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惆怅

画像中的他三品顶戴，眉浅眼垂尖嘴猴腮，鼻空下边干净而嘴巴两侧留有两撮小胡子，这等怪异的相貌让人们无法相信他就是曾经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他出生于1769年，卒于于1843年。他做外贸生意，曾经以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被誉为世界首富。他的失意和落寞从禁烟运动、鸦片战争开始，这种煎熬与无奈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伍秉鉴死了，可他依然惆怅。这惆怅来自于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伍秉鉴究竟是对外贸易的先驱还是民族败类？

一

伍秉鉴的发家史令人无法想象。17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找到伍秉鉴的父亲，要求其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的白银，并以官员身份开展国际贸易。少年伍秉鉴欣喜若狂，他和父亲自己的生意伙伴直接代理了洋船上的生意以及代替海关向洋船征缴关税。伍秉鉴的旗下汇集了几十家有实力的行商，号称“广州十三行”，他们在特殊政策下做起了自己的合法生意。从这个时候起，少年伍秉鉴素描着自己在之后作为一个世界首富的面孔。
这时候，在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广州港是中国唯一的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港口。
洋船给伍秉鉴他们从大洋彼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因为所有来华外商的货物，以及外商运走中国的货物都得通过这个“广州十三行”，通过伍秉鉴。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担当重任，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自家怡和行的业务，并迅速成长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人物，极具号召力。30年后，他的家产已经达到2600万银元，洋人称他为世界首富。而伍秉鉴和“广东十三行”也不辱使命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当代美国《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千年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就有伍秉鉴。
洋人为什么能够给予伍秉鉴一个世界首富的定论呢？国际贸易中，伍秉鉴一路春风得意，他曾经在长达三十年之内，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两银子。伍秉鉴的名号就是价值就是品牌，国际市场很认他的帐。伍秉鉴和当代的商人思路一样开阔，他涉在美国展开铁路投资、证券交易、保险等业务。同时，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因此，当时的西方商界给予了他莫大的评价和赞誉。
让伍秉鉴名扬四海的，还有一件他与一个美国商人的故事。那个商人来到中国与伍秉鉴合作投资，结果血本无归，欠了伍秉鉴7万两白银。客居中国的美国商人无力归还也无法回到美国。这商人沮丧地找到伍秉鉴，当了解到这一切的时候。伍秉鉴说，我的朋友是忠实的，说完当面撕碎了欠条。而这件事被美国人津津乐道传说了整整半个世纪。

二

1839年，已是70岁高龄的伍秉鉴开始局促不安，寝食难安，心绪难安。这一天，林则徐来了，带着他禁烟销烟的光荣使命。半官半商的伍秉鉴还相当于海关关长，大量鸦片流入中国，伍秉鉴难脱干系。他召集所有“广州十三行”的老板秘密会议，希望各自不要染指鸦片，更不能让洋人在货船上夹带。
据《先锋国家历史》介绍说，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由伍家、“十三行”其他老板担保的洋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这其中，就有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伍秉鉴的干儿子、之后的美国铁路大亨约翰·福布斯。可伍秉鉴自身并没有做鸦片生意。有来自海外的记录为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而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因为，早在1817年，伍秉鉴担保的一辆美国货轮被清军查出鸦片，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是鸦片价值的50倍。”
林则徐查办海关已经决定，禁烟是皇帝的谕旨，因而伍秉鉴更加忧虑重重。而就在这个时候，封闭了广州城内所有烟馆的林则徐召来了伍秉鉴问话。
林则徐通过伍秉鉴向所有来华洋商说话，“洋人把鸦片如再有流入中国者，人即正法。”在林则徐的重压下，半官半商的伍秉鉴东家跑西家走，从洋人手里缴来1037箱鸦片并及时交给林则徐。为此他也得罪了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随后，林则徐采取强硬措施，对一些不听话的外商封锁商馆，采取非常手段实行行之有效的军事管制。
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震惊了全世界。在这轰轰烈烈的销烟运动中，伍秉鉴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日益逼近。因为，他的合作伙伴、英国人颠地正在伦敦极力奔走煽动并发起一场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他太了解颠地了。

三

1840年6月的一天，英国人的战船开到了广州城外的港口，两方面都不讨好的伍秉鉴傻眼了。
一面是自己的国家，一面是自己曾经的贸易伙伴。战争爆发了，一代世界首富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恐惧。
伍秉鉴是个明白人。他内心清楚英国人更加希望能够和中国政府直接通商。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考量他作为世界上最有钱人的垄断贸易还能继续进行多久？实际上，在暴风骤雨来临之前，他早有退休之意，只是清政府不干，因为他一天不死清政府就要利用他一天。
战争临近，伍秉鉴出资10万两白银建设了广东虎门外的工事，这道工事曾让英国军队一度止步不前。此外，他还积极募捐，帮助清军修建堡垒，提供粮饷，慷慨无比。
清军败了，可英国人并没有杀进广州城。清军主将奕山和英国人签定了《广州和约》，表示愿意拿出600万两白银孝敬英国人。而这笔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达到了110万两。
伍秉鉴们出资赎城自是悲哀，但他的义举并没有得到认可与感激。因为大敌来临时，伍秉鉴开始被人们所痛恨，憎恶。民族败类的名分已经背负在了他的头上了，这种称谓在广州城传得已是沸沸扬扬。
之后的《南京条约》又要求中国赔偿英国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白银不到700万两，而这次赔款中，伍秉鉴主动上缴100万两以助国家之急用。
抑郁萧条的广州城内，风烛残年伍秉鉴静静地半躺在椅子上，心灰意冷，他开始无暇顾及自己的海外生意。自己的垄断贸易在英国人的炮火下已经湮灭。
他的内心是寂寥的，他的内心是彷徨的，他的内心是忧患的。一个泱泱大国与世界通商的钥匙把持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有想过太多，他只是一个生意人。晚清的政策、体制造就了伍秉鉴，即便没有伍秉鉴仍然会有一个张秉鉴的出现。一个世界首富的称谓，一个十三行领袖人物的头衔，已经让他承担了太多太多：“国家南库”，40%的关税。是一个王朝将他送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前沿，他竭尽所能来保全自己。他是爱国的，在自己的国家与英国人的对峙中旗帜鲜明。
他是惆怅的，这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惆怅，他究竟是对外贸易的先驱还是民族败类？他是惆怅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贵为世界首富却也不能为国家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先行者的大无奈。再富贵再荣华，他也只是一个商人，他无力挽回一个封建体制下国家必然的衰败与灭亡。反之，正是伍秉鉴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海洋文明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是他让世界知道了一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富庶与色彩斑斓。反之，他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正是他间接或多或少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进程、中国近代史的生成。反之，他个人的光辉魅力被统统湮灭在了那段国人不堪回首的岁月中。
他死了，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刻，在大家对他的褒贬不一声中悲哀的离去，空留一个宏伟奢华的家园，空留一代世界首富的名号在人间。

讲述广东怡和银锭背后的故事

李小萍

历史终归是逝去的故事，但是我们还能从那些钤刻不同铭文的金银锭上去探寻岁月留下的痕迹，寻找那些早已被人们忘却的记忆。这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和收藏古代金银货币魅力所在。

存世仅四枚的广东怡和银锭

 重量为380克左右，形状呈平首束腰弧底的砝码型银锭是清代广东银锭的基本特征。这种砝码锭重旧制十两，成色98%左右，式样统一、铸造规范，其锭面铭文排列很有规律，通常有上面一个戳记，左右各有一个戳记，像一个“门”字形，内容是地名或铸造机构名、纪年月、银匠或银号名，主要用于各类税课的征收，是名副其实的税银。根据史书记载，广东税银有三种，即藩纹、盐纹、关纹。藩纹是各州县铸造的上解税银，是广东银锭中最常见的品种。盐纹是各州县上解的盐税锭。关纹即粤海关银锭，传说是那些开设在澳门粤海关旁的一条银锭街上的银炉铸造的，用于交纳关税。 但是有一种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广东十三行行商铸造银锭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被西方人称为十八世纪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伍秉鉴家族开设的怡和行铸造的十两银锭。这种行商铸造银锭保留广东砝码锭的全部特征，只是锭面上方横戳的铭文变成了“怡和”。该种银锭目前仅发现四枚，其中两枚已经离开了祖国大陆，漂洋过海去了台湾。

怡和银锭一栏表：

编号  上戳记   右戳记   左戳记       出处

01怡和嘉庆八年五月敦和《元宝图录》第800号，第278页

02怡和嘉庆十四年正月太聚台湾刘姓藏家

03怡和道光七年二月义来《元宝收藏与鉴赏》第229页

04怡和道光八年十月大隆《树荫堂藏元宝千种》第236页

 面对这样的珍贵历史遗存，我们不禁要问：怡和行是怎样的商行？为什么要铸造这种银锭？它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

广东十三行的由来

就像对广东怡和银锭陌生那样，今天的人们对广东十三行以及十三行中最具代表性的怡和行也是知之甚少。去年中央电视台发现探索栏目播出了四集电视记录片《帝国商行》，生动再现了“这个被忽视的商人群体，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他们曾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广东十三行昔日的辉煌。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节词》中写尽了十三行的富裕：“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怀着对西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为了振兴东南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下令废除自明朝以来施行了300余年的禁海令，在澳门、泉州、华亭、宁波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以此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落脚点。然而，广州由于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和悠久的海外贸易的历史，很快成为外商首选黄金口岸。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首，这些通商口岸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对外贸易机构，面对源源不断驶进黄埔港的大量外国商船，那些顶戴花翎的官员们束手无策、招架无方，商船常常被滞留在港外不得到及时的贸易。1686年，也就是粤海关成立的第二年。为了适应开关后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宜尔格图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区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该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充当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这是说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是由原来在广东从事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据说当时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被普遍认为的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十三行”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从事对外贸易的牙商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进而演变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换句话说，广东十三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设立的对外贸易组织，充当行商必须报清政府批准，并由其他行商保举。他们的职责是垄断对外贸易，承销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和代购内陆出口货物，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禀帖等。是既有商业的职能，又有政治、外交的职能的特殊商行。在以后的岁月里，洋行的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富足的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

伍秉鉴与怡和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他们大多都是世界各国的豪门望族。名单中有6位中国人的名字，其中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主伍秉鉴的名字赫然在目，他为什么会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该报这样评价：“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其中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要数伍秉鉴家族的怡和行。

怡和行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开设的。伍国莹早年广州潘家同文行的帐房，当时的帐房的权力很大，不仅要做会计，还要参与资产管理和投资贸易等，这使伍国莹积累了大量财富和与外商贸易的经验。1783年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怡和行。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浩官”是商名，为其子孙所沿用。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是一种尊称，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初来的洋人误认为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1801年，在伍国莹死后的第二年，其子伍秉鉴继承父业，掌管怡和行，由于他的精心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1807年怡和行跃居行商第二位，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居总商之首。伍秉鉴在西方商人眼中是一个“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国人曾称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有很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流传，其中一个故事，使他成为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说着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外国商人都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依然愿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精明过人，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正是由于伍氏家族三代人的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中期，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1834年，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人民币50亿）。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也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就连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白银堆满怡和行

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使用白银的国家，早在唐代白银就开始作为轻货用以各项税课，以后各代白银始终是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媒介。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明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外国银元的源源不断的大量涌入，补充了中国的白银存量，各地的自由铸造使银两成为清代国家财政收支的重要媒介和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通货。而且银锭的铸造也趋于规范，形制固定，铭文的格式也按照有关规定戳打，如果是税锭，一般必须在锭面上砸上地名（或机构名）、纪年、银炉或银匠名，缺一不可，主要是便于验收。如果是商用锭，仅须砸上商号名既可。

发现的怡和银锭的铭文排列为怡和（商行名）、时间（年月）、银炉名（敦和、太聚、义来、大隆）。是有别于一般商用锭的格式，是典型的官锭格式。这与十三行特殊的官督商办的性质是相吻合的。那么这种十两银锭是做什么用的呢？

首先，要从清政府大力扶持十三行的目的和十三行的职责上去分析，在十三行建立之初，广东官府就规定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税在外商船只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而粤海关的税收是巨大的，替粤海关征税是十三行一个庞大工作。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回头再看怡和行银锭，它的形制是符合清代政府对税锭铸造要求的，即砸上地名或机构名、纪年、银炉或银匠名，三个要素不可缺一。所以这种银锭在很多情况下是上缴粤海关的关税银锭。

其次，怡和行等十三行要担负清政府的历年上交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据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期间，伍秉鉴的怡和行通过捐输报效的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从1801—1943年，伍家以各种名目捐出共计12项，达160多万两。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记载：“（怡和行）1813年（嘉庆十八年）捐输银五万两。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捐输十六万两。1841年（道光21年），缴纳陪偿英军费百万，其余捐输黄河工费等款，不可胜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保留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842年11月21日）怡和行商伍秉鉴领先向朝廷捐银二十六万两巨资，购置美式战船的奏折。另外，怡和行等十三行商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银两亦由行商赔垫。因此，交纳关税报效捐输、采办洋货贡品、对外贸易、自建家财是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银两支出主要去出，而这些支出除了使用外国银元外，很大部分是用自家商行铸造的银锭。怡和行银锭也是如此。

万金难求一枚

为什么进出银两如此之大的怡和行等十三行商，至今却留下了屈指可数的银锭遗存？那些原本担当怡和行等上缴粤海关关税、报效捐输、采办洋货贡品和主要商贸交易的银锭都去了那里？广州十三行存在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前后，共计156年。怡和行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到鸦片战争以后结束，仅仅120余年，留传下来的怡和行银锭的铸造时间是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是怡和行的鼎盛时期。从存世的四件怡和行银锭本身来看，铸造银炉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银炉——敦和、太聚、义来、大隆等，这显示了当时为怡和行铸造银锭的有多家银炉，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银锭的铸造是大量的。为什么怡和行铸造银锭存世那么少？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被熔化改铸成其他品种的银锭。毫无疑问，那些上缴粤海关关税、报效捐输的银锭都进了朝廷和官府的银库，作为政府的财产。那些用于采办洋货贡品和主要商贸交易银锭依然会在市面上流通。但是，银锭作为称量货币，熔熔铸铸是不可避免的，溶了旧锭，重铸新锭。这使得一部分洋行银锭变成了其他种类的银锭。第二，改铸成银元，清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国银币以其大小划一、重量适中、便于交易等优点得到了历来受银两截割之劳的中国商民的广为欢迎，继而充斥于流通领域，尤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各通商口岸。这些外国银币重量为七钱二分，含银八一九成，实银只有六钱五分左右，在兑换中国的“足色纹银”时，都能兑换到八钱以上。这种不平等银两交易，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财政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正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提出在广东设立钱局，用机器铸钱并制造银币。他一方面请驻清公使刘瑞英与英国伯明罕喜敦造币厂接恰订购全套造币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在广州东门外黄华塘买地８２亩余，参照喜敦厂规模布局兴建新型造币厂。并一次又一次地恳请朝廷准许广东自制银元，终得朝廷“先由粤省行用”的准许。从此，银元成为广东的主要货币，致使很多银锭熔化改铸为银元。第三，由于人们对十三行商的不了解，也不知道怡和是什么意思，因而忽视了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社会动荡的岁月里，有意无意地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遭到了破坏。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怡和行银锭存世极为罕见，万金难求一枚。

贸易先驱还是民族败类——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是一座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寂静的花园中，一位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广东十三行首领伍秉鉴。
这一年，他70岁，正是普通人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从今天开始，他注定不能安享晚年。1839·禁烟前夕
       这一天，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广州城万人空巷，争睹钦差大臣的风采。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是现任的怡和行老板和十三行总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早有准备的伍秉鉴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十三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团体，它还肩负着海关的责任。如今广州鸦片走私猖獗，作为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
       凭着在官场的特殊关系，伍秉鉴早已获知林则徐来广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则徐所为何来。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但是，那些夹带鸦片的外商并不听从伍秉鉴的劝告。以他们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林则徐也会像其他官吏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刮阵风就回京复命了。而他们多年来与中国鸦片贩子的良好合作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更加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
       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并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
       这一夜，伍秉鉴难以入睡。而此刻，林则徐也没有睡意，他正忙着起草第二天的告示。
       次日，两张告示出现在林则徐的辕门外。《收呈示稿》宣告钦差大臣此行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关防示稿》则申明：钦差及随身办事人员一律在公馆内用餐，不须地方供应；买东西一律照市价付钱，不准赊欠；钦差出门坐轿，不许地方官员派人伺候；如果发现借侍候钦差的名义“扰累”百姓，“即与严办”。
       这两张告示让江对面的伍秉鉴加重了自己的忧虑。他看得出来，林则徐的信心和决心都来自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大清王朝已经下定了禁止鸦片的决心。洋商的侥幸心理和大清朝彻底禁烟的决心，伍秉鉴都难以改变，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此时，如临大敌的却不仅仅是伍秉鉴。
       十三行的宝顺洋行里，英国商人颠地的心里也忐忑不安。他是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在中国臭名昭著。1836年清朝大臣许球曾上奏道光帝要求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章奏折中也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前几次，他通过贿赂广州地方官员逃脱了制裁。但是，林则徐来了，他还会那样幸运么？
       林则徐的确是一位干练的钦差大臣，在来广州之前他已经派人调查鸦片走私的情况。到广州的第二天便召集邓廷桢、恰良、关天培、豫堃等地方要员商议禁烟，并安排人手认真询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林则徐制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查封烟馆，禁止买卖鸦片，严惩不法商人，从源头上截断鸦片的流通；另一方面，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而要彻底堵住鸦片的源头就必须拿外国烟商开刀。但是，又该怎么和洋人交涉呢？林则徐首先想到了广州十三行。

夹缝中的十三行
       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
       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清政府从十三行处每年获得的海关收入由起初的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富商，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在外国人眼里，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完全一致，“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贱的。这些通过垄断贸易而致富的十三行商人都纷纷向政府捐款以换取毫无权利的官衔。伍秉鉴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不过，行商们虽一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行事却并不张扬。外国商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他的节俭深受美国商人的称道。而那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事实上，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级讨个好，十三行的商人们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
无休止的摊派和募捐还不是行商们最难忍受的事情。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不仅仅受到政府和官吏的盘剥，他们还必须看那些外国大商人的脸色。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们，在官吏的盘剥之后，经常缺少周转的现金，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外商们借款才能勉强维持。
       在这种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台湾学者陈国栋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行商们无不渴望挣脱这个牢笼。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却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

1839·禁烟运动
       3月18日，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和其他行商接到林则徐的传唤。林则徐不等行商们作任何辩白，就指责他们“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同时责令他们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维”，以监视外国鸦片贩子。
       按林则徐的说法，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一个“渎职罪”。但是，后世往往给他们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印记。
       伍秉鉴一家，到底有没有走私鸦片呢？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就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也包括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因此，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对其避之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听完林则徐的训斥，伍绍荣匆匆赶到洋行向外商宣布了林则徐要求各国外商呈缴烟土的谕令，要求来华外商必须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但是，伍秉鉴更清楚，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一旦停止对外贸易，伍家和十三行都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损失。因此，他必须尽自己的全力化解这次危机。
       但是，这几天伍家和洋商的交涉颇不顺利，双方始终不肯做出让步。眼看官府的限期已到，伍秉鉴不得不承诺以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损失，希望换来外商与政府的合作。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夹带鸦片较少的外商表示愿意交出鸦片，而最大的烟商英国人颠地则顽固地拒绝合作。
       颠地的宝顺洋行和伍家的怡和行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颠地的态度完全出乎伍秉鉴的意料，这让他想起了五年前的“律劳卑事件”。
       事实上，英国人对中国的朝贡制度早已不满。他们也多次试图通过谈判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却都以失败告终。
       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向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他并不知道中国政府严禁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的命令。卢坤认为这封公函是对其一品大员身份的侮辱，断然拒绝了律劳卑的请求，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卢坤便中断了贸易，同时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律劳卑不甘示弱，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搬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六十八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因患疟疾身体虚弱，却顶住封锁达十七日之久。直到他失去本国商人的支持时，才不得不放弃，黯然回到澳门。
“律劳卑事件”使清朝官员（也包括林则徐）相信，只要大胆地封锁商馆，这些外国人就是瓮中之鳖，即使不打，就是饿也能把他们饿死。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英国人认识到，不通过战争就无法使清朝的贸易制度发生改变。
       伍秉鉴敏锐地嗅到了硝烟的气息。但是，他更明白没有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十三行就无以为继。同样，失去外商的支持，伍家的商业帝国顷刻之间就会轰然倒地。此刻，他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阻止战争。
       三天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事先做过调查的林则徐大为恼火。这时候，他从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送来的报告中，得知“咪唎坚（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于是，林则徐立即发表声明“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随即下令传讯颠地，“听候审办”。
       当天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后，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
盛怒之下的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分明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他认为有必要给伍秉鉴一点颜色看看。
       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并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就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然而，颠地全然不顾这两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绝前往。
       虽然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但是，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他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势，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而他以身家性命担保的英商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林则徐释放伍绍荣后，限令他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三日内取结禀复。伍家再一次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颠地的态度却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他不仅纵令颠地逃跑，还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义律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调解纠纷，他正在努力扩大事态直到挑起战争。
面对英国人的顽抗，林则徐对伍秉鉴及十三行深感失望，决定不再通过他们与外商交涉，而是效仿卢坤，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
       在外国商馆中，有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如果闹出人命必然会引发战争，出于人道，更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
       3月28日，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知道对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得不将鸦
片悉数交出。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此时，颠地和义律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密函正在去往大不列颠的路上，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正在酝酿。

1840·鸦片战争·捐资助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
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
       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长期作为清政府“天子南库”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
       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
       这当然不是因为广州城固若金汤。实际上，1841年5月，当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
       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换来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
       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
       《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另外，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1843·一代首富病逝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岭南名士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十三年后，又一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同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