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既是军力、军心的对抗，也是与战争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对抗。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在与敌人对抗时，尤其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背景条件下，更加注重充分发挥诸如战争性质、作战指导、作战环境、作战资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弥补兵力数量、装备质量上的差距，由此谋求战争的胜利。先发展壮大自己，使之具备各种因素综合利用的优势，而后求胜。这也是《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谋略的应有之意。
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实施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前进根据地这一大胆的战略之举，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马上调集重兵阻挠，使刘邓大军在敌重兵围剿，无后方支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展开了苦斗。但刘邓大军并没有被敌人和困难所压垮，而是从全局着眼，从局部着手，充分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从多方面努力，去改变所处的劣势和不利，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通过战术谋划来弥补；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援来弥补；作战态势上的劣势，通过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来弥补；后勤保障不济的劣势，通过缴获敌人的装备给养来弥补；从而使自己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最后争得了胜利，实现了战略目的。
早在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时，即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就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后，毛主席又致电刘邓，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的困难和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对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战略意义深刻领会，对执行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所面对的困难也有充分的估计。他们认为，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考虑任何问题必须服从这一大局。
邓小平还指出：“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地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可见，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而争夺大别山的斗争一定会经过一个十分艰苦、长期的过程。刘伯承、邓小平从全局上分析了坚持在大别山所存在困难的程度，所以，就在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便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下发到所有部队，明确规定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办法和要求。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斗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可以说，邓小平的指示，充分地估计到了部队初到大别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必须克服困难、站稳脚跟的有利条件。同时对部队作战、开展群众工作、打开工作局面、严守群众纪律等与站稳脚跟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从而，为部队在大别山开展新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创造“先为不可胜”的条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发展基础。
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条件异常艰苦。正如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极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月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
面对上述困难，刘邓大军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具备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关键是要站稳脚跟。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首先从统一干部、部队的思想，明确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树立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抓起。邓小平在分析部队思想形势时认为：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未能适当休整和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所以，一些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仍然认识不够，再加上群众还未发动，政权尚未建立，人生地不熟，筹粮、担架又都要自己来搞，所以，部队中出现了纪律松弛、不愿艰苦斗争，不愿积极打硬仗、苦仗的消极情绪，甚至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所以，根据邓小平提议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会上，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至今，我们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起路来像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讲到此，邓小平有些激动，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更加严肃地说：“现在，有的领导不敢对战士们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要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讲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同志们，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随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邓小平还亲自下到部队去搞教育，在给第二纵队连以上干部作报告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
邓小平的报告，从上到下引起共鸣，提高了认识，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为创造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次，积极建立地方政权，创建稳固的根据地，争取群众支持。帮助建立政权，这是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内容，也是站稳脚跟的基本条件。所以，早在跃进大别山途中，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怎样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并组织召开了进入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的专题研究会议。在会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四个工作区，并成立了工作委员会。进入大别山后，又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一千八百五十多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土顽和地方民团，建立政权。
作为中共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还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邓小平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由于邓小平主张迅速建立了地方政权，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加强部队纪律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等一系列决策的正确，使初到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很快摆脱了困境，打开了局面，使根据地不断得到扩大，政权不断得到巩固，部队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具备了“先为不可胜”的条件，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由于刘邓大军在中原大别山的迅速崛起，使蒋介石不得不把战场的重心由陕北和山东设置于中原，实行“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方针。欲倾合力与解放军争夺大别山这一危及国民党政权巩固与否的战略要地。蒋介石在国民党“国务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刘匪现已据有大别山区，如今冬以前不予歼灭，容其生根，则湘鄂皖赣心脏地区以及大江南北，备受威胁，实为心腹大患。”为此，蒋介石不仅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五省军政大权，同时，从山东、陇海线和豫西还调来了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九师、第十一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加上原大别山地区的整编第七师、第十师、第四十师、第四十八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六师、第五十八师、第八十五师、第八十八师等十五个整编师，共三十三个旅的兵力，计划从11月底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进攻。
蒋介石认为，通过这次“总力战”，肯定会肃清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以消除他的“心腹大患”。然而，在“先为不可胜”战略指导下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面对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大围剿”，仅以十个旅的悬殊兵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作战。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邓小平与刘伯承研究确定了《敌我作战要领》：“（一）主力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二）以二纵主力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和分区一部适时转移至外线，积极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同时，留一部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和侦破敌情。（四）各部队各分区要深入动员，敌人是垂死挣扎，并不可怕，反对右倾，坚决打敌，在决战时，不怕伤亡，认清只有粉碎敌人的进攻，才有巩固的根据地。”
敌人大举“围剿”后，刘邓大军忽而内线，忽而外线，灵活机动，搞得敌人精疲力竭。邓小平和刘伯承又随时总结出对敌斗争方针策略，即：“（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二）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也好）。（三）虚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地退却。不厌转移，加强开展情报通讯，确实掌握情况，争取出敌不意，抓空开展工作。（四）发扬高度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匪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
在邓小平、刘伯承这一作战方针指导下，部队主动分遣，寻机歼敌，采取多种形式拉敌、疲敌，打击敌人弱点，决不与敌胶着打消耗，不断积小胜成大胜。据此，邓小平、刘伯承又明确规定：“（一）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二）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远离敌主力；（三）不打消耗战；（四）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应取进攻姿态，组织有力的对敌伏击。”比如，当时的六纵，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疲惫敌人，袭击敌人，打了无数次小仗，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大别山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收复了十多座县城，取得了内线作战的重大胜利，而到4个月时，刘邓大军和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战场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五千多人，攻克县城近百座，建立了以大别山为基础的拥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三路大军的南进行动，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多个旅到中原战场。
有利地配合了全国其它各个战场，邓小平曾致电毛主席：“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原因就是刘邓大军已经具有了不可战胜的条件，做到了“先为不可胜”。而蒋介石对大别山实施的重兵“围剿”却以失败而告结束，使蒋介石于1948年1月开始不得不实行“分区防御”，建立起所谓的“中原防御体系”，但这最终也未能如愿以偿地阻止刘邓大军以大别山为“跳板”向中原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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