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明初以来所推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政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被移徙的人口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
明初被移徙的对象，在前往政府指定区域进行开垦和安置时，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定界限。政府往往依照不同的原籍，将他们安置在各不相同的区域。
麻城孝感入川移民安置在哪里？
吴登启的《招民榜示文》，揭示出一段在全国其他地区广为流行的移窄乡实宽乡的史实——“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这里的“麻城孝感之民”，显然不是自愿迁入的楚籍移民，而应理解作被政府强迫从窄乡移徙到宽乡来进行开垦和安置的对象；他们在迁入四川后，被严格限制在“富、荣二邑”境内安插定居。
“富、荣二邑”地区显然是明政府为这批移民精心规划设计的集中安置区。那么，明初政府之为什么选择此区安置“麻城孝感之民” 呢？
（一）此区地荒民稀，具有安置移民的基本条件
今日富顺。
从区域范围看 ，“富、荣二邑”中的“富”，指的是富顺县（今属四川自贡市）；“荣”指的是荣昌县（今属重庆市）。在今天的地图上，富顺与荣昌之间隔着一个隆昌县，二者并未连成一片，吴登启何以将“富、荣二邑”并在一起呢？
这恰恰正是明初历史实际的反映，现在这个格局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明初，富、荣二县原本彼此邻界，隔在其间的隆昌县，是明代中期才设置的。
隆昌县未置县以前，名隆桥驿，系富顺、泸州、荣昌三州县所辖。隆庆元年（1567年），因“田野寥旷”，不便管理，经四川巡抚谭綸奏请，割三州县绣错地置隆昌县。
今日隆昌。
因此，明初所称之“富、荣二邑”，区域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川南地区的富顺、泸州北部、隆昌以及荣昌在内，而以今富顺、隆昌二县为主。
这一地区由于在元末战争中遭受破坏，人口流失严重，所以到了明初，在裁并州县时，元代的富顺也就改州为县了。富顺立县之初，兵燹之余，百废待举。洪武六年（1373年）锺铉就任知县，“立县之初，万事草创。铉早作夜思，陈立纲纪，自宗庙坛墠，下至市场廛民居，靡不规画周至，邑中政教自铉始。”
（二）此区盐业资源丰富，极具开发潜力和价值
作坊煮盐。
富顺县有着丰富的盐泉资源，“自晋唐及宋，盐井之盛”。宋代曾在县境立富义监，“元明间井泉枯竭。”元末，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绍熙府曾经因为私开盐业，一时引起襄、汉流民在其境聚集，人数达“数千户”之多。
绍熙府所辖之境，处于沱江流域中段两翼之川中丘陵地带，就在本移民安置区域的东北。可见，无论从农业耕作条件还是盐业经济资源来说，此区它都和绍熙府一样，是极富开发价值的。元明之际，一些来自外省的移民家族，往往依靠煮盐为业，并因此致富。
盐井天车。
征发移民迁入此区，不仅有助于填补人口，改善地荒人稀现状，而经济开发的结果，也必然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赋收入。
（三）此区位居战略要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此区界连巴蜀，密迩叙泸，扼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军事价值显著，历来是兵家必守之地。宋人曾经用“南距戎泸，大江环其下；奠梁蜀之东，拟于列藩”的字句来形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特别是鉴于明夏政权建都重庆，以长江上游的泸、叙为后方，在其政权覆灭后，这些地区仍存明氏余部影响的情况下，通过移徙湖广移民于此区，无异于在川西和川东重要城市和腹心地带的外围设置了一座的藩篱。
（四）此区明氏旧部影响犹在，对明朝统治构成潜在威胁
民国《王氏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八月该家族迁入泸州安贤乡大佛坎的背景形势是，“其时，伪夏初平，天下甫定”。明氏政权覆灭后，明夏政权在泸州、叙州一带的影响犹存，依然对明玉珍的谋臣颇存怀念之情。
明玉珍雕塑。
四川民间颇有明昇后裔于大夏亡后，改甘姓逃亡的传说，是否与历史真实相合，有待考察。但将其作为是明氏旧部对于大夏政权的一种怀念应该是合理的。而被称为庆二公的明氏后裔之聚集富顺，则是值得关注的。
在富顺县之外，与之邻境的南溪县，居民祖籍素“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伙”。与富顺接壤的隆昌县，情况也大体类似。
朱元璋对入川的麻城孝感移民如何安置？
明初政府对于迁民抵达目的地后的安置，有一套完整而具体的规定。
首先是“领之有司”。明初移民制度规定：“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根据这一规定，迁民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到，并接受其安置和管辖。
其次是编入户籍。《明史·食货志》云：“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
那么，迁入富、荣二邑的这批“麻城孝感之民”，是否也同中原地区的安置形式一样，即是否也采用“屯”的形式分开编制，而与土著居民相区别呢？
早于这批孝感迁民来到当地定居的其他民户，在迁入与富、荣二邑安置区相邻的内江、江津、荣昌等地后，一般是采取乡-里-甲的组织形式，在当地落户编制的。
我国古代县之下一直实行的是里甲制，宋、元以来四川地区也普遍推行里甲制，即在县下设乡、镇，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设在乡中的小邑，里、甲则是其下带有行政功能的基层组织形式。
明初以来，缘起于原南宋统治区内的“乡都之制”开始传入四川。明代泸州江阳下辖“八乡八里三十四都”。可见在明代四川也是普遍推行了乡都之制的。
湖广自发移民入川活动的兴起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民籍移民又分为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两类。强制移民为政府行为，自愿移民为民间自发行动。
反映移民运动的浮雕。
明初湖广姓氏之所以自发兴起向四川的迁移行动，与以下两个因素不无关系：
首先是受全国移徙潮流的影响。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地区，既然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因此，在这一全国性移民政策导向的影响下，湖广姓氏自愿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地区的潮流必然不可阻挡。
其次是受湖广移民诏令的带动。朱元璋早在平夏之初，即利用地处前沿战略地位的湖广黄州麻城，发出了移湖广填实四川的诏令。
在明初政府的移民行动中，“孝感之民”是作为受首批移徙对象而被强制安置在蜀中制定地区。这一举措无疑会给湖广地区正在兴起的西进移民潮流带来示范效应。
既然孝感之民在政府诏令下，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行动遣往四川安排，那么，与孝感之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麻城百姓，也完全可以效仿这一榜样，通过民间渠道自行进入四川。
这样，一个以麻城孝感乡移民为牵引的湖广实川移民活动（包括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随之也就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无论军籍移民还是民籍移民，无论是强制移民还是自愿移民，均不见于正史记载。因此，有关民间自愿移民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些私家族谱的记载反映出来。
跋山涉水移民入川。
明初湖广实川的自愿移民类型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湖广地区自愿移民活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了明中叶。
第二，“结伴而行”。湖广地区自愿移民的形式，既有“结伴而行”，也有“偶行入川”，表明移民行动并非由政府统一组织行动。
第三，移民群体组合自由。参与上述移民行动的人员，既有相同姓氏，也有亲戚与异姓人士；既有夫妻家庭成员，也有襁负其子、手提细弱，更有昆季兄弟同行者。
第四，迁徙过程中行止不固定。同行人员有因“病足”中途而止，就地落业者
第五，落业安置之地分散。既有同祖安置于同县者，也有同祖安置于异县者。
明初湖广自愿移民群体，带有很大的松散性、随意性、机动性与分散性，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同以军事编制为基本单位的强制性移徙“迁民”的政府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的部分内容编辑整理。如需详细了解，请到书店购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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