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德恒
非常值得注意的“禅律之争”
穆宗被拭，继位的辽景宗也是比较接受汉文化的，特别是皇后肖燕燕已经掌权了，从历史上来看，她是不排斥佛教的。历史上所说的辽圣宗办了什么事，前期的都是肖燕燕直接或幕后操纵的。
而真正提倡佛教也改变了云居寺历史的人，就是辽圣宗。
这个时期，南北和好，互通有无。但是，在文化上，尤其是在佛教方面处于竞争状态。无论是云居寺地宫所藏的经版，还是白带山洞中所藏的辽代刻经，都是从辽圣宗时代开始勘刻的。这种刊刻，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没有一则最大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的任何篇章。
这要从石经上所藏的一桩秘密说起。
1991年，北京考古协会会长齐心、北京史研究会会长王玲两人合作了一篇《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刊载于《北京文物与考古》一书中，（199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提出一个问题，“律宗在佛教史上影响并不甚大，它在燕京为什么得到特殊地发展？”
那时，笔者还一点线索没有。确实不知道为何律宗为什么在辽代得到了特殊的发展，能够统计出来的律宗寺院就有三十多个。著名的戒台寺就是其中的代表。
1992年，笔者到云居寺研读原石经文和原拓石经。发现，辽代镌刻的石经中，中型石版是把唐代刻经磨掉后重刻的。
例如，辽清宁九年（1063）刻《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让、国、有’帙三卷。
解释一下，“让、国、有”是按《千字文》顺序的排号，如同我们现在的1、2、3，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在读拓片时，发现这部经卷是从十八至卷三十，共计二十七石，27块碑。
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在18卷之前，经碑很齐整，尺寸大小一致。而从18卷开始，所用的经版与前17卷不同了，大小参差，长短不一。
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时期凿刻的。
特别是第七洞中的194（这是五十年代发掘出来后的编号）、196、197、198、204、211、213、243、261、269这十块经版，明显和前十七卷的尺码不同。
这还不算奇怪。真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碑刻的正面刻有《大方等大集经》和辽代纪年以外，碑刻的上部，还有唐朝的花纹图案和年代题记。
直觉就是，辽代的刻经人把原来唐朝刻的经文磨掉了，重新刻的经文。而且在唐朝的花纹图案上包括那些纪年，也有打磨的痕迹。
这在第七洞中最为明显。第八洞中也有。如第八洞中的第817号经版上，刻有 “开成八日记……赵洛清大和九年至开成四年送经条山院王全政记”，开成和大和都是唐代的年号。
也就是原来是唐朝人赵洛清出资刻制的。后来由辽代人磨掉了原经文，刻上了《大般若菠萝蜜多经》卷五百三十三。
第八洞的580号也是《大般若菠萝蜜多经》接续下来的卷五百五十一。就在这块碑刻的侧面提有“亲事兵马使黄法敏于大中十年四月八日巡视至华严堂故记”的唐代年号的题记。
看来，当时磨掉表面经文的时候，没有把碑侧的题记和纪年磨掉。
云居寺的石经中，唐太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三十余年间所刻石经多在碑额下端刻有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线雕图案，碑额多刻大字的题铭。这些图案在辽刻经版中因未全部磨平还能看得很清楚。
辽代刻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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