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迟来的《平反通知书》
1987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供职的贵州安顺地区农科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傅锦州把我叫到办公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爸爸的平反通知书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对徐孝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的打印件：
原中国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现建行）行员徐孝达同志，系你单位×××同志的父亲，一九五三年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人民法庭区刑字第二十二号刑事判决，以渎职罪判处徐孝达劳役二年。
现经我行复查，并报四川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人民法院已在（86）川法刑监字第120号判决书中作出，撤销原判，宣告徐孝达无罪，请将法院判决通知×××同志。
此致
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党组（公章）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尽管这份“平反通知”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让已驾鹤西去的父母在天之灵也有洗雪沉冤、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三反运动
平反之前那35年间，为了维持起码“尊严”，除非是组织要求填写“履历表”之类不得不如实招来之外，我从不愿提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自打得到《平反通知书》后，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讲“那时那事”，诅咒极“左”扩大化带来的灾难，祈祷永远别再重现。
二、不堪回首的往事
父母均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30年结婚。父亲从1928年4月进入交通银行洮南支行任练习生起，其后24年间，一直辗转供职于沈阳、上海、杭州、重庆交通银行。一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放款股副主任、文书股长、调查研究组组长、业务科交通公用事业组组长、拨款科副科长。
母亲许英白受教育多年，婚后全职理家。1950年白手起家创办了重庆交通银行“幼稚园”，并任园长。那时，一家人过得简单而幸福，其乐融融。
然而，命运就像“过山车”，与时代同步跌宕起伏。我们家的命运从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跌入谷底。
1952年，5岁的我尚在重庆交通银行“幼稚园”入托，当时家住来龙巷川盐四里一栋楼房的三四楼，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家里那台收音机了。父亲说那是美国“飞歌”牌的“五灯收音机”（即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它能“唱歌、唱戏、说话”，我对这台收音机感到非常的稀奇。
记得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大帮人，听不懂他们给妈妈讲了些什么，尔后当着木然的妈妈，七脚八手翻箱倒柜，随后连收条也没有留下一张，就大箱小包地带走不少东西，其中就包括我最喜欢的“五灯收音机”。这帮人走之后，妈妈捶胸顿足痛哭不已。我懵了，好像天都塌下来似的（按照妈妈后来的话说：全家半辈子积攒下的那一点积蓄统统被洗劫一空）。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去“幼稚园”了，我也辍学在家。
被“抄家”之后，我们家四兄弟加上妈妈，被勒令从楼上搬到底楼转角处，阴暗潮湿，狭窄得刚好容下两张床，我和妈妈一张，三个哥哥挤一张，剩下几只旧皮箱和帆布包裹重叠放在角落，一张老式方桌和几条长板凳，便是饭桌兼课桌。最要命的是，对面厕所“阳沟”（下水道没加盖称“阳沟”，加盖称“阴沟”）就从楼梯间穿堂而过，不时飘散出阵阵恶臭，蚊蝇乱飞，妈妈只好找些旧木板把“阳沟”盖住。没有电灯，妈妈用一个小碗，搓一小布条，再倒一些菜油，点起来昏昏暗暗；楼梯间无墙无门，妈妈只好拿根竹竿穿上两床旧被单做成布帘遮拦一下；没有厨房，就在楼梯下面放个炉子烧焦炭，天天生火，弄得满屋子烟。就这样，还因为没钱买炭而不得不拣些树枝、木头来凑合。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实在看不下去的好心人反映，才有人来用旧木板隔出比人稍高的墙和门，同时把“阳沟”加了盖，拉上电线装了灯。
“抄家”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院坝里聚集了一些人围坐成两三排，妈妈一开始还坐着，我站圈外。只见那些人指手画脚、凶神恶煞吼叫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斗争会”。“斗争会”后，妈妈回到家伤心恸哭，彼时彼景令我终生难忘。正在读小学的三个哥哥陆续放学回家，妈妈边哭边说：一辈子没有过的奇耻大辱啊，我也不想活了……我们几个兄弟吓得不知所措，个个大哭不已，团团围住妈妈，死死拉着妈妈的手不敢松开。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爸爸了。有一天，交通银行来人说，可以送点毛巾牙膏牙刷类日用品。于是妈妈和我到了朝天门附近一栋石头砌成的大楼（当时的交通银行），妈妈给守门人说了些什么，便跟着一个人下楼梯到了昏暗潮湿的地下室，那人用钥匙打开一道铁门，随后就站在门边。稍许等我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才猛然看见爸爸坐在铺了点棉絮的地铺上，我喊“爸爸”，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喃喃应着，只见他挪动身子时那疼痛难忍的痛苦样子，至今犹在眼前。妈妈和爸爸说着什么，没多久就出来了。妈妈给我讲：爸爸前几天被用刑了。几年后，我才听爸爸零零星星地透露：“老虎凳”、“土飞机”、“挤牙膏”……样样都可以让你死去活来，往往屈打成招。
白天，家里剩下我和妈妈。把我放在家，妈妈不放心，出门总带着我。时不时去亲戚家打听动静、了解政策、分析事态，回来就爬在饭桌上边流泪边写啊写。过不了几天，就拉着我去一些“大机关”，强作笑脸地逢人就把写好的东西递上去，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向所能见到的每一个人述说着差不多内容的话。之后我才陆续从妈妈嘴里听说那些“大机关”是“西南高等法院”“西南检察署”什么的。可以说，那时我便受到“上访”的启蒙。
爸爸被关，没有一点工资，经济来源断了。妈妈便从“抄家”后剩的东西中捡出好点的拿去当铺换钱，甚至把家里积攒的肥皂也拿去变卖，加上亲戚零星接济，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和哥哥们的学费。好在交通银行食堂离我家不远，那时实行“供给制”，一到吃饭，八人一桌，几菜一汤。妈妈估计别人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叫我们提着小木饭桶，赶紧去把吃剩的菜倒桶里，回来煮一煮，全家可以对付了。当然，那种“梳子鱼”（别人把鱼肉吃了，鱼身形同“梳子”）、“月亮肉”（别人一口把瘦肉咬了，剩下的肥肉加猪皮，形同“弯月亮”），已经相当好了。天热时，没几天菜馊了饭腻了也舍不得丢，用清水反复淘洗米饭和馊菜一锅煮，照吃不误，到现在我从不“挑食”大概是那时养成的。
让人没齿难忘的，要数时不时碰到的好心人，他们看到比饭桌高不了多少的我提着小木饭桶来了，就会警觉地四处张望，趁没人注意，赶紧把整碗菜倒进桶里，顺手拍拍我的头，似乎以此表达怜悯与同情。
兴许是妈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缘故，妈妈得以到交通银行幼儿园洗衣物（当时都是全托）。上全天班，却拿一半工资。就这样，妈妈依然十分珍惜这份工作。
▲庆祝三反胜利大会
每天一大早，妈妈弄好早饭，把哥哥们中饭准备好，然后催他们起床，随便吃点水泡饭就上学去了。当我瞌睡迷兮的时候，不得不被妈妈拖起来，拉着去上班。有时晚了早饭都来不及吃，妈妈就会买块烧饼塞在我手上，自己饿着肚子，一路小跑……接下来就是几大盆衣物，机械地重复每天的洗衣程序。热天尚好，冬天时，冰水加厚重衣物，手泡得又红又肿。我能出力的是等晾衣服时，把晾衣杆一头插进树丫枝，另一头由我扛着。
妈妈常会边洗衣服边想心事边流泪，这时我会一声不响十分“乖巧”，顶多用手玩玩洗衣盆中的肥皂泡泡而已。只有等到小朋友睡午觉了，我才去玩玩“梭梭板”。
不过，直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幼儿园有位阿姨（可惜，一直记不起她的姓了），时不时会拿几块“苏打饼干”或者几颗糖果给我解馋、充饥。
1952年7月，爸爸曾以“贪污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由于坚持不懈上诉，有关部门只好重新复查，于1953年11月2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法庭刑事判决改判书”形式，作出了“改判”，称：
“……原判贪污受贿三千五百万元（注：旧币。相当于现在3500元），虽有重大嫌疑，但迄今未查出可靠证据及赃款下落，以渎职罪应予具结处理，原判三年有期徒刑改判为劳役二年。”
爸爸当时被“劳役”的地方就在杨公桥一带。之后，我和妈妈去过两三次。每次去，一是送些换洗衣服，二是送些爸爸喜欢吃的“杂酱”：即黄豆酱炒肉末，不容易坏，又下饭。记得第一次去工地上看爸爸的时候，正是春雨潇潇时节，那时公路不过是泥巴石子，坑坑洼洼，一步三滑。妈妈一路逢人便问，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建筑工地，进得一个工棚，妈妈说明来意，那人就叫我们等一下便出去了。不一会，爸爸从外面进来，穿一身统一发的服装，见到我们很高兴，看起来精神比在地下室好得多。妈妈和爸爸说了一阵话，在离开时，只听爸爸讲“给幺妹（我的小名）买个包子吃”。我和妈妈出来已近中午，便在一个路边食店吃中饭，妈妈真给我买了一个肉包子，真好吃！
爸爸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劳役二年”，直到1954年秋季释放。工作自然没有了，倒是多了一顶“劳改释放犯”之称谓和日后“老运动员”的特殊待遇。由于有个哥在重庆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缘故，全家在1955年春节前才得以从楼梯间搬到重庆大学不足50平方米的“夹壁墙”宿舍，一家七口蜗居斗室也恍如“旧貌换新颜”。爸爸帮该校画教学挂图和刻讲义，有些许收入。
1956年6月，重庆市出台录用闲散“社会知识分子”政策，爸爸闻讯报名，以他深厚学业功底而被录取，经市教育局“暑期教师学习班”培训，8月结业分配到公办的“兼善中学”（解放前卢作孚创办，曾是重庆13中）教地理。
1962年“新三反”运动时，爸爸因1959年在学校“生产办公室”协助工作时以“账目差错”230元又被认定“贪污”，终以“赔偿”了事，迄今无结论。“文革”期间爸爸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批斗、强劳对象。1971年3月，因为“好使唤”又有“一技之长”，遂解除强劳到教务处排课表刻钢板。
三、历史终于翻了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让我们一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在这当口，1980年妈妈“脑血栓”致半身不遂，爸爸才以72岁高龄退休，从此全心全意照顾患难与共的老伴，为儿子们解除后顾之忧。因为爸爸日夜精心伺候，连医生都称赞：卧床两年多，竟连褥疮都没有一个。那时的爸爸依然执笔不辍，写出许多申诉材料，“病急乱投医”般到处投送，希冀老天开眼，还以公道。我当儿女的更不会等闲视之，屡屡用“挂号信”投书地方政府直至中央。大势所趋，转机笃定，才有了本文开头的情景。
由于受爸爸的“株连”，因贯彻“阶级路线”缘由，我于1963年初中毕业就被告知不能考高中，我便自行联系到某农场劳动近半年。1964年4月，从到安顺地区农科所从科辅工干起，但我绝没有向命运低头，虽最高学历不过是改革开放后“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在职中专，1985年到西南农业大学进修一年，数十年如一日笃信事在人为，自我拼搏，自学了农学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和英语。1987年，我从最初级的农业技术员破格晋升为自然科研系列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1993年，因公开发表三万多字专业译文为依据而免试外语，加之“硬件”成果、“软件”论文多多，得以顺利晋升副研究员；1994年获政府特贴；两次被评定为市级科技“拔尖人才”。我先后任安顺市农科所副所长、安顺市科协副主席（正处）、九三学社安顺市委副主委、安顺“地改市”后第一届政协常委、贵州省第九届政协委员。
细数这些，绝非“炫耀”，只是想“注脚”三点：一是绝不能重蹈极“左”覆辙；二是任何苦难在大写的“人”面前，反而成为强大的奋斗动力；三是倘若没有改革开放，个人再怎么有本事，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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