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领导机关，并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年底，各项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决定于翌年2月24日(元宵节)发动。不幸消息泄露，广州地方官吏加强了戒备，并将各标、营所有弹药运进城内军械局贮存。赵声、倪映典见清军已有准备，遂赴香港与同盟会南方支部商讨对策，准备改期起义。1910年2月9日，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两广总督袁树勋派兵镇压，新军群情激愤，要求立即起义。是时，倪映典还在香港，鉴于起义难以抑制，他建议提前发难。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商定将起义日期改为2月15日。但倪映典赶回广州时，发现士兵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不得不改变已商定的日期，即时当机立断，枪杀炮兵第一营管带齐汝汉，带领士兵“夺枪出营”，宣布起义，倪映典被推为司令，集义军约三千人，分三路进攻广州城，并占据东旺寺、茶亭等处。清军出城镇压，与起义军相遇于牛王庙，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水师提督李准又命水陆缉捕处帮统李景廉指使巡防营军官唐维炯、童常标，以曾加入同盟会又系同乡的关系，出面约倪映典诡称洽商起义问题。倪误中奸计，遭到杀害。起义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深夜，因弹尽粮绝，无力继续作战，乃向石牌、东圃、白云山一带败走。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反清斗争的高峰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意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⑩一部分革命党人丧失了信心，连黄兴也准备去从事暗杀活动。但孙中山并不灰心，11月13日，他由美洲抵达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勉励他们不要因失败而气馁，应当振作起来，继续坚持斗争。他说：“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11)并且鼓励大家“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孙中山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使大部分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会议商定了在广州继续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由孙中山负责在海外筹款接济，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五百名革命党人作为“选锋”。计划在占领广州后，黄兴率一军出湖南以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以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乘此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会议结束后，黄兴、赵声等先后返回香港，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成立了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决定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此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机关。他们还吸取了以往一处机关遭受破坏即牵累全局的沉痛教训，决定各秘密机关相互保密，直接与统筹部负责人单线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的发动工作逐渐成熟。
1911年4月8日，黄兴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制定了起义的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于4月13日正式起义。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在广州谘议局门前击毙清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牺牲。这一事件使清军和地方当局加强了防范，加之革命党人的饷械尚未及时运到，起义被迫延期。旋即又获知广州的部分新军将于5月初退伍的消息，认为起义不宜再延。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由于清军搜捕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严峻的形势使黄兴在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及周密的情况下，临时决定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来的十路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南大门。但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义前率众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都没能发动，结果只剩下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百余人勇猛地扑向两广总督衙门。“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清军“退守两庑及大堂，或凭于栏，或倚于柱，以狙击我。我军则挺胸昂首，向中道疾驰”。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焚烧督署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发生激烈的遭遇战，革命志士多人牺牲。黄兴伤右手，断两指，坚持指挥，“且战且前”，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事后，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此役牺牲的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后来又称此役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斗争的高峰，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孙中山在总结这次起义的意义时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2)黄花岗起义大大加速了全国革命的步伐，“由是而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 '曷表偕亡’之态，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三月廿九之役为先声。故从革命总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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