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活动，宋教仁显得书生气十足，认为至少在国会正式召开前，袁世凯还不敢贸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 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⑩。当有人劝他警惕袁世凯下毒手时，他也不肯相信，认为“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11)
然而，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宋遇刺后自知伤重难愈，乃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望其“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2)。翌日晨，临终前的宋教仁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这说明他至死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本质，没有懂得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其悲剧性所在，是因为他既要与袁世凯争政权，却不敢动用、甚至不敢去认真思索动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是把胜利的希望单纯地寄托于合法的议会运动上，而不顾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实施议会政治的条件，试图照搬照抄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且把民主、共和这些纸面上徒有其表的东西当成了现实的存在，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然后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决定了除悲剧之外，又焉有其他。
宋教仁被暗杀以后，袁世凯曾假惺惺地表示：“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还怒斥曰：“何物狂徒，施此毒手!”(13)3月22日，他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穷究的结果，不仅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同谋应夔丞，而且查获了应犯与国务院机要秘书洪祖述、内阁总理赵秉钧之间往来的大量密电和函件。这些密电、函件完全证实，刺杀宋教仁的“主名”正是下令“穷究主名”的袁世凯。
“宋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促使广大革命党人开始从政党政治的幻梦中惊醒过来，重新走上讨袁的革命道路。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回国，3月26日抵达上海，并于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的指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事已至此，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14)而且在袁手握大权的情况下，“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15)但黄兴等认为革命力量薄弱，尚不足以与袁决战，故此主张按法律程序倒袁，即如其所说：“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16)或者“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17)。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客观地说，孙中山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否坚持和继承革命道统，也是对民元国民党这个非袁多阶级政治联盟有无存在价值的考验，如果连这一点门面也不装饰，那么国民党也就进步党化了。无奈孙中山缺乏动员群众的真正现代革命手段，面对的却是一个将要进步党化的国民党。是时，这个国民党正处在一个“三化”的过程之中，即原革命党中持有实力的人物当权派化，以保存既得利益为矢;面对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以议员为代表的政治人物软化;原革命党和新加盟的旧官僚及原立宪派的政治人物向拥袁的立场转化。这“三化”的过程，也就是多阶级联盟的分离与本阶级意识和力量转化的分化过程。事既如此，孙中山的武力解决便又是一次冒险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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