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独立与独立宣言
英国从1763年起开始加强了对于殖民地的压榨政策，这就激起了北美殖民地广大居民的反英运动。针对殖民地人民的反英运动，英国又采取一系列高压手段，这就推动北美人民的反英运动进一步高涨。为了领导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1774年9月在北美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但是第一届大陆会议只是通过了和英国“三断”的决议案：和英国断绝一切输入、输出和消费关系。大陆会议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迫使英国让步，取消过去十几年来的一系列反动措施。
1775年4月中旬，英国殖民军队与殖民地人民在列克星敦发生武装冲突，这个武装冲突标志了殖民地人民反英的武装斗争的开始。为了应付反英武装斗争所造成的新局面，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了。一个月后，大陆会议宣布成立大陆军队，以华盛顿为总司令。于是，大陆会议领导了反英战争。但是，大陆会议的目的，不过是用战争手段迫使英国让步，使其取消过去十余年来压迫北美殖民地的政策，而并不想宣布独立。这在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后不久发表的一个宣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有言：“我们并不是怀抱脱离大不列颠的野心勃勃的目的而成立军队的。……当侵略者停止行动时，我们将放下(武器)。……怀着对宇宙的最高的和公正的主宰者的慈悲心肠的谦卑的信念，我们……祈求他用他那神圣的仁慈在这场大冲突中保佑我们，并且使我们的对手以合理的条件和解，从而使帝国避免内战的灾难。”[1]只有到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才终于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并且在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
美国之宣布独立，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总的来讲，正如阿普特克所指出的，美国独立的种籽，早在北美殖民地开创时期就播下了[2]。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殖民地为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使其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榨取的对象。有压迫，自然就有反抗，自然就有争取解放的斗争，自然要求独立。
但是，具体到1775年5月到1776年7月，为什么大陆会议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从争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由权利的斗争过渡到宣布独立，这个剧烈的转变是什么促成的?
一、1776年之前大多数北美人仍希望对英和解
随着反英斗争的激化，在北美形成了两大阵营：站在英国统治阶级一边的称为托利党人，或效忠派，这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的叫做辉格党人，或爱国分子。
但是在辉格党内部又形成两派：温和派和急进派。温和派又称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狄金逊。急进派代表人物有萨姆·亚当士、帕特里克·亨利及加得斯登等人。
温和派虽然反对英国殖民地的高压政策，争取北美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主张继续向英王效忠，希望北美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不愿脱离英国而独立;他们虽然赞成与英国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总忘不掉和英国和解的可能性，只要英国放弃武装镇压，仍希望与英国握手言欢，复归于好。急进派更为坚决，他们主张把武装斗争一直进行到胜利时为止，并且以争取独立作为战争的目标，对英国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如急进派分子萨姆·亚当士早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后不久就主张发表一个独立的宣言[1]。在列克星敦武装冲突爆发后，急进派就要求向“英国屠杀者”复仇，要求终止与英国和解的一切想法。有的急进派宣称：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合现在已经解体了，美利坚人民已处在“自然状态”。列克星敦的枪声等于宣布独立[2]。但是，持这种态度的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急进派领袖。
当时北美广大群众对此抱什么态度呢?阿普特克认为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广泛的舆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舆论广泛到什么程度无法弄清，因为独立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谁敢说出来，就要被治罪，以致大家都保持缄默[3]。
据我看来，阿普特克这种说法纯属推测，无事实根据。如果当时广大群众真的有独立的要求的话，总会有史料证明。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足以证明当时广大群众有独立的要求的史料或证据。
真实的情况是，北美广大人民群众也和温和派抱同样态度，他们没有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希望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只要英国让步，取消十年来的压迫政策，给殖民地更多的自由[4]。这是有事实证明的。1770年弗吉尼亚的乔治·梅逊宣称：“在美利坚有理性的人们中间会接受独立(如果它被提出来的话)的甚至连五个人都没有;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存在本身都依靠我们与我们母国之间的联系。”[5]甚至在列克星敦战火点燃起来后，许多美利坚人继续称英国军队为“政府的军队”，同时也有人称殖民地的反英军队为“国王的部队”。有许多人对英王乔治三世有幻想，认为他是个好国王，坏就坏在他的大臣，把罪责推在大臣身上，认为压迫殖民地是大臣的主意[6]。
为什么北美人民就一般来说，没有要求独立的想法呢?这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一百六七十年的殖民地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大多数殖民地的总督由英国国王任命，总督执行英国的殖民政策，并且按照英国的意旨统治殖民地，但是每个殖民地都有议会，议会都是从殖民地居民中选出的。议会在一般情况下是维护殖民地(当然更主要是上层集团)的利益的。在经济上，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显然从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在于榨取北美殖民地，使北美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但是在1763年以前，英国一直埋头于对法战争，无暇也不愿认真实行这个政策，以致北美殖民地经济一般地顺利发展起来，呈现相当的繁荣。这样，在英国统治下，北美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繁荣[7]。虽然在1764年以后，英国开始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及压迫，但是殖民地上大多数人还幻想恢复1763年以前的小康局面。而且，他们还希望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可以得到英国的保护，免得受到法国或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犯。总之，在他们看来，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好处还是很多的。
因为大多数美利坚人幻想和英国和解，所以在这个舆论支配下，独立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成了危险的字眼，很少有人敢说出口来[8]。更少有人公开要求采取这个步骤[9]。1774年约翰·亚当斯说独立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妖怪，以致它会使一个脾气好的人也大发脾气”[10]。又据当时人讲，独立这个字眼被称之为“一棵结可诅咒的禁果之树”，这个大陆上任何一个殖民地如果疯狂得想接近这棵树的话，“那么其他殖民地就会把剑拔出来去砍叛徒”[11]。
托利党人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便是谴责大陆会议的目标是脱离母国而独立。因此，即使急进派也把独立二字视为危险物，而不敢轻易说出口来[12]。
在这个形势下，急进派尽管有独立的想法，也有这样的表示，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采取等待的策略。甚至像萨姆·亚当士这样思想激烈的人，也是如此。诚然如前所述，他在1774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后，曾主张马上宣布北美独立。但是后来他认识到时机不成熟，也开始缄默。他还劝他的朋友们要小心谨慎地“等待瓜熟蒂落时我们再去采摘它”[13]。约翰·亚当斯也抱这个态度，他说：“美利坚是一个庞大的、臃肿的实体，它的进步必须是缓慢的，它好比一支在护航下的庞大的舰队。最快的水手也必须等待最呆笨的、最慢的水手。像一辆六马大车，最快的马必须让它缓慢下来，而最慢的马必须让它加快，为的是所有的马都保持一致步调。”[14]
早在1775年夏，富兰克林已经草拟了《邦联条款》。这是富兰克林为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这个北美新国家制定的宪法。杰斐逊很赞成这部宪法，但是他认为这部宪法包含了独立的意义在内，而赞成独立的人很少，对于独立的要求还远远没有普遍，因而他劝富兰克林暂把它束之高阁，以免危及革命的团结[15]。
总之，急进派一般地都认为在独立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等群众意见在独立问题上趋于一致时宣布独立，比时机未成熟时用强制手段宣布独立要好得多，如果贸然从事，势必引起人民内部的分裂。他们特别等待事态的发展，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群众提高觉悟，会打破他们对于英国的幻想。事实上正是如此，1775—1776年的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了独立的宣布。
二、独立成为北美人民的普遍呼声
如上所述，最初，独立的思想只限于极少数的急进派领袖，但是到1776年上半年，它发展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了。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
在1775年武装斗争开始后，英国政府的凶恶面孔越来越暴露出来。它决心用屠刀把北美反英斗争淹没在血泊里。它把有三万兵力的部队调到北美来[1]。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和他的大臣对于北美大陆会议的请愿也置之不理，并且拒绝接受北美所表示出来的“忠诚”。早在1774年9月，乔治三世在给大臣的信里写道：“事已至此，无可翻悔，殖民地必须要么投降，要么胜利。”1774年10月在给盖治的信里，他又坚决主张宣布：新英格兰“处在叛乱状态”中，并且又添加说：“应该用打击去决定他们是屈从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在国王眼中，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他们，或者完全听任他们自由。”[2]1774年11月英国国会表示完全同意国王的看法，并且在一个上奏中劝国王“采取—切必要的步骤”去“迫使[殖民地]服从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律和权威”。到1775年春以前，国会又制定了新的法律，进一步限制了殖民地贸易，并且禁止新英格兰人在纽芬兰堤岸打鱼——这对于成千家的渔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到1775年8月为止，国王已正式宣布北美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并且声言要绞死殖民地的领袖!1775年12月，国会宣布殖民地处在英国保护之外，禁止与他们进行贸易，并且授权英国海军捕捉及没收海上的北美船只[3]。1775年10月英国海军放火焚烧缅因的法尔摩斯城，1776年1月英国战舰蹂躏弗吉尼亚农村[4]。英国的这些无理行为引起了北美的报复，1776年3月，大陆会议决定装备私掠船，并且发出捕拿令状，以便在海上打击英国船只。
英国的这些行动不但引起北美的报复，而且在推动北美人民倾向独立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英国政府所干的全部蠢事中，没有比使用外国雇佣兵来镇压北美运动的做法更为愚蠢的了。因为这进一步使美利坚人相信立即宣布独立的必要。1776年较早的时候，在殖民地上就传说：英国正在欧洲搜罗雇佣兵，想用他们镇压美利坚人，据说有两万俄国雇佣兵将来到纽约，后来又听说由于叶卡切琳娜女皇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只好转向德意志邦联，寻求人力。这就向北美表明：母国将靠邻人的力量来打自己的儿女。比起英国政府任何其他的行动，使用雇佣兵的企图更能打开美利坚人的眼睛，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及和解的不可能。英国呼吁德意志君主援助的消息，在费城“造成了奇迹”，拥护独立的人大大增加。甚至狄金逊这个温和派首领也动摇了原来的信心，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在独立与奴隶制之间他已看不到其他选择[5]。
这样，在北美广大人民眼中，英国统治集团显然是要用武力手段摧毁北美殖民地的反抗，用军事化的反民主的暴力统治去代替已往的北美殖民地的一定程度的自治[6]。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北美人民对英国的幻想，他们不得不从独立中找出路。
(二)裴因的“常识”对北美舆论的巨大影响
到1776年为止，在北美广大群众的心目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仍有相当的威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过去十年的反英斗争中北美辉格党人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在这十年中，把英国加在北美殖民地上面的一切压迫都归咎于英国内阁，同时却把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捧得很高，把他描写成灵魂纯洁的、心地仁慈的君主。因此英国国王成为北美成千上万人们所尊敬的一个英雄人物。北美人民虽然愤恨英国政府的压迫，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乔治三世身上，希望他能把他的居心残忍的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大臣们已往十余年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因此乔治三世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优美形象，成为人心倾向独立的巨大障碍。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出来扫除这个障碍的便是裴因。
裴因1737年1月29日出生在英国。在他一生的头三十七年中是在英国本土度过的，他是一位贫穷的胸衣工人之子。到十三岁时就当胸衣工人，后来他当上了英国政府的小职员——国产税的收税员。这个期间，正值英国处于剧烈变革当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当产业工人，有的留在乡村当农场工人。但是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都挣扎在饥饿当中。这些现象感动了裴因。据他的记载，他每天都看到“衣衫褴褛的挨饿的、饥饿的孩子们，以及在大街上乞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耳闻目睹的事物，都在裴因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对于本身及同行的处境也很不满，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控诉收税员的待遇菲薄及贫困生活。1772年他又代表收税员向国会议员提出增加薪金的要求。结果政府当局把他当作捣乱分子开除公职。这是1774年的事。这一年10月，他就离开英国赴美。他随身带来了富兰克林的一封介绍信，这是写给他的女婿巴切斯的信。信中推荐裴因是一位聪敏的、值得敬佩的人，希望让他在费城当“一名办事员或学校的助理教师，或者助理测量员”。但是经过巴切斯的介绍，他当上了“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在1775年2月到9月，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要求实现妇女解放的文章，有抨击奴隶制度的文章。在列克星敦战斗发生之后，裴因的文章开始攻击英国的政策。1775年9月16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题曰“自由之树”，其最后一节攻击了英国国王及国会二者，并且号召北美人民团结起来用武力保卫自由[7]。
当时裴因看到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最大弱点就是目的不明确，人民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作战，但不是为独立而战。一般人对英国国王仍有幻想，对大英帝国仍有留恋，而没有使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领导斗争的辉格党人过于谨慎，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向群众说出直率的话，不敢宣布独立。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反英武装斗争的力量，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北美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了鼓励北美人民去与英国作战，为了克服他们的胆怯，他感到有必要把作战的目标告诉他们，就是说向他们指出：北美独立是战争的目标。总之，裴因决定改变北美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从依附[于英国]转到独立，并且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的政府形式”[8]。这就是他写小册子“常识”的思想背景。
“常识”是在1776年1月发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大胆地呼吁宣布独立，并且为此而提出一系列理由：第一个理由，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的战斗已经终止了和解的一切可能。他认为英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她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因而美利坚人此后就不可能“热爱、尊重和忠实地服务于把火和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那个强国了”。他认为英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只能加速英国与美利坚之间的联合的解体，而这种联合是“违背理性及事物的普遍秩序的，是与过去年代的一切范例相冲突的”[9]。第二个理由，便是英国的统治对于北美人民的害处，他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从本身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英国统治如何不利于北美的繁荣发展。第三个理由，便是独立可以给北美带来一系列好处，因为这样做不但给美洲人带来自由，而且也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第四个理由，便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专制暴虐，北美人民继续处在他的统治下只有延长痛苦。他说国王是一个“冷酷的、脾气恶劣的法老”，“大不列颠的王家野兽”，决定消灭北美自由的就是他，这就使得爱好自由的美利坚人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他指出，国王并不是受内阁支配的，内阁实际上是他的傀儡。国王用津贴和官职去收买下院，因而在下院选出一个充当国王傀儡的多数，由这个多数产生的内阁就成了他的手中工具。国王的种种作法，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暴君制国家[10]。
裴因之无情揭露乔治三世，在北美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在北美人民的心目中，乔治三世不再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是一个魔鬼，一个恶棍。他成了罪恶的化身[11]。
裴因不仅摧毁了关于乔治三世的美好形象，而且也破坏了英国君主制的神圣性。他指出英国国王的第一代祖先威廉王就是一个征服者，是“一个率领一支武装匪徒登陆并且对抗当地人的意愿而自立为英国国王的法国私生子，用简明的话来说，是一个来源很下贱、很卑鄙的人——出身确无神圣之可言”[12]。他们之创立王朝，得力于“野蛮的作风及阴险狡诈的品质”[13]。
最后，“常识”又在美利坚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崇高的使命——使北美成为全世界自由的避难所，自由的最后堡垒：
“啊，热爱人类的你们!不仅敢于反对暴政，而且也敢于反对暴君的你们，站起来吧!旧世界的每块地方都遭到压迫的蹂躏。自由在地球上一切地方被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她放逐了。欧洲把她看作是一个陌生人，而英国已经向她下警告，叫她走开。啊!接受这个逃亡者，并且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14]这样裴因不但呼吁北美宣布独立，而且也向北美寄托崇高的期待，希望北美成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
“常识”的问世，立刻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其影响之广泛，从“常识”的销售情况中可以看出。它刚一出版发行，立刻销售一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人口不到三百万的北美殖民地上竟销售十二万册。可以说在1776年春，没有一个美利坚白人成年人没有读过或听过裴因的语言的[15]。
那么，“常识”到底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第一，他摧毁了乔治三世及英国君主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消灭了北美人民对于大英帝国的感情的最后残余，割断了在北美人民心目中残存的对英国的感情纽带。这对于使人们倾向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对急进派起了推动作用，它使得过去不敢公然把“独立”二字说出口的急进派大胆地宣传独立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毫不发抖地说出“独立”二字，并且也不致由此而引起广大美利坚人的惊疑。于是他们便也拿起笔来为独立而宣传。他们在宣传中，把独立后的美国描写成无限光明的国家。在他们的笔下，有无限财富在等待美国人，世界市场都向他们开放。他们说：独立后，就会实现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会使美国人取得“显要地位，并且成为人类羡慕和称赞的对象”。同时宣布独立后，美国人能够越过阿里根尼山向西去自由取得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永世摆脱奴隶制及纳税”。
在宣传中说：美国独立可以使美国摆脱欧洲战争，英国人不再能够“拉我们去追随他们参加一切掠夺性战争，而他们的绝望的环境、心地不正及贪婪总是推动他们参加这些战争的”[16]。这样，急进派在裴因的带动下，积极参加了鼓吹独立的行列。
第三，“常识”对于劳动人民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拥护独立。关于劳动人民支持裴因的主张，有以下材料可资证明：甲，1776年5月4日，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宾夕法尼亚民兵的士兵委员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决议，决议说：“一致决议，'常识’的独立的原则正是我们希望实现的，我们认为一旦可敬的大陆会议出于明智的考虑认为适当就应该马上实现它，因为我们认为，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及在世人眼中把叛徒这个不光彩的绰号抹掉，这样做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唯一办法。”[17]乙，在1776年1月到7月间，裴因在“常识”中发表的主张，几乎每周都有人在报纸上支持他或反对他。其中有许多文章是工人写的，他们和裴因一样希望美国独立。工匠们不但拥护独立，而且还关心独立后的美国政治制度，他们主张对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制度来一个改革。他们在文章中还指出，反对独立的就是殖民地上的富人阶级，因为他们害怕和英国断绝关系会放松他们对北美社会的严格控制。有一个工匠谴责宾夕法尼亚的富人为“小暴君”，他们之反对独立是因为他们梦想建立“数百万英亩的土地租佃制”[18]。
第四，“常识”的发表也影响了大陆会议辩论的内容。过去在大陆会议上的辩论内容完全是围绕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的权利这个问题进行的，现在“独立”则成为辩论的中心[19]。约翰·米勒说得对，他说：“随着1776年1月 '常识’的发表，裴因就打碎了慢慢地冻结了革命的坚冰。”[20]
总之，裴因的“常识”，扭转了北美的舆论，不但广大人民倾心于独立，而且大陆会议也公开讨论独立问题了。
这样，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条件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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