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醉酒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钓台题壁》郁达夫
郁达夫，名郁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不论文采还是气质都称的上“名士风流”。他的一生极富传奇与悲剧色彩。
从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走出的那个多愁善感、白衣胜雪的翩翩少年，到东渡日本留学自卑而又孤傲、诗酒狂歌的爱国青年，归国成为“创作社”的台柱、著名作家、教授，再到流亡南洋积极组织抗日救亡的文人领袖。最后，在日本已宣布投降的一个月后，于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的密林中。
创造社时期的郁达夫（居中端坐者）
熟悉郁达夫作品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作品自传性很强，大多作品都是他真实生活状态的写照。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嫖妓这项活动并不陌生，从早年留学日本到归国，再到流亡南洋，在许多自述式的作品中都有嫖妓情节的描写。
留日时期，郁达夫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与酒馆当炉少妇、酒吧侍女、妓女情感纠缠不清，并以此经历为素材写下其成名作《沉沦》。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事后他总会给嫖妓找个自我安慰的理由）这是郁达夫在自传《雪夜》中，记录自己在日本第一次嫖妓后的心理状态，此后便愈发不可收拾。
1921年，郁达夫自日本归国，应安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之邀任英文科主任，教授英文。在此期间，他除了授课、编排讲义外，业余时间大多消磨在烟花柳巷和烟馆酒吧之间，狎妓调娼、喝花酒抽大烟，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被如实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病态的情感，文字充斥着颓废、伤感、凄凉之美。郁达夫手迹
在安庆，他与妓女海棠、碧桃的畸形情感，构成了两篇连续性的小说《茫茫夜》和《秋柳》中的素材。小说中，法政学校教师们组团逛窑子，并借主人公于质夫（郁达夫）的口说：“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约束。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
在小说中，于质夫在选姑娘时，提出了著名的 “三个条件”，即要求陪宿的姑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年龄要大一点的；第二、相貌要丑一点的；第三、从来没人爱过的。据此鸨母便给他介绍一位名叫海棠的姑娘，这位海棠姑娘二十七八岁，身材矮小，“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 简直是丑爆了。一交流，发现海棠不但毫无娇态而且木讷无趣，一点儿都不职业。而郁达夫却对海棠非常满意，每次来只找她，还真就当一段感情来相处，但其实并非他对海棠真有什么感情，自虐、猎奇、怜悯、照顾她生意的成分居多。所以，后来他又与风流娇俏可爱的碧桃打得火热。
民国时期的妓女
对于妓女，郁达夫自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一样，是一种艺术，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应该是把她们的的欺诈特性，以最巧妙的方法，尽其量而发挥出来，才不辱她们的名称。” 1923年郁达夫辞职离开安庆，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在北京与一个叫银弟的妓女长期私混。有一次，他在银弟那里竟然一连住了五个晚上。他与银娣的交往，都被记录在了《街灯》、《寒宵》、《祈愿》等作品中。
在小说《街灯》里，是一位姓钱的朋友，引他到一处名叫“春浓处”的妓院，结识了在此度嫁（“度嫁”指在妓院中实习的雏妓）的银弟。“上春浓处去了四五趟，中间来和我攀谈，我也和她随便说些不相干的废话，有时候或许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银弟”。
银弟只有16岁，身世悲惨，从江南流落到北京为娼。有天晚上，郁达夫和几个朋友喝多了酒，来到春浓处小坐，临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强迫和银弟亲嘴，轮到郁达夫的时候，他对银弟笑了笑，用江南话问“好不好？”银弟微笑着摇摇头，郁达夫便作罢。后来银弟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到廊下，经过一间昏暗的空房，达夫踱进去，拉着银弟的手，又轻轻的问她“好不好？”，银弟很郑重的把嘴举了起来。
对于他和银弟的关系，他在《南行杂记》中写到：“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区别”。“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民国广州陈塘妓女——白玫瑰
不得不说，郁达夫是以作家的观察视角去审视妓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嫖妓确实是他体验社会生活，积累素材的一种良好途径。
郁达夫笔下的妓女或木讷、或活泼、或貌丑、或娇俏、或单纯、或世故，但骨子里都有一颗简单、朴实的心，都是为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的可怜女子。作者与她们的交往，与其说是性交易，倒不如说是寻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种情感慰籍。所以，在郁达夫笔下的嫖妓描写，读者完全感受不到淫荡或者是堕落的感觉。而是，一股哀怨、悲凉之感贯穿始终，并夹杂着国仇家恨。
现在看来，谁要是这样就太“矫情”了，嫖妓与国仇家恨何干！简直是在搞笑。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郁达夫所处的那个年代，你就会深深地理解，他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原因的，绝非无病呻吟。郁达夫手迹——酒醉方能说华语
1913年，16岁正值青春期的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而日本恰恰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尤其相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同时，日本又是当时的东亚第一强国，而郁达夫的祖国却十分孱弱、千疮百孔，正遭受日本及其他列强的瓜分侵略，他虽然成绩优异、才气过人，但他也是日本人口中倍受歧视的“支那人”。由此，造成了情窦初开的郁达夫，在面对异性时那种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要是一般人，也就自卑下去了。但郁达夫偏偏又是才华横溢、极其孤傲之人，所以，日后郁达夫在性观念上就不免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郁达夫在《自传》中如是说。他甚至把嫖妓解释成了一种抗日爱国行为。
每次嫖妓过后，他其实也会自责、懊悔。如于质夫在《茫茫夜》中：“我这一次回国之后，必要把旧时的恶习，改革得干干净净。戒烟戒酒戒女色。”但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戒掉，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但每次过后，等待他的是更加无法排解的，无尽空虚与黑暗。此时郁达夫自我感觉就像在茫茫暗夜中游荡的一具行尸走肉。下面就以《茫茫夜》的结尾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来感受一下郁达夫当时的心境：
在海棠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讲了些无边无际的话，质夫和风世都出来了。一出那条狭巷，就是大街，那时候街上的店铺都已闭门，四围静寂得很，质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ead City”两个字来，他就幽幽的对风世说：“风世！我已经成了一个Living Corpse了。”
走到十字路口，质夫就和风世分了手。他们两个各听见各人的脚步声渐渐儿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暗的夜气吞没下去了。
“阿兰若处真道场，一切如来成正正觉。”
客官，来，进来避雨，今夜的雨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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