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们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13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们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们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们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名日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一百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列斯特·坦尼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三年多的奴隶劳工，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的会长。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日本曾有多位首相向坦尼道歉，这中间就包括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到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有着这样的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也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可以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治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力。
除此之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决不只有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决不能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所以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还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们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该更名为“生存行军之旅”。
除了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之外，辻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他的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到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的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所以两个月后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之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出最后死亡的确切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的人数在7000到10000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至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沾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它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从事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们。”
麦克阿瑟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的代号也更名为“巴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的电讯。后来当他在新几内亚岛的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们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奋，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
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
“巴丹死亡行军”，位列老酒太平洋战场十大悲惨场景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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