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财产转移与移居巴勒斯坦
自从1933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动员德意志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以来，如何将德意志犹太人的现有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成为'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因为它涉及能否利用德意志犹太资本来强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位，涉及能否推动德意志犹太工业家和商人在巴勒斯坦的经营活动，涉及能否让更多的德意志犹太人逃脱纳粹迫害并移居巴勒斯坦等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纳粹政府能改革当时施行的外汇管理体制。
1931年8月4日，陷入经济危机的德国魏玛政府开始实行外汇管理，阻止紧张的外汇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从这时开始，要将帝国马克兑换成外国货币，只在有限额度内才被允许。但是在1933年，除了那些持有'工人证书'或带有极少现金的脑力劳动者外，只有那些持有'资本家'证书的人有机会合法入境巴勒斯坦，因此，'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必须努力为尽可能多的外移自愿者弄到所必须的1000巴勒斯坦镑(约15000帝国马克)的外汇。在德国，有相当多的犹太外移自愿者拥有这样一笔财产，只是由于外汇管理上的限制，它们不能兑换成外汇。
1933年5月23日，'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经济咨询部'负责人沙埃姆·阿尔罗索夫(Chaim Arlosoff)博士在《犹太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犹太人的财产》一文，该文将'清算德意志犹太人的财产问题'称之为'移居巴勒斯坦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个月中，有大约4万多人或家庭在柏林和各行省的有关咨询机构打听去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些犹太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为自己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寻找一种机会，以便让他们的财产能在未来保证他们的生活安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德国绝不会在货币和外汇上放弃那种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特别迁就犹太人。显然，只有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造就一种平衡才能找到一条出路。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至少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是有可能的：即通过德意志向巴勒斯坦的商品出口，来抵消那种为移居巴勒斯坦而放弃了的财产。建立一个托管协会也是有可能的，帝国政府可以直接介入其中，其他欧洲利益相关者也可以介入其中，他们能慢慢地对涉及者的相关财产进行清算'。(注：Wolfgang Benz,Die Juden in Deutschland,1933-1945,p.465.)
在这里，阿尔罗索夫博士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用商品换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通过在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形式来实现一种向外国付款的程序。1933年5月25日，经'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斡旋，这种程序通过'巴勒斯坦柑桔种植协会'与帝国经济部达成的一份协议头一次得到了贯彻，这种程序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之为'Haavara'。
'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Haavara协议'托管会'总管理人维尔讷·菲尔欣费尔德(Werner Feilchenfeld)博士曾具体地描绘过这种程序，'1933年5月与帝国经济部达成的这个协定规定：在100万帝国马克的框架内，允许外移者或那些以后想向外移居者个人，向柑桔种植协会的储蓄账户支付现金，当达到4万帝国马克时，这个人或家庭便能在巴勒斯坦为自己弄到一个带有菜园的住所。柑桔种植协会根据契约承担这种义务--为按现价支付了现金的这位财产转移者提供一所房屋或是一个柑桔园以供经营。柑桔种植协会的成员本身也能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所需要的德国商品，如水管、农业机械、水泵、肥料等'。(注：Werner Feilchenfeld und Dolf Michaelis,Haavara-Transfer nach Pal 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1933-1939.Tübingen,1972,p.24.)
由于这项协议有助于扩大德国的出口，并能缓解迫在眉睫的外汇局势，1933年6月18日，帝国经济部将这一协议的金融规模扩大到了300万帝国马克。同年8月28日，帝国经济部又向所有德意志外汇管理机构发出公告，'在帝国银行没有多余外汇的情况下，为继续通过分配必须的额度来促进德意志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并同时提高德意志向巴勒斯坦的出口，已与参与其中的犹太人机构缔结了一份协定，批准这些外移者个人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腾佩尔银行(Tempel Bank)设在帝国银行的一号特别户头支付15000帝国马克，并通过这个户头，来支付德意志输往巴勒斯坦的商品。这些商品将根据在巴勒斯坦的销售所使用的额度，通过巴勒斯坦的托管机构，按巴勒斯坦镑与这些移民进行结算。与此同时，帝国银行还将进一步为腾佩尔银行设立二号特别户头，根据申请，外汇管理机构能批准拥有德意志国籍的犹太人有权将每人总额最高达50000帝国马克的额度支付到这个户头上。这些犹太人是指目前还没有向外移民，但现在想在巴勒斯坦弄到一套带菜园住宅的人'。(注：Werner Feilchenfeld und Dolf Michaelis,Haavara-Transfer nach Pal 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1933-1939，p.25.)
紧接着，其他那些设在马尔堡、汉堡、柏林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私人银行也开始通过与帝国经济部达成的类似协议，并在帝国银行内设立了这种特别户头，准备去巴勒斯坦的移民能将他们要转移的资本存入这些户头上，而德意志输往巴勒斯坦的商品将由这些特别户头来支付，它的出口进项能代表这笔向巴勒斯坦转移的资本。
尽管此时全世界所有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都要求全面抵制德意志商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世界组织'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还是决定接受这种协定，它的所有想法都处于在纳粹迫害面前拯救德意志犹太人的背景下。在巴勒斯坦，人们更是努力通过接受德意志商品的方法来确保这种拯救行动的成功。'这就使得作为犹太人财产转移的载体'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能根据自己的测定来进行处理，并能用这种方法使只有很少财产的拿养老金者、大学生或中学生以更小的代价换汇，他们极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也能部分通过那些处境更好的移民的支出来抵消'。(注：Werner Feilchenfeld und Dolf Michaelis,Haavara-Transfer nach Pal stina und Einwanderung deutscher Juden,1933-1939，p.10.)
毫无疑问，'Haavara协议'的实施为'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在分配各类移民证书上提供了更大的行动余地，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1933-1941年的统计表格中来自德国的A1类移民能占据最高的比率。
1933-1941年合法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注：Rolf Vogel,Ein Stempel Hat Gefelt.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München,1977,p.109.)
'Haavara协议'的成就是具有说服力的：1933-1941年，有52463名犹太人以合法移民的身份移居巴勒斯坦，他们占所有德意志犹太外移人口257000人中的20%以上，同时也占当时全世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189627人中的27%以上，并将1.4亿帝国马克兑换成了外币。(注：Wolfgang Benz,Die Juden in Deutschland,1933-1945，p.46 7.)因此，通过这种协定，这些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了一条未来相 对有保障的道路，甚至连帝国经济部也成功地将大量养老金、战争牺牲者支付费用以及 社会救济金兑换成了外汇。(注：Rolf Vogel,Ein Stempel Hat Gefelt.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p.46.)这也是纳粹当局某些部门之所以会在此时支持德 意志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部分原因。
'Haavara协议'不仅刺激了巴勒斯坦当时的经济，而且对巴勒斯坦以后的建设也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这也恰恰使它成了纳粹党外贸部门和对外组织中的党干部们的眼中钉。1937年3月，纳粹德国驻耶路撒冷事馆的总领事海因里希·德勒(Heinrich D hle)对'Haavara协议'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我们所有的措施中，迄今为止，促进犹太人离开德国向外移居，以及对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定居式安置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思想的贯彻中，犹太移民造就了换汇的可能性。这种德意志商品出口是在为犹太人将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服务的，它放弃了我们商品出口的外汇进项，而我们自己却满足于为犹太人的'Haavara协议'托管会腾出一种垄断地位，而他们或'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却控制了德意志对巴勒斯坦的商品出口。我们很少去做加强阿拉伯人对这个新德国好感的事情，而且完全不顾有这种危险：由于我们在培植犹太民族主义并在经济上帮助犹太人，阿拉伯人会成为我们的对手'。(注：Rolf Vogel,Ein Stempel Hat Gefelt.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p.110.)
1937年9月，出于对德意志与阿拉伯利益冲突的担忧，以及移出的德意志犹太人可能会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与德意志为敌的民族国家的恐惧，德勒向'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赫尔曼·戈林(Hermann G ring)提出了撤除'Haavara协议'的建议。这份建议立即引起了戈林的共鸣。同年9月20日，戈林在给纳粹党外贸局的一封信中说：'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以迄今为止的形式维持'Haavara协议'是不行的，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注：Rolf Vogel,Ein Stempel Hat Gefelt.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p.132.)但帝国经济部中受前部长沙赫特影响的集团却成功地拒绝了这种撤除'Haavara协议'的努力。纳粹当局内部的这一争端一直持续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那时 ，犹太人换汇的可能性才随着'Haavara协议'的撤除真正消失。
五、非法偷渡与向外移居的停止
德意志犹太难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自然会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恐慌。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这种犹太移民运动，并在1936年4月发动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暴乱。英国托管政府尽管也镇压暴乱，但同时做出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数量的决定。1939年初，德意志犹太难民要移往巴勒斯坦已经越来越困难，而这恰恰发生在德意志犹太人将移民方向最紧迫地指向巴勒斯坦的时候。
德意志犹太人此时最迫切地涌向巴勒斯坦与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也称'砸玻璃的夜晚')事件有关。在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后，纳粹当局于1938年10月'采用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激进地处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问题，而没有在欧洲文明人那里遇到什么抵抗，因而随即抛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迫犹条令'。(注：Michael Meyer,Eine Wanderung nach Eres Israel im Jahre 1940.Haifa,1941,p.214.)11月9日晚，在戈培尔的策划下，纳粹当局又利用1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s)刺杀德国大使馆参赞恩斯特·冯姆·拉特(Ernst vom Rath)的事件，采取了袭击犹太人商店、焚烧犹太人教堂的恐怖行动，并逼迫犹太人缴纳高达10亿帝国马克的'赎罪费'，从而使德国境内的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在这一恐怖事件之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个个都在寻求以最快的方式逃出这个国家。'西欧各国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所包围，但要获得一份移民签证是那样艰难，就仿佛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发誓要刁难德意志犹太人的向外移居一样'。(注：Ruth Andseas-Friedrich,Der Schattenmann.Berlin,1947,p.10.)
'水晶之夜'事件两个月后，压力进一步增加。1939年1月9日，根据纳粹当局的命令，'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被强行并入'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因而丧失了其国际性分支机构的地位。不久，纳粹当局又用一个受盖世太保严密监控的'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取代了'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致使过去那种相对有组织的合法外移行动陷于瘫痪状态。偏偏此时盖世太保开始用更严厉的手段来驱赶犹太人。1939年1月24日，海德里希受戈林的委托，在帝国内政部里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其任务是，'动用一切手段让犹太人离开德国，快速而无磨擦地办理并监督这种向外移居'。(注：Rolf Vogel,Ein Stempel Hat Gefelt.Dor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p.29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法偷渡'(希伯来语称'Alijah Beth')的意义凸显。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盖世太保是支持用'非法偷渡'的方法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盖世太保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加速犹太人的向外移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因为英国托管政府此时还未能平息阿拉伯人的暴乱，通过'非法偷渡'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无疑能加剧那里的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争端。出于这种动机，盖世太保开始充当起德意志犹太难民'非法偷渡'巴勒斯坦的幕后组织者。正如参与此事的'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顾问米歇尔·迈尔(Michal Meyer)博士所讲的那样，'在1939年初，除了完全特别的例外，仅仅只剩下惟一的一种可能性能到达以色列了，这就是'非法偷渡'。不过这种偷渡只是在面对英国人时是非法的，而在德国是合法的。并且也只能是合法的，因为所有的犹太组织和机构都已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控之下，每一场向外移民，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仅仅只有在当局知道并批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注：Michael Meyer,Eine Wanderung nach Eres Israel im Jahre 1940,p.214.)
为了绕过合法移居的困难，盖世太保迫使'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以及犹太人的国际援助组织出钱，通过与东南欧国家轮船公司的交易，组织起非法的秘密交通，但德意志犹太难民必须为此支付价格高昂的旅费。从1939年3月中旬至1940年4月中旬，盖世太保先后成功地组织过六次大规模偷渡行动。第一次'非法偷渡'行动始于1939年3月15日。正是在这一天，海德里希颁布了《关于禁止非法偷渡的公告》，同时在这一烟幕弹的掩护之下，由他本人亲自批准的一支280名德意志犹太人组成的偷渡队伍也于当日从柏林启程。'这支偷渡队伍途经维也纳时，又有220名奥地利犹太人加入其中。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南斯拉夫港口苏萨克后，他们先乘上南斯拉夫的蒸汽船'科罗拉多号'继续前进，并在爱琴海的科尔福岛附近换乘希腊的蒸汽船'奥特拉托号'，最后到达巴勒斯坦。登岸后，他们便迅速消失在那些犹太共同体的定居点之中'。(注：Jon und David Kimche,Des Zornes und Herzens Wegen.Die Illegale Wanderung Eines Volkes.Berlin,1956,p.33.)
在第一次偷渡成功后，从1939年5月至1940年4月，其间尽管有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爆发，但与西方国家陆上的战斗并未开始，尤其是东南欧一线仍然相对安全，因此盖世太保又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非法偷渡'行动，'每次偷渡队伍的人数都在500人左右，其路线也都是先沿着多瑙河行走，然后进入黑海，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最后经爱琴海到达它的目的地，并让难民在黑夜和浓雾中登岸'。(注：Paul Sauer,Die Schicksale der Jüdischen Bürger Baden-Württemberges W 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szeit,1933-1945.Stuttgart,1969,p.138.)
1940年4月中旬，在第六次大规模偷渡活动成功后，为牟取暴利，德意志的哈帕格(Hapag)轮船公司向'犹太人向外移居全国中心'提出建议，干脆由该公司将非法运输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业务包揽下来。(注：Kurt Jakob Ball-Kaduri,Die Illegale Einwanderung der Deutschen Juden.Bonn,1975,p.397.)但是，哈帕格轮船公司的偷渡计划却遭到了熟悉业务、现已作为'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下属机构的'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的拒绝。迈尔博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拒绝这一计划的原因，'显然，哈帕格轮船公司过高估计了它的能力，因为在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1940年5月西线战争爆发后，只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还能正常航行。因此，我们仍然用与过去同样的方法，在'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的资助下，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等中立国寻求偷渡船只。但是，等待旅行护照的过程证明是对耐心的一场艰难的考验，我们受到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敷衍'。(注：Michael Meyer,Eine Wanderung nach Eres Israel im Jahre 1940,p.214.)
1940年6月纳粹德国征服了西欧大陆后，盖世太保才命令'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立即挑选出500人外移。他们每人都必须填写大量表格，首先是财政局的证明，证明已缴纳了1939年7月4日《帝国公民法十号条令》中所规定的'帝国难民税'、'犹太赎罪费'以及所有移民捐税，而这无异于一场对财产的没收。另外，每人还必须支付200美元的旅费。所有被挑选者还要根据盖世太保的要求签署一份'认命保证书'，这份'认命保证书'指出了这次旅行的危险性，并特别提到：'这次旅行不对能否到达巴勒斯坦做出任何担保，也不对可能受到的损害做出任何赔偿。'(注：Michael Meyer,Eine Wanderung nach Eres Israel im Jahre 1940,p.215.)
旅行护照签发后，还有签证问题。像以前的每次偷渡那样，这次'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也事先做了准备，在支付了大量金钱后，巴拉圭驻柏林领事馆签发了所期望的证明，这些钱是'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在'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的帮助下弄到手的，而且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出面担保'这批移民事实上绝对不会去巴拉圭'。(注：Kurt Jakob Ball-Kaduri,Die Illegale Einwanderung der Deutschen Juden,p.399.)启航前，希腊政府又突然下令禁止承担这次航行任务的希腊船只悬挂希腊国国旗，因为已经于6月参战的意大利目前与希腊的关系正处于开战前的紧张状态之中。在'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和'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又花了大量金钱后，这一问题才总算通过巴拿马政府同意悬挂它的国旗得到了解决。盖世太保随即做出决定，'8月18日，这500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允许再留在老帝国境内'。(注：Michael Meyer,Eine Wanderung nach Eres Israel im Jahre 1940,p.215.)
这支由500名德意志犹太人组成的偷渡队伍于8月17日启程，9月3日从维也纳到达普鲁士港并在那里上船，沿多瑙河航行数日后，在罗马尼亚城市图希亚换乘已停靠在那里的希腊船'太平洋号'。11月1日凌晨，'太平洋号'到达巴勒斯坦海岸，但在登岸时遭英国托管政府拦截。他们在被迫返回罗马尼亚后，又换乘'帕特里亚号'重新向巴勒斯坦海岸进发，但再度遭到托管当局拦截。这一次英国人想将他们押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去，遭到拒绝，因而在海上发生了流血冲突。11月25日，这艘船在巴勒斯坦海岸附近因发生爆炸而沉没，251名乘客丧生，英国托管当局才允许生还者在巴勒斯坦登岸。
这种'非法偷渡'尽管挽救了数千名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合法移民的停止。作为对1939年3月至1940年11月'非法偷渡'的惩罚性措施，也作为保卫地中海安全的重要战略步骤，英国托管政府于1941年初宣布'对所有犹太移民实行绝对的封锁'。(注：Salomon Adler-Rudel,Jüdische Selbsthilfe unter dem Naziregime,1933-1939.Spiegel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p.24.)
尽管德军于1941年6月初已完全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克里特岛，但此时的纳粹当局已对犹太人任何形式的向外移居失去了兴趣。因为纳粹当局现在面临的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时的50万德意志的犹太人问题了，而是在德意志第三帝国迅速扩张的势力范围内的400万、最后是600万以上的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问题。鉴于1933-1941年间移往世界各地的德意志犹太人也总共不过26万，党卫军帝国首脑兼全国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终于在1941年10月1日做出了判断，'在与东西方敌人全面开战的情况下，向外移居已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了，必须立即停止犹太人的一切外移行动'。(注：Wolfgang Benz,Die Juden in Deutschland,1933-1945,p.430.)因此，纳粹当局于1941年10月23日颁布了《战争期间的移民禁令》，并开始着手实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六、总结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号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重建一个犹太国家'的世界性政治运动，是在19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的。这一运动能在1933年后的德国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是纳粹当局迫犹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间接支持的结果。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自身合法性的反证，甚至认为迎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能促进他们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因此，自纳粹党人在德国上台以来，他们便从极端仇犹的立场出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利用不断升级的迫犹政策，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德意志犹太人赶向巴勒斯坦。
对于那些移居巴勒斯坦的德意志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在面临纳粹当局的迫害和驱逐，西方民主国家又拒绝他们入境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加入到这场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运动中来的。尽管要离开他们生活了长达70多代人的家乡有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但是巴勒斯坦毕竟能为他们在逃离纳粹德国之后提供一种有着古老文化渊源的新同一性身份，因此，这种求生的本能与对未来的希望将他们驱向了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奇特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在诸如出境手续的办理、职业培训班的开办，部分财产的转移以及非法偷渡等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默契，从而使这种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具有了一种集团组织化的特点。不过在这里，狼与羊之间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纳粹当局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破坏这些协议和默契，而德意志犹太人却只能屈服于日益严酷的社会局势，直到最后被逼进死角。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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