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其对抗性而言，类似博弈。在博弈中，只有立足全局，审时度势，把对抗双方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加以全面考虑，才能谋深计远，使得满盘皆活，赢得最后胜利。指导战争也是如此，关键是关照好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始终把自己的注意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主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寤言·迁都建藩议》中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是告诫人们，必须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来谋划战争。中外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兵家名将无一不是“谋全局”、“谋万世”的高手。黄克诚用兵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从全局高度谋划对策，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才会产生局部的、具体的、有声有色的谋略。
料敌察机，审时度势，是军事指挥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核心是要求军事指挥员具有战略家的头脑，政治家的卓识，军事家的修养，要具有从宏观上驾驭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能力。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重要的是随时洞察战争形势的变化，察形于未显，料势于未萌，这样才能驾驭战争，夺取胜利。黄克诚堪称这方面的楷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全国人民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长期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欣喜若狂，沉浸在庆祝胜利的欢乐气氛中。在抗日战争期间，黄克诚统率新四军三师转战苏北，历经5600多次大小战斗，歼敌10余万人，三师也由不足2万人发展到7万余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时局的关注和对全国战争形势的思考，他从纷繁的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努力寻找正确的答案。他认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假意同我们“和谈”，国内形势呈现出“和战不定”的状态。而我们党所领导的地区还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没有联成大片的战略根据地。因此，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不可避免，我党必须不失时机地创建新的战略根据地，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1945年9月14日，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说：“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在军事上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私交通要道，并以必要的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军向其背后挺进。估计顽军到达指定之城市交通要道之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下构筑铁路封锁线，甚至纵深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而我军当时的情况是：“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且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恨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恨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在认真分析敌情变化、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建议我军不能走希腊路线，也不能拖延时间，长期谈判，只能在政治上谈判的同时，军事上集中主力准备决战。为此，东北应派部队至少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以晋、绥、察三地为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华中应调3万到6万部队去山东；其它各地区则应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的胜利。9月19日，中央即发出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对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黄克诚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勤于动脑，善于思考。早年，黄克诚就读于湖南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第三师范学校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自五四运动以来，它就成为湘南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1922年4月，毛主席曾在这里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社会问题、中国农民运动等著名讲演，并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黄克诚在这里接受了党的早期教育，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马列的经典著作，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形势，探索国家、民族、阶级等政治问题，从而养成了独立思考，洞察形势变化的良好习惯。
1945年9月底，奉党中央命令，黄克诚率领三师主导部队3. 5万余人，告别并肩战斗的苏北人民，进军东北。部队到达东北后，人地生疏，无根据地作依托，无冬季被装，供应极为困难。大部分农村和中小城市被土匪占据着。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冷静地分析了东北敌我态势，多次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建议，暂时避免与敌人争夺大城市，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创建根据地上，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对黄克诚这一建议和对东北局势的透彻分析，毛主席在12月28日那封为中共中央起草地给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恨据地》的指示中给予了肯定，并作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黄克诚的建议，对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照全局，掌握关节，就是指在照顾战争全局的同时，还“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掌握关节，这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在战争指导上的运用，不仅是战略指挥员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战役战术指挥员要解决的问题。战役战术指挥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全局的东西，在自己指挥的范围内关照好全局。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谋有依据，计出长远。否则，就会鼠目寸光，往往惑于眼前，失于长远，难以发挥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黄克诚用兵最善于在全局的统一指导下，巧妙运筹，掌握关节，体现了其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
1945年9月，为了贯彻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黄克诚率部北进。他认为，能否落实中央的方针，关键是北进的部队能否先敌到达东北。东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决不会坐视不理，肯定也要伸过手来。因此，谁早一夭到达东北，谁就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但是，在部队昼夜兼程挺进东北的途中，一个问题却在黄克诚的脑海中翻腾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师进入山东后，要停留一个时期。部队在山东要不要停留，从局部看，三师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有利于山东地区的巩固；但从全局看，兵贵神速，如在山东滞留，很可能被蒋军捷足先登，我军将会在全局上先输一着。黄克诚考虑再三，还是应该尽快北进。但华中局和军部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于是他决定直接请示中央，因为中央最了解全局的情况。10月4日，他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久留，稍作休整后应立即北进。事隔一天，中央军委就复电三师：“为了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克诚率部冒雨行军，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两个多月，途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黄克诚经常教育干部、共产党员必须懂得局部服从全局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黄克诚不论位处全局，还是位处局部，他都一贯把共产主义事业的全局，党和国家的全局，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全局，摆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首位，从无私利、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为了全局利益，他常常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成为党和军队干部的一代风范。
1940年夏天，他奉命率领部队离开冀鲁豫地区南下增援新四军。当时任务十分艰巨，所带部队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当他得知地区领导感到主力不足时，立即从自己所率部队中抽调1个主力团留下。在豫皖苏奉命东进时，他又留下1个主力旅带2个团作骨干。到苏北后，当兄弟部队在作战中受到损失时，他又主动提议以1个健全的旅和兄弟部队1个受损失的旅相互对调建制。他就是这样全局在胸，下“活”一盘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黄克诚长期处于局部的指挥位置。然而，他总是自觉地从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决议，并善于按照变化着的敌情我情，灵活运用，机断行事。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首先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用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取代了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在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对攻打赣州的决定进行了抵制，他坚信毛主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作战思想的正确性，积极建议放弃攻打赣州的企图。赣州战役开始后，他发现战场地形条件对我军十分不利。赣州城三面环水，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的确是易守难攻；加上守城敌军兵力强大，红军又缺乏攻克城寨的装备，如果久攻不克，我军必然陷入师劳兵疲的被动地位。因此，在攻城连连受挫的情况下，黄克诚依据战场形势曾先后3次建议撤围，均未获批准。由于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大；加之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由北向南驰援赣州。对我军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使我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和境地。在这种形势下，如果部队继续滞留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黄克诚在积极向上级报告的同时，依据战场形，势采取机断措施，下令部队立即撤退突围，使一部分部队免遭损失。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了巨大伤亡，红三军区损失3000人以上。赣州之役的实践证明，旷日持久的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而黄克诚依据战场情况所采取的机断处置是非常恰当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机断指挥，把“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带给红军的损失减到了最低限度。
1934年9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背弃了毛主席的正确的军事方针和原则，完全彻底按照他们那一套错误的方针和原则行事，因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家当消耗殆尽，被迫转移，在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之后，经郴县、桂阳、嘉禾、宁远、道县，过永安关，进至广西界首。此时，敌人已发现我军西进企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阻我西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强渡湘江是我军的唯一生路。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于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了保障后续部队渡江，黄克诚奉命担负防守界首之湘江南、北岸的任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12月1日，黄克诚率部经过激烈战斗，顺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但是，黄克诚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当时的情况是，红军主力已全部过江，阻击任务已圆满完成；桂、浙两省的敌军继续分路向我猛攻，情况相当危险。如果单纯等待撤退的命令，将招致全军覆没。于是黄克诚说服师长张宗逊，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作出决定，下令部队撤退，并对师长张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退，去追赶主力，这里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事后证明黄克诚的这一机断处置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使第四师避免了被敌歼灭的惨重后果，而且充分体现了黄克诚为了革命的利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高尚品质。
知彼知己，机断行事，说来容易，实行颇难。黄克诚的用兵实践告诉我们，实行战场上的机断指挥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要具有较强的战略意识。尤其是战役、战术指挥员，必须立足全局，了解上级的意图，明确自身的任务以及完成自身任务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避免机断指挥的盲目性。
二要具有洞察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能力。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构成战争系统的各种要素处于不停地运动之中，战场的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因此，战役战术指挥员只局限于对战前静态情况的掌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随时洞察战场形势的变化，科学预测战争形势的发展，这样才能使机断指挥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三要具有“进不求名，退不进罪”的品质。机断指挥是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完全由局部指挥员依据战场情况的剧变而采取的果断处置。这就要求战场指挥员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这是实行机断指挥必备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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