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年,当年的“潘晓”之一——黄晓菊,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东方早报》,倾谈自己这30年来的心路历程。
30年前,《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来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拼合而成。“潘晓讨论”亦被誉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本报7月5日推出长篇通讯《世博一代》,其后引发社会各界对90后的热议,作为50后的黄晓菊,也希望能与90后作一次平等的讨论:“不同时代的人……人类辨识自我、释放自我、展现自我,并寻求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平台,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利及他人的生命本质,应该是人类永远共有的追求吧!”
黄晓菊来信
谈与80后儿子的代沟
用黄晓菊的话说:拿着“微薄”的退休工资,和在酒店当厨师的儿子“相依为命”,住在外祖父母留下的“早晚要被拆迁”的祖屋,每天去一两次自己的服装店,算算“流水”补补货,其余时间看书看电视,偶尔邀一两位同伴欣赏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或者朱莉娅·比诺什在北京的现代舞表演……30年后的“潘晓”——黄晓菊的生活就是老北京最普通的退休大妈的生活。
黄晓菊说,今天她不再是“潘晓”,只是一个“80后”儿子的母亲,“在他眼里,我们当时的那种真诚,那种勇气,那种全情投入早已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在我和他之间也同样有着人们通常感到的彼此无法共识的时代烙印与代沟。”
在今天黄晓菊的来信中,她坦言与儿子经常会就一些“基本问题”争执不下:
比如说“活在当下”。80后的儿子坚持“要始终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身心健康、和谐快乐的‘凡人’”。可无论当年的“潘晓”,还是今天的黄晓菊,“我为什么活着?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我的小店每天都在赚钱,可这样我就快乐了吗?……”仍然是她停止不了去思考的问题。
再比如关于“文化”,儿子认为“没有读过世界名著,丝毫不妨碍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人”。可在黄晓菊眼里,“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眼界、就是舞台。”
“可能现在的90后也大多和我儿子一个想法吧。”黄晓菊并不惊讶,“无论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时尚’、‘前卫’、‘新新人类’,你终究还是传承的产物。”
90后回应
这个时代终究是我们的
其实,每一代人对成长都有自己的困惑和故事。
2010年5月,来自复旦大学的钱琲走进世博园,成为了一名简单而普通的园区志愿者。每天早晨,她搭乘校车前往世博园,边揉睡眼边吃早餐;中午最热的时候,她站在中国馆附近的路口,为游客指引答疑;晚上回到宿舍,不满20岁的她还得拾起课本,准备期末考试。
和黄晓菊一样,钱琲也是个爱问为什么的女孩。她不明白社会对90后的评价为何总是主观和片面,她总是想告诉自己的长辈,90后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
于是,钱琲也写来了一封信,诉说她对成长的理解:
对于为什么而活这样的人生大问题,钱琲反问:“谁也不是天生就知道这些事情。更何况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道,有些答案可以用一生去寻找,直到生命的终了,有人还不明白这一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天生就知道哪条路可以一路顺风,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呢?”
对于误解,钱琲说:“媒体的眼光都放在脑残身上的时候,那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就被放大放大再放大,所有的90后都成了脑残;媒体的眼光都放在志愿者身上的时候,所有的90后都因为世博会一夜长大,个个又懂事又成熟。”
其实,钱琲并不是一个叛逆冲动的人,在老师同学的眼里,她努力学习,做事认真,并且为人亲切。她也会着急自己考试成绩不好,也会着急自己找不到男朋友,也会着急将来要做什么工作。
不过,钱琲又是乐观的,她在信里这样说道:“这个时代终究是我们的……请不要担心太多,我们会走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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