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历史中的“时刻” | 东方历史评论

采访、撰文：张泉

一

宇文所安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里霸占了整整四年。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它躺在书脊上的情景，一个朋友说，为什么不读读宇文所安，红得发紫。随即我发现，墙角的监视器也像我一样，怔怔地紧盯着这名字发呆。

宇文所安的《迷楼》和《追忆》被摆在一排分类名为“留学”的书架上，一旁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周围则爬满了乔装改扮的异域梦想，那是刘亦婷的出走之梦，是琳琅满目的托福、GRE“速成手册”“考试攻略”，正是它们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运往美国和欧洲，汹涌去势远甚于一千三百年前从日本跨海而来的遣唐使。

2003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或再版了宇文所安的系列作品。其实，此前十几年间，宇文所安早已“风卷华夏学界”，这是诗人柏桦的记忆，他甚至动用了“雄姿英发”这个奢侈的词汇。1986年和1992年，宇文所安最负盛名的《初唐诗》《盛唐诗》被译介到中国，程千帆、王运熙、周勋初、傅璇琮等中国前辈学人见书后一致首肯。那一代年轻学人同样受到宇文所安的研究思路影响，我的导师陈引驰教授应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见他在黑板上写下宇文所安的名字，记忆再度重合。那时，陈老师正忙着翻译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这本书是对《初唐诗》与《盛唐诗》的延续，我得以见到它的英文原著。从前阅读宇文所安中文译本时的愉快心情，在英文语境下却成为一种折磨。问题不仅仅在于我菲薄的英语，更在于作者完全在以诗人的思维来与从前的诗人沟通，频繁涌起的词汇的波澜和过分跳跃的思维让人无从把持。这使我最终决定放弃，甘愿接受嗟来之食。

突然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大量标榜时尚的杂志、报纸开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在小资泛滥的那几年，宇文所安突然像村上春树、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一样，成为一个流行符号。仿佛不读宇文所安就跟不上时尚，如同不去绍兴路听戏，不到新天地泡吧一样，会被时代无情地遗弃。思想进入民间，原本未尝不是好事，然而，有次我便听到一个头发油光可鉴的男人向朋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宇文所安你们都不知道？太落伍了吧！他分析《说唐》分析得太深刻了。”我只能认为，《说唐》里宇文成都的那杆凤翅镏金镗，肯定照耀了他整个的童年。

这位早已名满世界汉学界的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以无从预想的方式，获得了中国民众姗姗来迟的赞誉。于这个时代而言，滔滔不绝的广告海报，似乎总比事实更有说服力。

二

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开始阅读宇文所安的。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冒险式的体验，沿着中国古典文学起伏跌宕的线索，进入漫长而恢弘的历史现场。与其说作者书写的是诗史，毋宁说是史诗。宇文所安的工作是对一整段历史的宏观再现与细节还原，相比于我们“百衲衣”式的历史叙事——沿着无数个被强行缝合的时间断点无谓地走下去——宇文所安显然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宇文所安的洞察力与叙述技巧同样令人惊叹，做一个绝不恰当的比喻，类似相声中的“抖包袱”，他掌控着大量我们闻所未闻或无力描述的兴奋点，持续地震聋发聩。这种力量来源于宇文所安始终遵守并擅长的文本分析，出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教学的需要，他长期养成了扫雷式排查分析的习惯，勤奋的阅读思考造就了学术敏感，宇文所安因此达到了他的预期，同时兼顾“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学术研究因拒绝循规蹈矩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阅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宇文所安的书中被我画满叹号。我习惯用这个符号来提醒自己，以期在反刍时能更快捷地捕捉到讯息。然而，宇文所安使这个习惯的优势荡然无存，简单的回溯不可完成，我必须重读全文，因为每个页面都闪耀着无尽的叹号。

我不知道，面对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所安是否也曾在心中画下无数个同样的叹号。四十多年前，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年轻的宇文所安第一次读到唐诗，震惊不已，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他通过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漫长的三十余年间，他只在两座最显赫的大学里任教过，耶鲁与哈佛。

197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这是一个意外的产儿。宇文所安原本恪守学界定论，并不打算在略显枯燥乏味而历史价值并不突出的初唐过多逗留。他更感兴趣的是盛唐无可替代的诗歌传统，研究初唐诗只是出于学者的谨慎，以便为主体研究做铺垫。然而，当他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初唐诗，突然意识到，初唐诗人的文学实践，形成了盛唐的“隐蔽背景”，“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这促使宇文所安开始反思，“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这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由此将研究重心从盛唐诗转向全唐诗史。

高屋建瓴的学术观念，以及此前大量的阅读思考积累，使宇文所安在最初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这个充满野心与艰辛的写作计划，使他将所有历史悬念都埋藏在《初唐诗》中，期待着日后逐一开解。

四年后《盛唐诗》出版，再度成为学界盛事，并由此沉积了人们长达十五年对于中唐诗史的期待。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驳斥了“盛唐神话”，这个“文化繁荣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因过度渲染而形成文化敬畏，其危险在于，“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于是，宇文所安递进了《初唐诗》的思路，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由此成为一种权力，它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和外界区分，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等，在各自的时代，光芒都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此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获得不同的阐释，这些曾经屹立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获得身后名，形成定论并延用至今。他们在无形中被镀上后代价值标准及审美原则的光泽，这个接受史的命题，最终成为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的有力证据。

然而，此后，宇文所安却转向其他领域。15年间，人们发现，宇文所安出版的都是学术论文集，《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他山的石头记》无不在精短的文字间，弹奏着跃如琴键的智慧，作者依然不遵循惯用的乐谱，让人无从捕捉却深受震撼。1992年，宇文所安在耶鲁和哈佛十二年讲授中国文论的经验，也结集出版，这部致力于研究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大部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问世后便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读本。然而，宇文所安却对中唐诗的进度笑而不答。

1996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终于出版，宇文所安没有把中唐诗写成系统的历史，因为他发现，中唐的意义在于“个人”的价值的凸显，以及带头对盛唐做出的“创造性的重新阐释”。 他从中唐的生活趣味开始论证，“自我”的生成结束了中国的“中世纪”，文学同样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化，以至无从找出共同特征。中唐诗史因此不可完成，诗史的使命留待《晚唐诗》来完成，他继续通过文本的保存与流传，探讨晚唐的衔接意义。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宇文所安将文学史的书写引入新的境界：“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当我们总是执著于诗人的生卒年月，年谱式的线型描述，仿佛生活的变迁只是一串念珠，一一数去即到终终结；宇文所安却在关注历史变革对诗人的影响，以及诗人的真实反应。毕竟，对诗人而言，比生死更重要的，是激发他突围热情的时刻，是他导演时代转向的时刻，他们在那时才能够从茫茫人海中抽身而出，摘下普通人的面具，回归诗人的真身。而这项工作，只能等待另一位诗人来完成。从来都是如此，只有诗人才能真正理解诗人。

三

走廊的尽头，走来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我匆忙起身，迫不及待地要将面前这个人，与书脊上的名字、黑板上的名字重合在一处。

摄影师马岭在一面镜子前为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夫妇拍下肖像，户外太冷，而那是室内光线最好的地方。宇文所安没有捏着烟斗——环保烟斗是他的标志，哈佛大学特许宇文所安可以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他的鬓角已有分明的白发，眼眶里深陷着旅途劳顿造成的疲倦。我站在楼梯下面，仰望过去，终于意识到，四年过去了。

“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宇文所安希望我们卸下唐诗的历史负担。然而，于我而言，宇文所安却像唐朝一样，是一个来自“异乡”的名字，这“异乡”与国家无关，而是因为，他一直都属于从前。

我还一直记得宇文所安曾说过的话：“我回忆过去，是为了将来被人回忆。”我不知道这话是否有弦外之音，因为引起我注意的关键词不是“回忆”，而是“将来”。这是否意味着汉学家永远都不属于当下的世态，他们注定寂寞，惟其如此，才有权力与从前沟通？

事实正如我预想中那样进展。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的中国之行，媒体的热情似乎比高校还要高涨。那或许因为，尽管宇文所安一向行事低调，潜心书斋，然而，他还是被人为地赋予诸多猎奇点：他只在耶鲁和哈佛任教过；他从前中肯地评论北岛的言论被误读后引起争议；他美丽而传奇的中国妻子田晓菲教授——十四岁上北大，哈佛博士，因学术成就突出，获得连续破格提升，尤其在提升正教授时，哈佛老校长德里克·伯克甚至提出，不必召开评审会，她因此成为东亚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这些问题被不厌其烦地问起。

我们离开时，回头看到有人将宇文所安夫妇拉到楼梯角落的暗处，背光按下一梭子照片，他的相机咔咔作响，显然已调到连拍模式。为什么要在暗处拍摄？为什么要背光拍摄？这不是摄影大忌吗？做了十几年摄影师的马岭完全摸不着头脑。

次日，报纸们配发了这张照片，Photoshop草率粗暴地将照片背景的亮度调到正常，然而，宇文所安夫妇的脸却因此而变得失真。看到那张照片，我马上便明白了那位摄影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角落，有几杆人造的竹子可以用来充当背景。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宇文所安，还是人造的竹子？

四年过去了，我们的态度，原来未曾有丝毫改变。




问：您谈到韩愈时说：“开端只有在事后的反省当中才会呈现出它的全部意义；你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所开始的是什么。”那么，您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时，想象中的中国是怎样的？那时，您预想中的未来又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我在大学的时候，对很多东西有强烈的兴趣，中国诗歌是我的众多爱好之一。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的兴趣来自我对中国诗的喜好，是后起的。在西方，很多汉学家都是先对“中国”感兴趣，之后才选定中国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我则正好相反。而这大概和治欧洲文学的学者的兴趣过程比较相像：研究意大利诗歌的学者，对法国诗歌或者德国诗歌的兴趣，往往会远远超过他们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兴趣。


问：论述文学史时，您经常使用“时刻”这个词。在您看来，对漫长的历史而言，“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

宇文所安：人们生活在“时刻”当中，哪怕当现下的时刻充满对未来的展望或者对过去的追忆。如果只想到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往往会忽视一首诗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有时还会完全误读。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进行阅读，只是解读活动的一部分，但这往往是最受到学者忽略的部分。


问：您非常重视文本，并身体力行获得成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文本的价值的？您如此重视文本的原因是什么？教学的需要？不同的历史语境带来的阐释自由？还是形式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对您的影响？

宇文所安：研究者常常并不仔细阅读文本，只给出对文本的大概印象。有时这种大概印象只是重复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研究者借诗人之口说自己心事。文本是诗人给我们的礼物，读者当然也重要，但是读者不应该是唯一在场的人。这不过是对诗人表示尊重，如此而已。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大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


问：您认为，“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应怎样克服？

宇文所安：这和前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人们常常先是听说到很多关于杜甫的议论，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伟大之处，等等等等，然后才读到他的诗，而在读诗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拿一点点有限的阅读去印证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这个过程应该反过来。应该先读诗，而且，要读一个作家所有的诗，读他的全集，然后再得出结论。这时就会发现诗人比那些老生常谈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问：关于唐代文论，您在《中国文论》中仅论述了《二十四诗品》，是否意味着，唐代特别是盛唐，相对缺乏系统自省的传统？您在《盛唐诗》中论述过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您觉得，它是否具有文论价值？

宇文所安：这个问题很大，可以做出很长、很复杂的回答。这里容我给你一个短小的回答。在欧洲文学传统里，在印度文学传统里，冷静、客观、系统化的论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中国传统则不同。就拿《论语》来说吧，《论语》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富有权威性的文本之一，在这一文本里，我们看到一个对人生社会作出过很多思考的人，对某一种当前的情势，或者说一个现下的时刻，作出言简意赅的回应。这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欧洲或者印度传统中的系统化论文同样有效和有力。换句话说，欧洲或者印度的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上偏爱简短评论的倾向，二者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能说它们是不同的。


问：中国诗歌已经很难再造唐代的辉煌。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诗歌力量的磨损？中国诗歌的出路又在哪里？

宇文所安：谁说中国诗不能再造唐代的辉煌？我们怎么知道一百年后人们回顾今天，不会把二十一世纪视为中国诗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总是后设的。诗人应该读唐诗、喜爱唐诗，但是唐诗不应当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诗人应该把唐诗视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美妙作品，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


问：唐诗曾对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现在，这种影响是否在继续？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每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作家的影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作品。这是由写作的性质决定的。这好比遗传基因的多样化，可以增强体质。现在的美国诗人当然也有受到中国诗影响的，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发生最大改变的是“文坛”本身。五十年前那些受到过唐诗影响的诗人是当时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的诗人，现在则有很多诗人、很多流派，这些诗人和流派各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很难说任何一派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


问：您经常写诗。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得意的一首诗或几段诗句？

宇文所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诗了——自从我发现我写的散文比诗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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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兼任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2006年被授予梅隆奖（Mellon Fellowship）。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等，负责编著新版《剑桥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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