。接受下来后，人员的配备照他们规定通讯员可以由组长自行选用。于是我只派了两个农工地下党协助工作由他们出面与保密局人员接触。电台就放在“农工”地下党员杨舜如家里，组部就设在我的住处。电台上的文件、密码在拿到手后，立即交与有关方面，复印后送出。电台经费则用以供“农工党”地下组织动之用。南京解放后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曾用此台与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系过几次，从而侦知他们对在大陆潜伏人员的指示和部署的任务要求等。
在电台报务员的人选上，费了一些周折。因为保密局规定，报务员要由局本部第4处委派，这样就不利于我方掌握电台和得到电台上的有用文件。怎么办？我利用与南京站站长和主办的科长李光尧的关系，设法把用人权争取到自己手里。在此以前我为了探知保密局的有关情况，就与张美扬站长、李光尧科长拉好系。李是山西人，我借着北方大同乡和业务上的接触，与李混得火热，不时给他些小思惠，并且经常到李家中，陪李打牌。李的老婆极爱打麻将，就有意输给她钱，得到她的欢欣。这样我一时成了李家吃喝不分的常客，在烟榻旁、酒菜桌上，无话不谈，从而得到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同时又答应李，京2组能多发一些经费，会拿一部分给李用。至于那个张站长，他本是从上海站副站长升调来的，有些文人气，就借着他才来不久又都是文人这一相同之处拉好了关系。还给他私人弄了一个南京的普通居民身份证，以备万ー。这个证件的号码、姓名都及时报告了组织。由于我们有着这种关系，我就借口潜伏台报务员如不是自已能使用的人，会有种种不便，要求张、李向局本部交涉。果然张就向第4处提出，如报务员由第4处委派，潜伏组长便不负责电台与人的掩护，第4处只好同意报务员由组长找人任用。这样潜伏2组自成立日就在我方掌握之中。
3、京1组的侦破过程:
对京1组的侦破是由于几次偶然的机会为侦破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次是在南京站找人谈话时，站长约我到站部去，我先到李光尧的办公室，请他告诉站长我来了。李到站长室时，我就坐在李的办公桌后椅子上，发现李没有锁抽屉，我们本是烟酒不分的朋友，我想抽支烟，可是忘了带，就拉开抽屉找纸烟。拉开看里边有4份潜伏计划，除我的1份外还有3份，分别署名为张天潮、李林、黄泰昌。当时我没有时间看内容，因为李很快会来，加之办公室还有別人。就装做不介意的样子将抽屉关上。
李回来后我就问他:“別人的计划来了吗?”李说：“都来了，我正看着呢!”这样,我就知道准备伏的是4个台。
于是我开始对张、李、黄3个人注意调查了解。张天潮是我在党政组认识的，他很信服我，在他作潜伏计划时，还找我给出过主意。可是我确知他的家着是到玉山去了，并且是玉山县撤下来又回到南京的。还曾因为人口多，经济困难找我借过钱(张妻子来的)。这样就可以把张排除在潜伏之外。因为我们的关系，如果张要是潜伏下来是不会不找我的。黄某呢，他是社会组副组长。我从社会组的小特务口中，探知黄的家属都到玉山去了，这也减少了黄某潜伏的可能性。利下一个李林，他的家眷没有到玉山去。这是从他们文化组唯一的交通楼某处得知的，因为我早就注意到这个南京站的神秘人物了。
李林到底是谁呢？这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知的。蒋介石在一次召见保密局处站长、时，在保密局所属的特务中，选了10名“优秀人员”一同召见。我知道南京站有3个人参加。一个是在“下关血案”中打马叙伦的带头人，下关组组长刘某。一个是李林，还有一个就是我。
在蒋介石召见时，人们排队站在当时的总统府小礼堂，“优秀人员”都排在最前列。蒋介石站在与我相隔两步远的地方，由毛人风在旁侍立，并一一介绍人员姓名。蒋向被召见人员点头示意，也个别地说几句话，可是点到第2名李林时人不在，毛人风向蒋介石小声说:“这人叫荆有麟，因保密没来。”我站在对面，听得清清范楚，由此知道李林就是荆有麟。我知道荆是曾经打入“左联”的。出过一本叫(间谍夫人》的小说,并经常出入苏联大使馆。后来在我答应从京二组的经费中给李光尧一些时，李对我透露了那个组的组长是少将，官阶比我高得多，可以借此多要求补助钱。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口头提升中校。站长张美扬在口头上又流露过，两个组部器就后就交给本部成为直属组。第4处部置电白的机务人员李某，也在口中流露过南京站还有一个组。这些都证实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南京部署了两个潜伏组，而第1组组长就是荆有麟。
下一步就是要弄清京1组是如何部置，隐蔽在什么地方，这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了。一次张站长约我在下班后，到南京站站部去谈话,我到站内时,一般办事人员已经不在办公室了。警卫人员见我到了,只说了一句“站长在等你呢!"就走开了。于是我走向站长室，还没来得及扣门，就听到张在房内打电话。门虽掩着门上边的风窗却开着，可以听到张在里边打电话的声音。只听他电话中说“……啊,报务员呢?…跟剧团老板住在一起?台呢?……放在箱中?……”电话挂上后，我又等了一会才敲门。还有一次，在张离开南京前两天。他说要看一下潜伏组的组部、掩护商店和台设置的地方等情况。我就和第4处报务处的一个人陪了他，张在车上夸耀地对第4处那个人说:“我们这两个组全是大学教授。”这又一次证明了南京有两个潜伏组，京1组组长是荆有麟。因为我知道南京站的特务中，只有我和荆当过大学教授。张看完我这个组以后,叫把车开到夫子庙去看看。到了子庙,把车停在街头,我们3个人就在街上逛,走到六华春斜对面的一个小剧场“民众剧场”,张要进去。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他这时绝没有闲情逸致来看戏,即使看戏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看。进了剧场门后,剧团老板等人迎上来,非常恭敬地把我让到最好的位子上坐下来看戏。张与那个老板到后台去了,很久才出来对我们说:“没什么看头,走吧!”我们就出来了。从他在电话中说的和这次看戏的情况,可以断定京1组与这个剧团有关系。后来经过侦察,南京解放后,这个剧团搬到新街口红楼书场去出了。后经我公安部门在这刚团一举抄出了京1组的电台,捕获了所有特务人员。
4、另外两起潜伏的破获
在1948年春，保密局就找到青年党一个叫周济道的小头子，叫周以青年党反对派的名义混进民主阵营，做潜伏破环活动。周济道虽是青年党发起人之一，可是他参加过汪伪组织。虽然以赵毓松、周济道为首的一些青年党人，打着青年党的旗号参加在伪政权，是他们党的头子默许的，青年党头子李璜还到过沦陷区的汉口，与周等联系过。可是周等在抗战胜利后，却受着另外一些人排挤，这事众所周知,所以他们叫周打着反曾等人的口号，加入民主阵营是可能的。与周接头的是保密局2处处长叶向之，一次叶因为我与周同时是汉奸江亢虎的学生并有往来,就叫我通知周在中央饭店见面治谈。见面的房间也是叶叫我给找的。因为我已知道此事,所以,他们见面洽谈时就没有回避我。当时受了保密局的使命,叶也答应了保密局给周的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作)。事后我向“农工党”领导章伯钧先生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济道在解放初期打着青年党的招牌去北京，也就在北京被镇压了。
那个做过潜伏计划的黄某，到上海局后又受上海办事处的派遣，企图返回南京潜伏。他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有些渊源，他先到北平找李济深,拿着李的介绍信返回南京。可是这已被我方有关方面侦悉，他还没有来得及与叶向之派来接王某(原社会组组长)见面，就被捕法办了。
这样就我所知的保密局在南京所布置的潜伏特务组织全部破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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