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大夏政权开辟四川新天地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红巾军主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开始采取分路出击，北上西进的作战策略，以图打破元军合围计划。
由于红巾军主力孤军元朝统治腹心地区，使元朝统治者得以从容设防，调集各路元军进行围追堵截，这就给红巾军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到川、峡间购粮。
明玉珍乘四川内部防守的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斗船大集，远近为之骚动。由于元兵军无斗志，早已失去抵抗，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连夜逃往果州（今南充市），左丞哈林秃出战被擒。
重庆父老把明玉珍的军队迎进城内，沿途焚香，夹道欢迎。由于明玉珍的红巾军禁止侵掠，所以城中安堵如故。
当明玉珍从湖北举兵占领重庆之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从重庆逃往果州，其心未死，还在继续纠集力量，准备随时向重庆发动反扑。
不久，东系红巾军余部由陕甘进入四川，在李喜喜的率领下，以“青巾军”为号，于当年九月，从川西北退入四川，乘其不备，沿途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汉州、灌县、雅州、天全、名山等“数十城”，迫使四川行省官员退守嘉定（今乐山）。
明玉珍不仅要应对四川境内外地这两股势力的威胁；还要听命于天完政权的节制，接受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军事首领的指挥。
其后，随着天完红巾政权内部斗争的日趋激烈，据守四川的明玉珍难以置身世外。为了缓解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明玉珍在占领重庆之后，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
在取得击溃青巾军主力，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出兵汉中攻取陕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后，明玉珍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
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地基础上，为了适应雄踞陇蜀的需要，建立政权的时机成熟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初一，明玉珍终于迈开了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定性步骤，定都重庆，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
明玉珍称帝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他曾经效法诸葛亮治蜀之策，向南发展，决定派遣万胜领兵号称三万，分兵三路进攻云南，均遭失败。
明玉珍塑像。
在内政方面，明玉珍的“大夏国”多所作为，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
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与同时代的李喜喜部“青巾军”入蜀，“大肆杀戮”，蜀民普遍“遭青巾之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治绩堪称“小康”，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儒评价说：夏主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
明玉珍开创移民入川新时代
明玉珍称帝前，谋臣刘桢劝说明玉珍称帝曰：“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
明玉珍即位后，为了维系军心，稳固政权，开始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乡有组织地招徕、接纳了一大批移民。
这些举措，开创了有组织迁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代中后期以至元季以来楚人迁川活动达到高潮。
（一）楚籍将士入川
明玉珍入蜀，将一大批楚籍红巾军将士带直接进了四川。
明玉珍起兵之前，招集乡兵，部署乡豪，修栅治城，以图自保时，“有众十余万，众遂推为屯长”。
其屯兵所在之地随州，乃大别山西段余脉，由于受蕲、黄起义的影响，参与其中的的部众和民众，必定多是来自于鄂东的湖广人。
明玉珍起兵后，被徐寿辉授为元帅，仍领所部，并“益兵”给他，“俾镇沔阳”。一直跟随明玉珍进川的大将万胜，乃“德安府黄陂县人”。可能因为这一缘故，以至黄陂“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
徐寿辉画像。
其余在大夏政权中担任要职的部将戴寿、张文斌、向大亨、邹兴、吴友仁、莫仁寿等，推测其原籍也可能是来自鄂中或鄂东，因此跟随其进入四川征战的将士，也大多来自荆楚。
对于麻城人在明玉珍政权中的特殊地位，罗威廉教授有如下判断：“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
（二）邻里乡人入川
明玉珍入蜀，还将一批随军将士的家属以及邻里乡人带进了四川。
明玉珍最初带兵入峡，原本为筹粮计，及至占领重庆后，遂有割据一方的打算，因此，他从家乡带来的子弟兵们，即使当时没有携带家眷，以情度之，就是到了称帝之后，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而把仍留居家乡的家属招进四川。
这样，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感召影响之下，一批随军家属以及邻里乡人也在“往依”的名义下，相继进入四川。
“往依”者，主动归依之谓也。正因为有明夏据蜀在前，所以才有其家属乡邻“往依”其后的事情发生，此乃常理。
有关楚人部众追随明玉珍入川史迹，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只能依靠地方志、族谱资料以补其缺。他们进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业。
（三）招抚楚民入川
在四川地方文献中，不乏明玉珍招抚乡里，楚民应募入川的记述。
光绪仁寿《李氏族谱》载：“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应为重庆），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仁寿焉。”
显然，这七兄弟同时成为明氏军卒的可能性是不太大，其中必然有被招抚的百姓成分。
（四）在川荆楚人口估计
明玉珍据蜀，造就了一个荆楚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土著人口的社会。
明玉珍入据四川之前，四川究竟有多少人口数量？目前学界对于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的估计大致是一致的，即在70-80万人。
明玉珍进入四川时，假设四川土著人口损耗率为50％，据此把明夏政权统治下的四川人口数量估计为40万人应该是合适的。如果把明玉珍入蜀时四川土著人口设定为30-40万人，到明夏政权投降时的人口推测为15万户，以每户5口计，即为75万人。这样，从理论上说，多出来的这30-45万人，应该就是明玉珍从湖广所带来的将士及其携带家属，与随后从荆楚招募而来的移民。
陈友谅塑像。
这样，从荆楚而来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楚民落业四川的方式
（一）驻军屯田
明玉珍即位后，原来属于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参政姜珏来朝，明玉珍“仍令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就役屯种，置仓以赡军用。”
夷陵为川、鄂边境驻兵重地，军队就地设屯，耕种所获，置仓以供军用，其理然之。以此推论，但凡明氏在蜀边驻军之地，如夔关、保宁、通江、播州、永宁、黔南、陕南等要害之地，莫不“就役屯种”。
（二）设庄耕种
为安置部众和乡人，明夏政权特别设立官田，其管理机构就是“官庄”，在官田上进行耕种的即为“庄户”。
重庆档案历史资料也证实，明玉珍称帝后，曾在巴县设置官庄——巴邑官庄，该官庄确为明玉珍安置卫军骆羊奴的垦地之一。
另据《川黔边陈氏族谱》记载，“1351年，罗田人徐寿辉同麻城人邹普胜组织红巾军起义，反对元朝的民族压迫。当时黄州麻城孝感的大部分农民都参加。我陈氏昆季三人，钢字繁先，铜字叶先，铁字茂先已属参加人员。部队实行建立根据地，边生产边作战，继续数年，各地起义部队相互争夺割据并吞。公元1353年，徐寿辉的部件明玉珍在信州（大别山）同徐分割，我陈氏兄弟钢、铜、铁是属明玉珍部队。”
其后，陈氏兄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转战，全川统一后，大军整编安业。陈氏兄弟遂被安置在巴邑官庄。“卫军骆羊奴”的称呼一直沿袭到明朝宣德间，
据道光《綦江县志》卷六记载，在彭鉴任县令任内，该县“永乐间遭兵役，死亡过半，田地荒芜，令申请调拨重庆府卫军骆羊奴等三百八十名承种绝业。”
可见，这一源自明夏巴邑官庄，即使在被明朝接管后，也照样发挥效用，直至永乐年间仍有抽调到綦江县耕种荒地的记录。
（三）插占闲地
在元末蜀中旷地有待开垦的环境中，明玉珍除采取屯田、官庄安置楚民之外，同时还会将一些州县的闲散土地，奖赏有功将士任意插占，或鼓励往依或招徕的乡人，前往闲地较多的地区落业耕种。
四川一些民间族谱记录了这部分楚民入蜀的情形。涪州《王氏族谱》载：
元末吾祖世居湖北随州，乡人明玉珍据蜀，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五人迁蜀，三世公载籍涪州焉。
咸丰《闻氏族谱·序》也说：
明玉珍据蜀，其乡人往依者甚众。先祖闻兴与其姻友周大、赵子华携家入蜀，落业内江县东乡大通里。
内江《尤氏族谱》云：
（明）玉珍本楚北随州人，武健善谋，闻元主崩，明主义师无敌，心甚恐，乃广招乡人以自固，乡人亦多归之。洪武四年平蜀，（明）玉珍子昇降明，明封为侯，乡人始溃，各占州县闲田。
这些落业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统治四川以后，出于避讳的需要，在追述其祖先来历时，往往耻于炫耀明夏年号和背景，故多采用避难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说法。
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县，的确存在着许多自称追随明氏入蜀的楚民。尽管大夏政权被明王朝所取代，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继续在当地耕种，以至如今这些家族仍世代生活在这一地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