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南北碑之比较，就不能不谈到阮元的两篇文章：《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它不但开“碑学”之先导，也为后来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汇碑学之洪流，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也影响至今。虽然两篇文章总体思想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从目前来看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在书法风格史上南北之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决不能做简单的比较。特别是这一二百年来考古的大量发现，使我们有条件看到古人难以想象的那么多的书法资源，使我们客观地认识到南北书风既相隔、相离，也相重、相叠，绝不是像阮元所说的“判若江河”。《瘗鹤铭》和《石门铭》，虽一南一北，但其审美特征有诸多相类之处。
——言恭达《抱云堂艺思录》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进入清代以后，关于古代金石碑版等资料越来越受到时人的重视，碑刻书法也成为书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嘉道之际，阮元将北碑概念引入书学理论研究，著述《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呼吁学书者要对北碑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给予重视和借鉴取法，“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南北书派论》）。在当时的帖学呈现出盛极而衰的形势下，阮氏的崇碑书学论得到了有识之士认可和推广，后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发展，碑学书法风气在晚清书坛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人心。
如何看待阮氏的碑学论？言恭达先生所言“虽然两篇文章总体思想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从目前来看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在书法风格史上南北之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决不能做简单的比较。”此论极为辩证而中肯，于当下的学书者而言，要与“古人为徒”，走入经典，但更要勤于思考，学会选择，懂得放弃。刘熙载在《书概》中品评了大量的碑刻书法，并对北碑南帖进行了比较分析，说：“余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矣。”指出二者“长短互见”，北碑并非尽善尽美，“不可胜学”，要取其长化为己有，可谓善学。刘氏的观点也正是当下书坛所言的“碑帖融合”。
林散之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碑帖融合”之大成者，他用帖学的外在形式，吸收了碑版的用笔方法“以隶写草”，是清代以来碑帖交融的典范，将大草艺术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曾说：“穷到60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林老之言很值得我们玩味三思，感悟学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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