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写了一篇《孟勤国教授，请千万不要参选人大代表》，推送后引起了一些讨论。支持者众，但也不乏反对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对我提出了批评，其中不乏许多学术大咖，我也努力摘出其中能够接受的虚心接受。
一、
首先必须检讨的是，我的文中有一处硬伤，即我把《法学评论》写成了“非核心期刊”，这可是捅了个大篓子。很多人跑来跟我说：“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连《法学评论》都不知道，有没有念过研究生？”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学术渣，但身处法院的大多数年轻人的主要工作是办案子和写材料，而一旦全身心将这两件事情办好了，大抵是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读很多学术论文的。我有眼不识核心，被骂也没有怨言，但总觉得这些人咬住《法学评论》是核心这个问题跟我大费口舌，就好比辩护律师指责公诉书的排版不甚美观一样，是不是弄错了重点？
而且，至少从孟教授这篇论文的水平来看，我真的看不出《法学评论》作为一本核心期刊应有的格调和水准。也正因为此，朋友告诉我其实它是核心期刊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如果是本不入流的杂志也就罢了，居然是核心，那岂不是更丢人？
二、
有人说我这篇文章情绪化比较重，于是我把孟教授的论文原文发给他了。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都可以怨气冲天，我一个毫无名气的个人公众号的吐槽文章为什么不可以带有点情绪？再说了，没有情绪哪来的文章？文字本身就是情绪的产物。而且我自认为言语得当、用词精准，毫无失范之处。
而且，你讨论问题就讨论问题，就事论事，我说的没道理你尽管批评，干嘛对情绪问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这种架势很像无理取闹的女人在吵架失利后往往会拿态度来说事：“你凶我！你居然敢凶我！你不爱我了！”
我还爱你，所以才会费口舌跟你讨论个是非曲直。
三、
我虚心学习，查阅了孟教授的学术成果，发现他还写过很多探讨个案的论文。例如《司法鉴定规则应重在规范法官行为——最高法院（2011）民一终字第41号判决书研读》（《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这一篇，格式和这次自由心证一文都非常一致，不过我没能找到这个案子的裁判文书，所以不确定孟教授是不是案件代理人，如果有心人查到的话，麻烦告知我。
不过早在1996年，孟教授就以相同风格发表过论文《也论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平衡》（《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文章讨论了一起电视节目预告表使用权纠纷案件，结论是法院判决错误，而孟教授正是该案败诉方的一、二审代理人。
所以，可以看出，孟教授的这种风格早已成型并一以贯之。少数律师在博客、微博上煽动舆论给法院施加压力，并自谓之“死磕派律师”，而孟教授是在各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批判法院判决，应当算作是“立论派代理人”，也是自成一派。
四、
著名学者徐昕老师今天下午发表了一篇《教授骂法官，一点也不怪》，文中指出“教授骂法官，当然可以”以及“我代理或辩护过几个案件，有时杀法官的心都有了”，正式摆出了拉偏架的身段。
徐昕老师是我关注多年的一位学者，他发表这样的言论让我感到很失望。好在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表令人失望的言论，想到这里我好受了一些。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我只指出他的两个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徐昕老师说评价孟教授的文章更要关注案件本身，即判决是不是真的错了。我认为这是扯淡。司法案件，就应当交给司法程序去解决，判决是不是错了，当然是由法院来认定，而不是一群没有阅卷和开庭的人在期刊或者网络上写文章争论。所以我才建议孟教授把信访件寄给法院立案庭，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
第二，徐昕老师在文中提醒“希望法官们淡定些，自信些，法官卷入此种事件的对骂，冷嘲热讽，很不合适。”我原本挺淡定的，看到这句话就淡定不起来了。合着你怎么骂法官都可以，骂到核心期刊上都没问题，而法官出来说两句就“很不合适”了？
法院和法官，这些年来被人当做破鼓一样，任谁都想来锤一锤，闷不吭声地承受了这么多年，委屈地要生出心梗来，也没见有人夸法院度量大姿态高，也没见有“寒山问拾得”之类的文字来赞美法院不惧诋毁。姿态低到了尘埃里，也没能开出半朵花儿来。什么原因？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是你该受着的，骂你、消遣你都是应该的，而你反驳两句就“很不合适”。我就奇了怪了，凭什么啊，许你泼脏水还不许我擦？
这种时候，无论官媒还是自媒，发声都没有错。我只是一个员额都入不了的审判辅助人员，在自娱自乐的小公众号里写些小文章，所说的观点也都只代表个人，看见不妥当的行为就想指出来而已，无论这行为是闯红灯、不排队，还是在期刊上发论文为自己代理的案件站台。我对法治共同体向来怀着美好的期待，绝没有徐昕老师口中的“对骂”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我原本以为理越辩越明，结果徐昕老师告诉我，你丫闭嘴，听我们说。
五、
我偏不闭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谁执法谁普法”，说明发声不但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我们的义务了。所以我必须要把问题说清楚。
那么，让我们回到争论的问题本身。孟教授这篇论文发表得合不合适？我再次声明我的观点：非常不合适。个案并非不可讨论，实际上我也看过由个案申而论之的极好的论文。但孟教授这篇显然不是。理由如下：
第一，论文的意义在于学术研究和讨论，而不在于用一面之词来敲定法院判决的错误。这是孟教授用错了工具。学术期刊尤其核心期刊是观点碰撞和学术交流的载体，而不是攻击和抹黑法官的平台，这是孟教授用错了平台。孟教授应该怎么做呢？我尽个普法义务：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对法院判决不满，如果想申诉可以找立案庭，想抗诉可以找检察院，想投诉可以找纪检部门，想发动舆论可以找新浪微博，总之，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恐怕不大合适，既没有搞清楚监督权和学术批评的区别，也把学术研讨的格调拉得太低了。
第二，孟教授这篇论文发表的非常暧昧。他的身份是案件代理人，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此为其一；该论文的责任编辑是孟教授的博士生弟子，是否降低水准要求而刊登该文，此为其二；《法学评论》是武大法学院承办的期刊，是否公器私用，此为其三。总之，各方面都十分暧昧。虽然秦前红主编已经出来声明，刊登这篇论文是“以文取文而非以人取文”，我也愿意相信的确如此，但有个词叫“避嫌”还是提请孟教授和核心期刊《法学评论》日后注意。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都是要回避的，如果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再怎么“就案办案而非看人办案”，也是要受到处理的。公正不是口头说说的公正，而是需要程序保障和体现的。当然，并没有法律规定发表论文要回避，所以暧昧也并不违法，你们不予理会倒也无妨。
第三，退一万步讲，孟教授你真的要发论文、写个案，你好好写也就罢了，辨法析理，能把一个案子写清楚，其价值也不亚于一份优秀裁判文书。但你不能处处把出发点、落脚点都放在法官不公、判决错误上吧？作为一个法学学者，请你具备基本的法治思维，尊重法院生效裁判可以吗？要意识到，你写的这篇论文，可是一篇“著名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会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也会有相当多的法律同行和法学学子去慕名拜读、摘抄、学习、引用的。说不定以后的很多论文、网贴或者信访件上就会大段大段地引用“浙江法院法官们的良心逐渐销褪”、“法官们强词夺理”、“最高法院法官位高胆大”、“法官绞尽脑汁不顾原文曲解借贷协议”等名句，并且在尾注里注释这些都是摘自孟教授发表在《法学评论》上的雄文，想必十分有证明力。
总之，《法学评论》刊登孟教授的这篇论文，实在有违学术伦理。须知一起复杂的民事案件，如果只听取一方的意见，是决难判断是非曲直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定会创造双方对质的机会，而如此一份核心期刊的主编却只看一面之词。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刊登案件一方代理人的文章，最好的方法应当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亮明作者的代理人身份，以免误导读者，二是尽最大可能邀请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就该案同时发表论文，以示刊物的中立。遗憾的是，《法学评论》两者都没有做到。秦前红主编在声明中表示，孟教授在原文中是说明了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的，但刊物在编辑时作了“技术性删除”。那么，既然不是孟教授的本意，而是《法学评论》刊物的“技术性删除”行为给案件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根本没有机会对质和辩论的窘境，给办案法官以片面之词而坐实了“良心消褪”、“强词夺理”、“位高胆大”等污名，可否斗胆请《法学评论》就自己的“技术性删除”行为而给对方当事人和三级法院的办案法官道个歉呢？
六、
我一向认为，法律职业者有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行进在同一条道路上。我一向赞同并期待法律共同体的发展和融合，可以让法治建设有更强大和更一致的力量。我一向尊敬和尊重值得尊敬的学者，理论和实践应当是互相汲取力量的，有如天平两端不可偏废。我一向不反对学者代理案件参与司法实践，但希望不要因为利益而忘记初心背离了共同的方向。
法院和法官，天生处于舆论的弱势地位，在笔墨官司上从来占不到半点便宜，所以往往只好以沉默以对诋毁。久而久之已成习惯，仿佛发声就是原罪。所以，对孟教授的论文，我原本不应该多加置喙。但多年来身在大院，感受到来自各方各面的各种压力，眼看着同行不可言说不足外道的辛苦，不禁委屈在胸，如鲠在喉。昨天和今天写的这两篇文章，就算是我对各种法外途径向法院施加压力行为的一次笔伐，其实本意并非想要针对孟勤国教授。
既然观点已经表达，本次讨论，我也止于这两篇文章。感谢支持者，也欢迎有理有据的批评。言论责任自负，如有得罪之处，能海涵的敬请海涵，不能海涵的想骂就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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