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杨绛先生赠予本文作者徐虹的签名书《我们的钱瑗》扉页
杨绛的为文为人，淡水太阳风度，镇定而持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句话，倒很可以概括她的心境。
她灵魂的硬度，是可以从文章可以品味出来的。《干校六记》小引中说道：“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穿插。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说是水落石出。这次运动也如同历次运动，都少不了三种人……如果一定要记，有人会记愤，有人会记愧。一般群众会惭愧自己糊涂，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惭愧自己怯懦，虽知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参照——使人窥见那些从时代阴霾穿越而出的人物，所经历的凶险，所遭遇的苦难，所存留的伤痕。她如同一棵临渊的树。人们在急湍里奋争，她的心却在潮流之外，不屑于急流勇进。
翻译家叶廷芳说，在干校的时候，他与杨绛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见，当时紧张的空气之下，可谓人人自危。杨的女婿自杀，她却并没有表露，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甚至脸上丝毫看不出惶恐的神气。她这个人似乎有着超人的镇定与安稳的功力。叶说记得在一次批斗会上，对于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和陈述罪状，其他几位都低头认罪，台下挥拳呐喊。她却居然抬起头，脸都涨红了，一面跺脚一面道：“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着实令人为她捏一把汗。
她这个人，究竟是擅忍还是擅勇呢？或许真的勇猛，并非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而是在基本的真相面前，不随众，不从俗，对自己的内心不离不弃，不因利益而扭曲内心，也不因威压而出卖灵魂，乃至愿意付出代价，保留赤子之心。她的勇敢倒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的《十八春》里的顾曼桢，“历经那么多苦楚，她依然余勇可贾似的——纤细而坚强，正如她的为人。”
图为《听杨绛谈往事》《废墟之欢》。
《杂忆与杂感·杨绛散文》（1994年，三联书店）这本小书，收录了忆旧、拾遗两部分。其中耐人寻味的一段，是说到她妹妹杨必（即阿必）：“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有‘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啊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
阿必是小圆鼻头。于是阿七画了一幅画，一面笑道：“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薄阔其嘴……”阿必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又“哇”地哭起来。以后逢画必哭。忽有一次，阿必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时，夺过笔，在脸上画了许多点子，大声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杨绛道，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可以笑世人，也可以笑自己，这或许也是她养心法之一。
在她95岁以后，极少见客人。季羡林曾说，“不要去打扰老太太。对她最好的尊重，是给她安宁”。她一贯淡薄与出世，婉拒是她的必修功课。
2005年，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诞辰400周年。忽有人对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译本提出异议，话也说得有失尊重。她自然不会开口，学界却为她鸣不平。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杨绛文集》中，收录了她的《记我的翻译》一文。文章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谈到了翻译《唐吉诃德》的前后，也谈到了另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过程，也正巧谈到她的翻译观。我想，或许对该文的摘编也是对真相的一种间接映证。于是通过其法律顾问吴学昭引见，电话直接打到杨绛先生家里。
“你说话一定要大声啊！”阿姨先在电话里叮嘱我。然后传来杨绛的声音：“我现在快成一个聋子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很稳。我说明意图。她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可以借书给你。”
杨绛三里河的家，可谓闹中取静。那是夏季里最热的一天。我一路驱车，神思纷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不堪。但在敲门的一刻，人从内到外安静下来。
她穿浅色的棉布衬衫，很安静，很友善，走路很轻。引我到客厅沙发，吩咐阿姨倒茶。她营造了一种妥帖舒适的氛围，也以沉默和微笑回答我的来意——都说沉默和微笑是智者的处世之道，然有道者却无形于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她说：“我耳朵听不太清楚。如戴上助听器，耳边又像是打雷。不过我们可以笔谈。”我瞥见一只铅笔和一张白纸就平放在茶几上，是她早预备好的。
在我喝茶的间歇，她忽起身回房，搬出几本厚厚的《杨绛文集》，回身坐下。可是嫌茶几距沙发太远了，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发力猛地拉动茶几。然后在我惊讶的目光下，准确地翻到《杨绛文集》第67页，指示我的注意。她神思清晰，动作敏捷。这一年她96岁，我不能相信她的年龄。
“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里？”她大致说了，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部分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关于《唐吉诃德》的。她用铅笔一一做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删减什么，接续到哪里。还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的谈话语句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并且我相信，她的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就在我放下纸笔之前，她忽然笑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左图为三联珍藏版《我们仨》，右图为杨绛先生所赠三人名字印章。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其中一张照片是三人合影。“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大学宿舍。当时我们住在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笑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原文更名为《我与锺书的翻译往事》予以刊发。文中说：“我问锺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谦和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其中涉关重译《堂吉诃德》的来龙去脉，或许对陈明真相有所助益。
修炼与涵养，固然使她睿智和淡薄。但淡薄归淡薄，她对于学术还是认真的。她不会出面解释什么，但如果机会适宜，她显然还是愿意说明情况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放弃申明的权利。
我后来又拜访过一次杨先生家。那天刚巧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姊妹篇《我们的钱瑗》一书送来。在她的书桌上，她用笔慢慢在扉页慢慢写下来：“徐-虹……”，再往下写，第三个字是“小”字——我呆了一呆。结果她写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说，杨先生轻易不题字，今天真是高兴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
本文作者徐虹系《作家文摘》报社常务副总编辑
文章原标题为《杨绛：淡水太阳》，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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