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是杨绛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很多读者当成杨绛的话，误传了。不过这句话中确实可以见出杨绛的处世风格。
据杨绛在《我们仨》中的回忆：“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杨绛给钱钟书寄了一封信，其父钱基博擅自拆阅了。后来钱钟书对杨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大加赞赏。因为杨在信中对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这真是聪明人语。”
杨绛和钱钟书恋爱中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一鸣惊人，迅速走红。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两年后《围城》问世。钱钟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钱钟书曾经很认真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于是他们只要一个小孩。
杨绛说到钱钟书去世时这样描述：“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报头书法：罗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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