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号 来源|同乐十号（tongle10）
跟同学朋友沟通，他们总会觉得媒体人拥有一份很光鲜的工作，可以上班时拜见行业领袖、名人名家，甚至自己的偶像们，可以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出去跟人打交道基本都可以以甲方的形态出现，除去一些特例外，基本上不用因为一个采访求别人或是巴结谁，同事同行们都是非常有趣的人。
最好的是，时间相对自由，不用坐班，发布会和采访大多集中在下午，所以大可睡到十一点起床，收入也还算可以。可是，围城内外，各有期待和言之不尽的苦楚。
媒体这一行最近屋漏偏逢连夜雨，先是一大圈媒体人相继离职，好几个知名媒体高层英年早逝，身边两位同事能人也于近期离开了这个行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处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触动了媒体人的敏感神经呢？
首先，十号想到的就是媒体业已经身临险境，面临着一波变革和转型。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已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方式和渠道，读者可以通过手机快速方便地看新闻。正是依靠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互动性强等特性，网络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媒体。
传统纸质媒体的地位已经受到了猛烈冲击，甚至有人预言“报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亡”，十号不去预测媒体的未来，但时下这种冲击与猜测无形给了媒体人很大的忧虑和纠结。
其次，十号亲身感受到担忧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地位下降。
听前同事说，报社05年前的福利还是非常不错的，有车补、房补。那时候，媒体人的收入，在工薪阶层中属于中上等水平。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多少有钱人，媒体人也算是高薪阶层，不少领导的亲属都还抢着进来。自那之后，福利逐年减少，工资基本不变。
而这10年来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集中，通过做房炒房、入股、炒股等，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富人阶层，许多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实现了翻番。比较优势失去，媒体人的经济地位也呈下降趋势。
再有，社会地位焦虑，担忧社会地位下降。
10年前，媒体人属于高声望阶层，介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持有记者证去旅游景区、坐车买票、问医询诊都有优惠和特殊渠道。那时候，省会城市只有一两家都市报，而现在动辄四五家。那时，每家报社内部，记者的数量也只有现在的1/3。
由于报纸变厚，过去一个记者跑的线，现在分给三四个人跑。记者数量大幅膨胀，失去了资源的稀缺性，现在记者还要“放下架子”到处抢新闻，回到报社还要争版面，竞争异常激烈。搞舆论监督又很容易遭人怨恨，很多行业对记者也是百般刁难。“无冕之王”的光环褪去，记者们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焦虑。
另外，是年龄恐惧症带来的落后焦虑。
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相交织，构成媒体人的个体生活环境。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记者，像中国记者这样害怕老去，35岁以后就担心出路。在发达国家，记者虽不一定像医生、教授那样越老越吃香，但35到55岁之间，往往是最好的年纪，成熟、深刻。各大媒体都把有经验的老记者当宝贝，高薪聘用，许多人干到六七十岁，是正儿八经的老记老编。
而我国一些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多为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记者越老越不值钱，媒体往往重用年轻人，这在欧美国家简直不可想象，怪不得人们将记者和模特一起列入吃“青春饭”的职业。
再者，在媒体内部，一个记者如果落后掉队，不能晋升到主任、主编等管理阶层，“老人”就会成为媒体包袱，收入不仅远低于同龄的主任、老总，而且低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四十来岁就成为单位的边缘人，离退休还有差不多二十年，长路难熬。
最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产生的心理落差。
我们报社每年都从名校招聘高材生，许多人为了崇高理想当记者，怀着新闻理想而来，希望自己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一些媒体特有的“工分”考核体制，是一根指挥棒，让记者“为稻粱谋”，变成“新闻民工”。
同一批进来的人，都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有挑战性。做了两三年之后，在某一领域也就做熟了，圈子其实就那么大，该认识的人都认识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每天的生活被跑会写稿交稿交际填满，难免会懈怠下来。
“工分制”是纸媒曾经的先进管理方式，领导会整天逼着写好稿、A稿，但每天批量生产，写了太多稿子以后，媒体人基本上都会用固定的格式写东西，提笔就是“本报讯（记者xx）”，除了那种汉字的排列组合方式，已经很难再想起别的。这就像在流水线上拿计件工资，用条件反射强化“奶粉钱”意识，消解了这个行业的崇高感，以及记者编辑工作的体面和尊严。
媒体人各种现实的忧虑和纠结，十号也没有灵丹妙药，但面对忧虑带来的彷徨，我们可以认识它，审视它，减轻我们在困惑面前的无力感。因心态不同，消极者容易寝食难安，产生极端的仇富心理，积极者则会认识到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价值，奋发向上。十号是积极者，所以我们下一篇反思媒体人的出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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